在彝族作家阿克鸠射看来，悬崖村的父母们，对教育的重视已经不比城里的家长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知识才能为孩子们插上飞出去的翅膀。”
2020年11月，立冬之后，彝族新年，孩子们都从山下回到悬崖村。
11月22日下午，从钢梯上爬上来，19岁少年某色布且弯腰走进半山坡的家。这是个土夯房，屋里不算亮堂，刚杀的猪铺在地上，墙上挂着香肠，不远处彝族火炕火烧得正旺。火塘旁，14岁的某色小林正将作业收好，初二的她在作文里回忆自己的小学，字迹端正秀气。
布且放下背篓系上围裙，围着灶台开始做饭，他是昭觉县民族中学高一的学生，也是现在山上勒尔社里唯一的高中生。当年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比他大三四岁的，有的已经做了父亲，“到我妹妹她们读书时，村上的孩子都能按时入学了。”
曾经的悬崖村，读书比不上找牛羊归圈重要。艰难的上学路，大多数孩子只能读到小学毕业。如今，当纷繁的现代文明冲撞着这个古老村落时，村民们已经相信，读书是走出贫困的最好出路。
截至2020年6月，在悬崖村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到县城安置点之前，悬崖村小学，包括“一村一幼”幼教点，共有520多名学生，均实现适龄儿童全部入学。搬迁后，大部分学生已转学到县城3个安置点周边的学校就读。
梦想让每个人发出不一样的光，这里的孩子，无人再辍学。
山上山下
两代人的求学路
布且的上学路，并不好走。
因为下山的藤梯太危险，他11岁才开始读小学。曾经的他每周回家一次，都是被父亲用绳子绑住腰送下山，小小少年背着一袋大米和咸菜，走上7公里的路到达学校。漫长的冬天，小脚丫得蹚过冰凉的河水，踩过厚厚的积雪，路途中湿透的裤腿与鞋子，到了放学依然冰凉。
这也是一条越来越孤独的路。小学头两年，布且还能和七八个同村伙伴一起上学。到了五年级时同行的就只剩下两三人，上到六年级，他还有唯一一个伙伴，但到了中学，这条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所以悬崖村的孩子上学都晚，因为小娃娃们走不了藤梯，只能在村里趴在地上玩，浑身黄土。”今年50岁的莫色子古太清楚这条路，他在悬崖村长大，年少时拼尽全力想要走出大山，却在中学毕业后，因家贫而放弃学业。
“以前，悬崖村的孩子成才太难了。”到现在，莫色子古都记得自己彼时的迷茫。直到1993年，受支尔莫乡委托，他成为阿土勒尔村的代课老师。在他之前，请来的老师都留不住，留下的老师自己都是小学文化。相比“小学生”教小学生，在悬崖村长大、又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莫色子古是最好的人选。
那是他最开心的一天。接下来的11年，他在悬崖村的三个社待过，一个人承担起语文、数学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也因此，莫色子古见过太多人被中断学业。其中，上学的路太难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悬崖村，即使孩子们好不容易读到中学，但最近的古里中学距离悬崖村也有50多公里，村上的学生娃需要凌晨4点就出门，小小的身影顺着山路越走越远，路上饿了就啃玉米饼和土豆，直到下午6点才能到学校。
在莫色子古的经历中，路险、家贫、父辈的认知，任何一项都会阻断上学路，“何况，悬崖村占全了。”
命运不同
读书好，腰杆子硬
对于布且而言，从小他就知道一笔账，他们家全年的收入主要来自种玉米的2000多块钱，而他一年的学杂费需要大概600元，占了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陆续有了3个妹妹后，压力更大。
这一家四个孩子能一直读下去，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某色伍哈。那是个背已佝偻的中年人，明明才48岁，但黝黑的脸上已被操劳刻上深深的皱纹。而他的故事，是关于悬崖村上一代的遗憾。
故事的开始，是悬崖村的一个少年，他在13岁前没下过山，童年没有受过教育，他不会识字也不会说汉语。28岁时，他独自去长春打工，语言不通，没有技术，待了一个月就想回家，但因为不识字总是坐错车。
坐了很久的车，不知道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求助。他又累又饿，终于想到把来时的车票递给售票员，指着出发的地名，手脚并用表达着想去哪里。终于，沿途的风景逐渐熟悉。在回家的路上，他哭了。一年后，他有了儿子，他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后代重复自己这样的生活。
“不能让孩子也吃没文化的苦。”坐在火塘边，某色伍哈用生硬的汉语说。
观念的改变总是缓慢且坚定的。有人是在见到世界之大后的感受。2008年，村民饿的来格从山下背回一台21英寸的电视，那是村里的第一台电视，全村人都围在他家，外面的世界第一次这么近涌上这个悬崖上的村庄。对饿的来格而言，在中学时放弃学业，20岁报名参军，经过一段热血岁月后，他带着三等功退伍回村，却感觉自己被困在了和祖辈一样的生活中。
“习惯贫穷也是一种贫穷。”在过去7年里，彝族作家阿克鸠射曾54次抵达悬崖村，从藤梯到钢梯，他深入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36年前，悬崖村有了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大专生。阿克鸠射和他聊天时，他已年过半百并在县城安了家，但仍能想起幼时小学的土墙茅草顶，老师写字的木板、学生写、画的尖石头。那时村里家长不觉得读书有什么用，直到他在大专毕业后有了工作，并顿顿能吃上“猪肉和大米饭”，人们才认识到读书的价值。
“现在都是‘教育攀比’了。”曾经，作为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子阿牛需要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劝说辍学的孩子回学校。村里攀比得最多的，也是红白事杀了多少猪羊，送了多少礼金。可如今，这里的观念早变了，“哪家孩子成绩好，考到好学校，哪家的父母就会被奉为上宾，村里红白喜事坐上席。”
因为儿子布且，某色伍哈走在村里努力挺直腰杆。这位父亲最自豪的事，就是告诉大家要下山去给孩子开家长会。尽管他不识字，也看不懂成绩单，但他就是相信，儿子的成绩肯定很好。
世界很大
离村民不再遥远
和观点一起一点一滴改变的，还有这条上学的路。
2014年，位于悬崖村山脚下的勒尔小学建成并开始招生。2016年，钢梯修好，村里有了幼教所。2020年，84户曾经的贫困户搬下悬崖村，在县城安置点拥有了新房。
在整个昭觉县，小学入学率已经达到99.88%、初中入学率达到99.86%，30222名曾经的贫困家庭子女全部入学就读。
读书声响起，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梦想。
布且希望未来自己能考上大学、学法律，这源于他从小看见村里人有争执都自己解决，长大后才知道有些事应该用法律来衡量。
为了这个目标，布且很努力，他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凌晨才睡。“城里的孩子基础比我好，但是比我还努力。”对于女孩某色拉作而言，刚从勒尔小学到昭觉中学时，曾被巨大的不适应笼罩。在年龄上，17岁的她是班里最大的女孩；在课程上，也从小学时只有三门课猛增了历史、政治等多门课，拉作想起从小攀爬藤梯的上学路，每当她想要放弃时，就会把路程分成一个个小目标，再一段一段抵达。于是，她制定了每个阶段的学习计划，一点点赶上，直到现在成绩稳定在班级前十。未来，拉作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回到家乡，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好读书这条路。
“只有观念的改变才能走下心中的‘悬崖’，而观念的改变，还是得靠教育。”在阿克鸠射看来，悬崖村的父母们，对教育的重视已经不比城里的家长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知识才能为孩子们插上飞出去的翅膀。”
如今，在悬崖村，基本上都是母亲在城里的安置点照顾读书的孩子，父亲在山上村里种花椒、油橄榄，搞养殖和经营农家乐，全家人的盼头就是让孩子们安心读书。对于他们而言，一直留在悬崖村，和出去感受过世界后再回到家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徐湘东 肖洋 杨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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