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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妻妾中多有人妇，诸妇或丧偶孀居，或离异归家，而曹操亦乐此不疲，勤耕不辍，甚至出现过因强占张济遗孀而致张绣叛乱之事，可谓自陷大祸。
太祖纳济妻，绣恨之。--《魏书 张绣传》
后世读者多将此视作曹操的个人癖好，即对人妇存在特别偏爱。笔者结合曹操纳妇的历史背景，怀疑此事可能并非纯粹源自其淫欲，而是另有原因。
其核心原因便是曹操早年子嗣不旺，兼中年丧子，因此欲通过纳人妇来广布子嗣。
这并非异想天开，因为类似事件在后世确实真实发生。比如东晋简文帝与刘宋武帝均是中年无子，遂采术士之言，通过纳年长壮妇，广布恩幸，最终使皇统承续后继有人。
（帝）又数年无子……时（李）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既至，相者惊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召之侍寝。--《晋书 后妃传》
从现存史料来看，曹操纳妾的高峰期出现在建安年间（196-220），这当与其长子曹昂战死于建安二年（197）存在密切关联。
曹昂死后，曹操庶子中年龄最长的曹丕不过十岁；可知彼时年逾四旬的曹操，膝下子嗣幼弱，后继乏人，与后来多子多福、儿孙环绕的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曹昂）、从兄（曹）安民遇害。时余（曹丕）年十岁，乘马得脱。--《典论 自叙》
有鉴于此，对曹操纳妾、尤其是纳已婚已育之人妇一事，便需要审慎看待。单纯将之视作个人癖好，不免有片面之嫌。
本文想结合现存史料，探讨曹操纳人妇的历史背景及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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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早年“子嗣稀薄”的尴尬状况《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开篇首句便是“武皇帝二十五男”；即曹操生有二十五子（诸公主不算在内），堪称繁茂。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宋姬生东平灵王徽，赵姬生乐陵王茂。--《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然而“二十五男”的喜人数字，乃是曹操在六十六年人生中不懈耕耘所得，其早年的子嗣状况却是另一番光景。
在兴平元年（194）即曹操四十岁时，他的子嗣可考者寥寥，唯有曹昂、曹铄、曹丕、曹彰、曹植；余者皆不可考。
曹昂生年不详，建安二年（197）战死之前，被记载为“弱冠举孝廉”。
丰愍王（曹）昂字子修。弱冠举孝廉。--《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曹昂弱冠举孝廉，随父南征，为张绣所害
弱冠即士人在二十岁时行成人礼，乱世可以从权，时间往往提前。照此推断，曹昂战死时，应在二十上下，兴平年间则年龄更少。
曹操庶长子曹丕，彼时（194）不过七、八岁；曹彰、曹植与丕同母，年龄更幼。曹铄与曹昂同母，虽有子但“早薨”，可知彼时其健康状况亦不会很理想。
相殇王（曹）铄，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谥。--《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换言之，曹操迈入四十大关时，其子嗣中唯曹昂稍长，余子皆幼弱，且诸子健康状况堪忧。除曹铄外，卞氏幼子曹熊亦“早薨”，可知也是百病缠身。至于有神童之名的曹冲，彼时（194）尚未出世。
这里需要另外解释曹均、曹整的年龄问题。
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张绣联姻，“为子（曹）均取绣女”；建安八年（203）曹操又与袁谭联姻，“为子（曹）整与谭（女）结婚”，貌似曹均、曹整彼时皆已成年，实际不然。
太祖执其手，与欢宴，为子（曹）均取（张）绣女，拜扬武将军。--《魏书 张绣传》
冬十月，到黎阳，为子（曹）整与（袁）谭（女）结婚。--《魏书 武帝纪》
曹均、曹整生年均无载，而曹整“（建安）二十三年薨，无子”。古人成婚甚早，而曹整无子，当为早逝，可知与袁谭之女成婚时其年龄甚幼。
郿戴公子（曹）整，奉从叔父郎中绍后。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无子。--《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曹操向汉献帝嫁女时（213），亦有“少者待年于国”的记载，如上官皇后故事（上官氏六岁与昭帝成婚）。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天子聘（魏）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魏书 武帝纪》
天子聘魏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
按《汉代婚丧礼俗考》，两汉女子的正式成婚年龄可低至十三，如明德马皇后故事。可知彼时（213）曹操向汉献帝进献的三位妃嫔，不乏幼弱者，因此被迫“待年于国”。皇室婚姻尚且如此，士人婚姻情况可知。
由是选（马）后入太子宫。时年十三。--《后汉书 皇后纪》
有鉴于此，曹均、曹整等人出于政治目的而与曹操的政敌“结婚”，只代表双方通过婚约缔结同盟关系，不代表他们已经成年。按现存史料推断，在曹操四十岁时（194），此二子很可能尚未出世。
曹昂之死带来的连锁效应建安二年（197）曹昂战殁，而庶子中年龄最长的曹丕“年十岁”，不堪政事，曹氏集团竟面临后继乏人的窘状。
是时，年逾四旬的曹操，失去了唯一的成年子嗣。按《荀彧传》，曹昂死后，曹操“出入动静变于常”；按《魏略》，曹操临终前仍在对曹昂之死耿耿于怀，丧子之痛可见一斑。
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众皆谓以失利于张绣故也。--《魏书 荀彧传》
太祖病困，自虑不起，叹曰：“……假令死而有灵，子修（曹昂）若问‘我母所在’，我将何辞以答！”--《魏略》
彼时（197）不仅曹昂战殁，曹丕也险些遇害。按其自述，张绣之乱时他虽年仅十岁，但亦随父从征，“乘马得脱”，侥幸免死。若曹丕亦战死，后果不堪设想。
时余（曹丕）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典论 自叙》
曹昂之死的教训是深刻的。它令曹操意识到，生逢乱世，子嗣无论长幼，皆随时可能亡于非命。若想避免绝嗣之隐患，唯有广布恩幸，开枝散叶。
从现存史料看，曹昂之死带来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客观上加速了曹操广纳人妇，广布子嗣的历史进程。
（1）丁氏离异大归
曹昂、曹铄、清河公主均是曹操妾室刘氏所出，其嫡室丁氏不育，遂将年龄最长的曹昂过继收养，曹昂也因此获得嫡长子的地位。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曹昂）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修。--《魏略》
刘夫人生丰愍王昂、相殇王铄。--《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曹昂死后，丁氏膝下无子，且年老色衰，兼之怨恨曹操贪恋美色（强占张绣叔母）而致曹昂遇害，遂离异大归，与曹操绝婚。
子修亡于穰，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魏略》
丁氏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
丁氏大归，对曹操而言未必是坏事。按《魏略》，曹昂在世时，丁氏“视（卞）后母子不足”，可知丁氏性格强忌。这可能与其本人不能生育有关，因此她对生育曹丕、曹彰等人的卞氏，怀有天然的敌意。
初，丁夫人既为嫡，加有子修（曹昂），丁视（卞）后母子不足。（卞）后为继室，不念旧恶。--《魏略》
从这一层面看，丁氏归家之前（197），曹操子嗣不盛，很可能与嫡室的严密干预有关。眼下丁氏既已绝婚，那么曹操再想肆行淫欲，开枝散叶，便再无束缚。
从现存史料来看，曹操子嗣数量的爆发期，也恰恰是在建安年间（196-220），与丁氏大归（197）的时间线相吻合，二者很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2）杜、尹诸夫人的入府时间及曹操纳妾的高峰期
杜夫人是秦宜禄之妻，有一子秦朗；建安四年（199）曹操纳之于下邳，生二子一女：沛王曹林、中山王曹衮、金乡公主。
杜夫人生沛穆王（曹）林、中山恭王（曹）衮。--《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金乡）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魏末传》
《魏略》云杜夫人又生高城公主，未详是否为金乡公主之别号；若是，则杜夫人为曹操生有二男二女。
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曹豹即曹林）及高城公主。--《吊魏武文》刘善注引《魏略》
尹夫人是何进儿媳（一作何苗儿媳），有一子何晏，入府后又为曹操生范阳王曹矩。
尹夫人生范阳闵王（曹）矩。--《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尹氏入府时间不详。按《魏略》，曹操“为司空时”，秦朗与何晏一并“随母在公家”。
曹操“为司空”始于建安元年（196），按何晏与秦朗入府时间相近，可知尹氏入府时间大约亦同杜氏相近，也在建安四年（199）前后。
太祖为司空时，纳（何）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蘇（秦朗）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魏略》
按《世说新语》，何晏随母入府时年已七岁，“明慧若神”，曹操爱之，“欲以为子”。何晏生年无考，学者多推测其生于初平年间（笔者见过初平元年（190）、初平三年（192）两种记载），亦可侧面佐证其母的入府时间。
何晏年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帝奇爱，以晏母在宫内，欲以为子。--《世说新语》
魏武帝以晏母在宫内，欲以何晏为子
至于另有生育记载的李姬、周姬、刘姬、宋姬、赵姬等人，其入府时间当在杜夫人、尹夫人之后。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曹彪之母孙姬。
孙姬生临邑殇公子上、楚王彪、刚殇公子勤。--《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如传以母贵贱为次，不计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虽大，传在（赵王）干后。--裴松之
不过《魏书 后妃传》称“姬”之地位在“夫人”之下，以年资序列推断，诸姬的入府时间应普遍晚于杜、尹二夫人。换言之，曹操纳妾的高峰期，确实出现在曹昂战死、丁氏离异（197）之后。
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仪，有婕妤，有容华，有美人。--《魏书 后妃传》
更不必说，曹操在六十余岁时又同“陈妾”生一子曹干。陈氏早亡，王昭仪又养其子。可知终其一生，曹操都在开枝散叶，广布子嗣。
（曹）干一名良。良本陈妾子……良年五岁而太祖疾困（曹操时年六十六），遗令语太子（曹丕）曰：“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魏略》
综上所述，在曹昂战死、丁氏大归之后（197），曹操开始大量纳妾，广布恩泽，最终摆脱了之前子嗣不旺的窘境，一跃成为生有“二十五男”的多子君王。
曹操纳人妇为妾的现实需要如前所述，在曹昂死亡之初，曹操的纳妾对象存在一定的针对性，即偏好已婚已育之妇人，其中尤以杜氏、尹氏为代表。
曹操好已婚妇人尚可理解、好已育妇人则略显反常。实际若以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宋武帝刘裕的案例做参考，可知曹操的行为存在一定的目的性，即生育子嗣，尤其是生育男丁。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早年丧子，在术士的建议下，纳“形长而色黑”的丑妇为妾，遂得二子一女。
（司马昱）又数年无子，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时（李）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帝以大计，召之侍寝……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晋书 后妃传》
宋武帝刘裕，成婚多年仅得一女，年至四旬仍膝下无子，几乎绝嗣。有司马昱的成功案例在先，刘裕遂大量征募壮妇入宫，广布恩幸，雨露均沾，数年间竟得七子九女（见《宋书 武三王传》），一跃从鳏寡孤独成为多子帝王，堪称神迹。
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项“求子工程”的产物。文帝生母胡婕妤，入宫时已近四旬，必有婚史，生子后又不得宠，旋遭赐死，时年四十二。
武帝胡婕妤，讳道安，淮南人。义熙初，为高祖所纳，生文帝（刘义隆）。五年，被谴赐死，时年四十二。--《宋书 后妃传》
刘义隆为刘裕三子，其昆弟之辈，生母亦多“不知何郡县人也”（包括太子刘义符生母张夫人在内），应多为已婚育之妇人所出。此事关乎皇室尊严，史家遂隐匿之。
（宋）武帝张夫人，讳阙（即名讳失考），不知何郡县人也。义熙初（义熙元年刘裕已四十三岁），得幸高祖，生少帝（刘义符），又生义兴恭长公主惠媛。--《宋书 后妃传》
刘裕广纳妇人，广布子嗣
司马昱、刘裕等人的活跃时间在汉魏之后，但这种纳已婚、已育妇人有助于生育子嗣的观念，诞生时间可能又在此之前。曹操或许亦闻此道，遂付诸实践。
如前所述，生育曹林、曹衮、金乡公主的杜夫人，与生育曹矩的尹夫人，她们在与曹操成婚之前，均有生育男丁的记载：杜氏生秦朗，尹氏生何晏。
曹操在曹昂死后（197）数年间先后纳杜、尹诸夫人，很可能便是受此观念之影响，即迷信生过男丁的妇人，容易再生男丁。
当然，相比于司马昱、刘裕等人的“来者不拒”，曹操在纳妾标准上还是存在一定要求的。从曹氏诸妾室的相关记载看，她们多为美貌孀妇，可知曹操并不似刘裕一般为了求子而胡乱临幸，这可能和曹操当时膝下有子存在关系。
司马昱、刘裕属于没的选择，曹操尚有少许选择，因此在纳妾范围上亦稍有松动，不尽为已婚已育之妇。
推此而论，建安九年（204）曹军攻屠邺县，“袁氏妇子多见侵略”，甚至出现了曹操、曹丕父子共争甄氏的伦理丑闻，很可能与甄氏的人妇身份存在关联。
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孔）融乃与（曹）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后汉书 孔融传》
从曹操“令疾召甄”的焦急情绪来看，他对甄氏存在较强的贪恋之心，这或许不尽源自甄氏的非凡容颜，也可能是曹操借助杜氏、尹氏等人生子的成功案例，进一步迷信纳人妇为妾有助于诞育男丁。
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氏）。左右白：“五官中郎将（曹丕）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世说新语》
甄氏彼时已二十有二，之前是否有过生育情况，史书不详；不过按她与曹丕成婚后“生明帝及东乡公主”来看，似又进一步佐证了曹操的猜想，即纳人妇有助生子，尤其考虑到曹丕原配任氏与之成婚多年，却一无所出的历史背景。
文帝纳（甄）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魏书 文昭皇后传》
（文）帝欲遣任氏，（甄）后请于帝曰：“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王沈《魏书》
曹操“好纳人妇”之事，在无形之中又影响到曹丕。除甄氏之外，曹丕的宠妃郭氏亦具备类似出身。
郭氏的早年经历十分复杂，“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直至“太祖为魏公时”才“得入东宫”。是时郭氏已年过三旬，比曹丕还年长三岁，在汉魏时代属无疑于中年妇人，之前很可能有过婚史。
（郭氏）早失二亲，丧乱流离，没在铜鞮侯家。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魏书 文德皇后传》
太祖为魏公时，郭氏得入东宫
只可惜郭氏未能为曹丕生育子嗣，最终竟被迫收养甄氏之子曹叡。可知欲求子嗣，即使广纳人妇也未必是良策，不能保证得偿所愿。
小结曹操“好纳人妇”的相关记载，严重左右并误导了后世读者对此事的理解，甚至视之为曹操的特殊性癖，诚为遗憾。
其实对曹操这种出身豪富的膏粱子弟而言，“美色”绝非其最终追求；美女对其而言，唾手可得，不过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王沈《魏书》所云“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悉以赐有功”即是对曹操心态的最佳注解。
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王沈《魏书》
至于曹操为何要在建安年间（196-220）大肆纳妾，广布恩泽，以至年逾六旬仍在辛勤耕耘，其核心原因在于其身份地位的改变。
作为军阀集团的首脑，曹操不再是寻常乡宦，他需要替曹魏军政集团的未来负责。在乱世之中，原定继承人随时可能暴毙身死（比如曹昂），因此曹操必须保证子嗣繁茂，多多益善，此即董昭所言“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
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魏书 董昭传》
若子嗣寡弱，休说奠定基业，只怕身死国灭近在眼前，东汉诸少帝即为前车之鉴。
在此背景下，已婚已育之人妇，虽无完璧之身，至少证明过其生育功能的完善，不至出现曹操原配丁氏那般的不育状况；因此不仅曹操好纳人妇，后世司马昱、刘裕等人亦好此道，且诸人在“求子”方面均取得了理想的结果。此非性癖所致，而是现实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曹操“好纳人妇”，便如司马炎“后宫万数”。历代学者多将司马炎视作荒淫之徒，实不尽然。日本汉学家通过探讨司马炎的后妃家世构成，认为晋武帝乃是欲通过缔结婚姻来笼络门阀世家，并非纯出于淫欲，此说甚有发微之意，可供参考。
注：见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
一言蔽之，探讨政治人物的行径时，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宜单纯以凡人之心度之，更需结合历史环境及文化背景来理解其行为动机。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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