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像。 （资料图/图）
从高中时开始陆陆续续读《资治通鉴》，后来考入大学读了历史专业，遂经常重读，养成习惯，转眼四十多年了。不敢自诩有什么真知灼见，不过要聊起《通鉴》，还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说说。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1019-1086），生前身后知名度甚高，童年“砸缸”的故事广为人知。近年曾有著名收藏家与北大教授在电视节目上争论此事真假，归结为司马光的时代有没有缸。其实无论《冷斋夜话》还是《宋史》的记述，司马光砸的都是“瓮”。这里所说的“缸”是大口的陶器，有釉，而“瓮”小口大腹，是瓦器，无釉，属粗拙的陶器，两者制作有所不同，今天在陕晋豫各地仍可看到“瓮”。“缸”“瓮”一字之差，当年两位专家的讨论跑偏了。
司马光一生最成功的事业，主要不是政治家，不是创造历史，而是书写历史。他用十九年时间，编成了354卷的《资治通鉴》（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记载了从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这1362年间的历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作品。一部二十四史，《通鉴》涵盖了从《史记》到两《五代史》的十九史，总体来说，其价值不在正史之下，这是无人能及的成就，是今天的专家学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资治通鉴》得到著名学者钱大昕、王鸣盛、陈垣、陈寅恪等人的好评，也得到政治家曾国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高度重视。政治家读书，多揣摩形势策略，斟酌得失利弊。学人则侧重《通鉴》的史料价值和历史眼光，讲究拿《通鉴》和正史、文集、碑碣、野史对照，一是比较《通鉴》哪些写了哪些不写。比如灾异天象，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所记较多，《通鉴》正文里大幅减少，有些则移入《目录》，反映了汉宋时期对“天人之际”的不同认知，也反映了司马光的史家视野里对于人事的看重。更重要的是《资治通鉴》突出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统长期延续，政治传统有变动有继承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对中长时段的重视，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的记述。这样中长时段的历史书写，笔则笔，削则削，与大量史料之长编自然不同。《通鉴》呈现了中国历史的厚重感。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手卷，现藏国家图书馆。 （资料图/图）
就具体记载而言，如《通鉴》永徽六年（655）记萧淑妃诅咒武则天“愿他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蓄猫”。此条颇为人引述。然同书长寿元年（692）云：“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如能通观《通鉴》前后，可知“宫中不蓄猫”之说不可信，读《通鉴》者应不至于断章取义。
又如贞观二年（628），《通鉴》记“畿内有蝗”，“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细读该条，可知此处实为沿袭唐人旧说，属于唐史官阿谀本朝先皇之历史建构，见于唐人吴兢所著《贞观政要•务农》，以及《旧唐书•五行志》《唐会要•螟蜮》《册府元龟•感应》诸书。但是同样记载再多，也没有说服力。虽然《贞观政要》云“京师旱，蝗虫大起”，《通鉴》作“畿内有蝗”，笔法有所收敛，但“蝗不为灾”之说断不可信，不必讨论。从常识出发，即便不参考有关各书，也应该不会轻信《通鉴》所述唐太宗吞蝗虫的故事。
又比如，《隋唐嘉话》卷上：“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帝意复解。”《新唐书•宇文士及传》略改一二字。《通鉴》则只记太宗批评宇文士及之语，而删去士及辩解之辞。司马光修史之意在劝谏，且暗寓褒贬，其不取宇文士及巧言善辩之例，对史料加以裁剪，熔铸成一段记事文字。虽不加议论，读者于此可以深思。
贞观之治流芳青史。贞观四年（630）书“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这是在贞观“元年关中饥，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的前提下取得的转折性丰功伟绩，只是转速过快，十分生硬，显然是贞观年间为政治要建构而成的政绩。“终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可以取此后与之对比，一是贞观七年（633）记，“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可知四年死刑二十九人之说太假，司马光《考异》已予质疑。七年三百九十人死囚如期“自诣朝堂”之说亦不可信，自造佳话自我吹捧的痕迹太过明显。还可以对比贞观二十三年（649）十月：“上问大理卿唐临系囚之数，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应死。”以及开元二十五年（737）：“大理少卿徐峤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凡是唐朝需要歌颂太平景象，死刑数量特少就变成一个基本指标，一再用来渲染本朝德政之深入人心，教化大成。《资治通鉴》对贞观之治有很高评价，成为后世读者贞观想象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通鉴》又记述了贞观历史的若干疑点，供读者参详。司马光未必是有意并列这些材料以示存疑，但他客观述史的态度，使他有意同时保存了旧史中这些有趣的类比，包括李世民君臣粉饰太平的努力与做作，而不是盲从某一书某一事的旧说。所以说，历史是历史，史书是史书，也不可能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
目前《资治通鉴》读本有邬国义点校简体字本，据宋本整理，并有《通鉴考异》三十卷的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2017年新版，点校精审。元初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则有古籍出版社1956年的整理本，由史学前辈顾颉刚先生领衔，据清朝胡克家翻刻本整理标点，附入民国初年章钰据宋元明诸本作的校勘记，可谓集宋元明清诸本之长，颇便读者。古籍社本经中华书局一再重印，成为今日最通行的本子。学术界承认的援引格式遂署“中华书局1956年版”，其实并没有这样一种版本。中华书局1976年以后的印刷本吸取吕叔湘等先生的部分意见，改订一些标点断句不当之处。2011年中华书局第2版，电脑排版，清晰便读，可惜没有参考吕叔湘先生等意见全面改订，因为排版原因还新增若干错讹。今年中华书局已经启动《资治通鉴》标点本修订工程，新版本指日可待，是读书界之大幸，吾辈翘首以盼。
今年适逢司马温公诞辰一千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孙文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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