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得名的由来，一直众说纷纭。
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宋光宗即皇帝位，按照潜藩升府的惯例，八月初七，升恭州为重庆府。
“重庆”自此得名，延续至今已八百三十年。
然而，历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重庆”得名的由来，于是迎来了许多得假说和猜想。
一、众说考证
“二庆之间”说提出，因重庆的地理位置在顺庆府和绍庆府之间而得名。此说的漏洞在于忽视了顺庆、绍庆得府名的时间均晚于重庆，即“重庆府”得名之时还没有“顺庆府”和“绍庆府”，所以此说是错误的。
“双重喜庆”说提出，宋光宗先封恭王，旋即受禅登基，自诩“双重喜庆”，“重庆”之名由此而来。此说虽然寓意美好，却也存在显而易见的漏洞。《宋史》记载，宋光宗1162年封恭王，1171年确立皇太子，1189年受禅登基，三者之间均相隔漫长年月，不可能有好事重至的喜庆感，所以也是错误的。
唐冶泽在《“重庆”得名新考》中提出一个发现：宋孝宗、宋光宗时期，对“重”字使用频繁，存在某种偏好，比如重华宫、重明节。而两宋时期在建府命名上也多次使用“庆”字，比如崇庆府、隆庆府。两字组合，就成了“重庆”。同时他还指出，“重庆”一词曾出现在东汉时期郑玄对《诗经》的笺注里，“重庆府”得名或与此有关。
李正权在《重庆地名杂谈》一书中提出另一种猜想：“祖父俱存”说。“重庆”这个词在古代其实有特殊含义。如果父亲母亲都健在，称为“具庆”;如果祖父母和父母都健在，则称为“重庆”。比如，宋代楼钥的《攻媿集 卷七十三 跋金花帖子绫本小录》载：祖、父俱存者，今曰重庆。明代宋濂的《文宪集 卷五 望云图诗序》载：人之壮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而号重庆者矣，下此，则父与母无故而号具庆者矣。
然而，宋光宗登基并为潜藩改名时，已经没有“祖父俱存”的情形。光宗的父亲是孝宗，孝宗的父亲是高宗，但高宗并不是孝宗的亲生父亲，而是养父。高宗于光宗登基前两年的1187年去世，正是因为高宗的去世，才促使孝宗决意禅位给光宗。光宗真正的祖父，即孝宗的亲生父亲，名叫赵子偁，早已于1143年去世，那时孝宗才刚入宫不久。
唐冶泽和李正权的发现都值得关注。围绕“重庆”得名的由来，还有哪些疑点?只有逐个解决了这些令人困扰的疑点，“重庆”得名的由来才可能真正浮出水面。
《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光绪十七年(1891年)刘子如绘
二、“重庆”之谜
针对各种假说、猜想，以及笔者自己的思考，试将“重庆”有关的疑点分析如下：
(一)是否存在“重”字的使用偏好?
唐冶泽提出了“重”字偏好的猜想，然而就在宋光宗的时代，民间对“重”字却并不看好。元·佚名《东南纪闻 卷二》记载，光宗昭告天下立重明节后，当时有民间术士对人说，这不是一个好名字，因为将“重”字拆开是“二千日”，非长久之意，听到的人很惶恐，立刻捂着耳朵跑开了。此后发生的事果然不幸言中，光宗在位只有六个年头，算起来正好近“二千日”。这个故事固然可能是后人附会，但体现了部分人对“重”字的一种看法。
“重华宫”“重明节”“重庆府”都使用了“重”字，而且“重明节”又紧邻着传统节日“重阳节”，这么多“重”字密集出现，究竟是偏好还是巧合?如果真的存在使用偏好，“重庆”就可能是两个不相关单字的组合，“重庆”一词也就失去了特指含义。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历史学者的认可，只有找出“重华宫”和“重明节”名称的由来，才可以破解这个疑问。
(二)词典中关于“重庆”的解释是否准确?
李正权的发现很有趣，“重庆”一词包含着家庭的伦理关系，这个用法早已淡出了当今的社会生活，不为人所知。然而“祖父母与父母都健在”这个条件是否绝对?这需要从历史中重新探索“重庆”一词的准确定义。
(三)“重庆府”为什么没有成为“绍熙府”?
这是笔者发现的一个重要疑点。宋代有“潜藩升府”的惯例，即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赐封的州升级为府，光宗曾封恭王，恭州正是以此升为重庆府。绍兴元年，宋高宗以年号为越州升府改名，此后的孝宗、宁宗、理宗、度宗皆依此例，把自己的即位年号用在潜藩升府改名上(详见附表：南宋建府一览表)，唯独光宗例外。
光宗的年号是绍熙，他有三个潜藩，其一荣州，其二镇洮军，其三恭州。荣州于绍定六年(1233年)升为绍熙府，但那已经是光宗孙子宋理宗的时代了，远在恭州升府之后。为什么光宗不以年号为恭州命名?光宗在位期间并未将荣州升府列入议事日程，恭州作为唯一升府的潜藩更应该以年号命名。如果说1189年光宗刚即位时，新年号尚未产生，那为什么不等待新年号产生之后再进行潜藩升府?如果要以另一个名字代替年号名，必然有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或者这个新名字的分量不亚于年号名。以上这些疑点，为“重庆”得名的由来徒增了另一层迷雾。
三、“重华”由来
重华宫原来叫德寿宫，以前是宋高宗养老的地方。高宗去世以后，孝宗入住，就改名为“重华宫”。《宋史 卷二十八》记载：己未，诏德寿宫改为重华宫。当时的右丞相周必大在自己的《文忠集 卷四》里，记下了“重华宫”改名的过程：丙辰，后殿坐，午时，清华阁内殿奏事，呈万寿宫，不惟魏太武有之，宣和末废神宵玉清万寿宫亦当避。夜来思之重华宫名甚好，众皆称善，上曰：极切当，但恐不敢当耳。
这段记事的大意是：高宗去世后，孝宗在清华阁商量德寿宫改名的事，一开始议万寿宫，但是北魏太武帝已经有万寿宫，宋徽宗也有神宵玉清万寿宫，都应当避免重复。晚上，突然想到“重华宫”这个名字，觉得很好，其他人也都说好，孝宗说：很贴切，但是怕不敢当。
“不敢当”三字透露出，孝宗深知“重华”两字背后的含义。“重华”就是古代传说中的帝王舜。使用这两个字，就是把自己比作帝舜。孝宗是以高宗禅位的方式接过皇位，在自己的苦心经营下，国家实现了中兴。高宗去世后，孝宗尊称他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虽然外面也有人称他们是“父尧子舜”，但如果自己把自己比作帝舜，总会被认为不够谦虚，担心有人不认可。不过最终，他采纳了这个名字，这表明孝宗对自己的政绩是有自信的。
其实就在前两个月，即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周必大向孝宗请求辞职，孝宗不允，透露他想禅位的打算，希望周必大继续留在新皇帝身边。也许周必大正是得悉孝宗禅位的打算，联想到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的故事，于是迎合孝宗，提出了改名“重华”的建议，果然深得孝宗认可。
考古发掘中的太平门城墙(宋、明、清)
四、“重明”由来“重明节”是指宋光宗的诞圣节，通俗点说，就是生日节。自唐玄宗起，皇帝的生日正式成为全国性的法定节日。宋光宗的生日是九月四日，《宋史 光宗本纪》记载：辛巳，以生日为重明节。
史料中没有找到宋光宗取名“重明”的由来，甚至当时的礼部郎中陆游代丞相周必大起草的“重明节”设立奏表上也没有。然而，九年之后的庆元四年(1198年)，宁宗给父亲光宗庆贺生日，在大臣楼钥的一篇贺表里发现了线索。宋·楼钥《攻媿集 贺重明节表》：继明而照四方，夙纪诞弥之节……
楼钥是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大臣。“继明而照四方，夙纪诞弥之节”是贺表的第一句，目的在于解释“重明节”的含义：继续放射光明而照耀四方(重明)，这是一直以来法定的生日节。“重明”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光明相继，表示光宗要继承和发扬孝宗的功业，类似的词语还有“重熙”“重晖”“继明”“继照”等。笔者在宋光宗有关的记载里，发现了大量的此类词语，原来它们早已间接表达了这一层意思。
宋光宗的年号是“绍熙”，“绍”是继承之义，“熙”来自孝宗的年号“淳熙”，“绍熙”的意思是绍“淳熙”之政，即继承父亲“淳熙之治”的功业，让国家继续兴盛，这与“重明”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在光宗颁布的改元诏书里，也出现了“继照四方”。《宋会要辑稿 礼五四改元诏》：朕懋缵基图，王膺历数。相受一道，日亲奉于燕谋;继照四方，时适乘于亨会……
“重明”一词典出《周易 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五、重庆释义
根据前述“重华”“重明”的由来，我们还无法确认光宗在决定“重明节”“重庆府”名称的时候，是否有意参考了“重华宫”名或“重阳节”名，但可以确定的是，“重华”“重明”都不是两个不相关单字的组合。推及“重庆”，笔者认为“重庆”也不应是两个单字的组合，而应该是一个固定的词语，表达了某种特殊含义。那么“重庆”应该怎样解释呢？
罗竹风编著的《汉语大词典》对“重庆”的定义有两个：一是指祖父母与父母俱存;二是再度庆祝。然而笔者研究发现，“祖父母与父母俱存”这个定义其实并不绝对。
比如，明·杨荣《重庆堂为曲靖知府晏毅题》：堂中慈母雪满颠，况是大母尤高年。福禄康宁姑妇乐，旨甘备养孙曾贤。人生重庆有如此，孝慈同萃一门里……
诗里提到，大母(祖母)和慈母(母亲)都健在，慈爱的长辈和孝顺的后辈同在一个家庭里，这就是“人生重庆”的乐事。这里的“重庆”只提到了祖母和母亲，并没有提到祖父和父亲。
另有明·杨士奇《晏太守重庆堂诗》：家居重庆郡，堂奉重庆欢。堂中二亲大母母，白发如银身健康。大母行年九十三，母也今年七十五。姑慈妇孝天锡寿，旨酒在樽殽在俎。蹁跹五綵服，绕膝戏孙曾……
第一句的大意是：家住在重庆府，奉养着祖母和母亲，她们头发都白了，身体很健康。这里也只提到了祖母和母亲，说明即使祖父和父亲已不在世，也可以称为“重庆”。
以上案例说明，“重庆”这个词是可以延伸的，或者“祖父俱存”其实应该理解为，祖辈和父辈至少各有一位老人健在，都可以称之为“重庆”。换一种简单的说法，“重庆”就是泛指“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的家庭。
考古发掘中的朝天门宋代城墙内侧
六、潜藩升府
宋代有“潜藩升府”的惯例。潜藩即皇帝为皇子时所封官职或王侯的州，取义《易经》里的“潜龙勿用”，寓意皇帝的“龙潜之地”。北宋时，州升格为府，前提条件必须是节度州，至南宋时这一条件逐渐放宽，不是节度州的潜藩也纷纷升格为府，一些非潜藩州，也因为是皇帝的诞生地、驻跸地而升格为府，比如高宗驻跸地越州升为绍兴府，孝宗诞生地秀州升为嘉兴府。这些情况都表明，一个地方若与皇帝之间存在特殊关联，将会受到朝廷不同一般的待遇。然而，皇帝在位期间也不是一定要将自己的所有潜藩都升格为府，比如，高宗在位时没有将潜藩蜀州升府，孝宗在位时也没有将潜藩剑州升府。
州升为府，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机构设置调整，但由于潜藩与皇帝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潜藩升府被赋予了多种政治内涵。北宋时，宋徽宗先封长子赵恒为定王，后又升定州为中山府，赵恒就是后来的宋钦宗。南宋人岳珂将此解读为，徽宗以定州升府来预示储君。徽宗还曾追升先代帝王的潜藩，这一做法在南宋时得到了效法。淳熙四年(1177年)，孝宗已在位15年，六月十五日追升高宗潜藩蜀州为崇庆府(高宗曾封蜀国公)。庆元元年(1191年)，宁宗甫即位，追升孝宗诞生地秀州为嘉兴府。由于光宗拒绝主持孝宗丧礼，皇家的道德权威性受到质疑，朝野出现混乱局面，而民心不稳就会容易生变。宁宗此举意在昭告天下，标榜孝道以稳定民心。同理，理宗追升荣州为绍熙府，大概也有向天下表明对光宗的孝敬之意，皇室稳才能稳天下。由此来看，孝宗升蜀州为崇庆府，也是在向高宗表明心迹、彰显孝道，是年高宗已71岁(虚岁)。
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放大镜再放大一点，还能看到更多的历史细节。绍兴三十二年(1163年)六月孝宗即位，十月二十二日将自己封王时的潜藩建州升为建宁府。十月二十二日也是孝宗的生日，这一天被定为“会庆节”，每逢节至，宫廷都要举行系列庆祝活动。在自己生日这天，将潜藩升格为府，难免不让人认为，孝宗借此来庆祝自己的生日。第二年即隆兴元年(1164年)，十月二十五日会庆节期间，孝宗再次将潜藩洪州升为隆兴府。理宗生日是正月二十六日，绍定元年(1228年)正月二十三日升潜藩成州为同庆府，升黔州为绍庆府。由此看来，潜藩升府的时机和用意，经常会与祝寿庆生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州升府的人为因素逐渐代替了原有的规则，州作为皇帝潜藩的私人属性凸显，升什么州和什么时候升，都暗含着皇帝深层次的考虑。南宋共建府二十七个(详见附表)，除临安府为行在，绍兴、福安、翔龙三府因皇帝驻跸，秀州为皇帝诞生地外，其余二十二个均为潜藩升府。
如此再来看看光宗朝的两次潜藩升府，一次是恭州升重庆府，另一次是剑州(旧普安军)升隆庆府。剑州乃是孝宗的潜藩。《宋会要辑稿 上卷 方域五 节镇升降》记载：隆庆府，旧普安军，绍熙元年九月十日，以至尊寿皇圣帝潜藩升。“隆庆”之名或来自于孝宗的即位年号“隆兴”。光宗生日是九月四日，通常庆寿活动在前后数日，九月十日仍属重明节庆期。在自己生日时不升自己的潜藩，而唯独追升父亲潜藩，其中明显透露出对父亲的感恩、恭敬和孝顺之心。既然如此，光宗朝的第一次潜藩升府，即恭州升为重庆府，又暗含着皇帝怎样的考虑呢？
七、“重庆”解谜
周玥在《传承、纪念与寄托——宋代府名浅析》一文中对宋代建府取名方式进行了梳理，归结为三种情况：一是在原来的州名、郡名、军额或所辖县名等基础上取新名，突出地名文化的传承;二是直接以皇帝的年号命名，纪念新的纪元;三是以更有深意的名词替代原名，寄托皇帝的良好意愿。总的来看，新府名要么与当地历史文化关联，要么与皇帝关联，绝不是随意为之。而恭州找不到与“重庆”或“重”字有关的地名渊源(恭州时领巴县、江津和壁山三县)，再排除年号方式，只剩下皇帝的“寄托”之义。
前已述及，重庆府的“重庆”应是一个固定词语，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重庆”有两个定义。其中“再度庆祝”之义，与“双重喜庆”一样，都是根据字面意义作出的解读。然而，重庆府的“重庆”不可能是“再度庆祝”或“双重喜庆”之义，这不是因为找不到两件可以庆祝之事，而是此时的光宗并不想向天下表达“喜庆”之义。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去世，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让位给光宗，理由是为了给高宗服丧，三年为期，当时只过了两年。服丧期间，皇家所有的庆祝活动都被暂停或从简。比如，《宋会要辑稿 礼四五 宴享》记载：淳熙十二年，泗州报来岁正旦、生辰，彼此权止一年。淳熙十五年、十六年，以高宗服制罢。而光宗当年过生日，一开始也打算一切从简。《宋会要辑稿 礼五七 节》记载：(淳熙十六年)五月十二日，诏今年重明圣节，并乞依会庆节礼例，诸路州军止开启满散道场，不许排宴，亦未合用乐。自来年以后用乐。除去“再度庆祝”之义，余下的就是“祖父俱存”之义。
综合上述观点，重庆府的“重庆”是取“祖父俱存”之义，选用此名“寄托”了皇帝的某种良好愿望。以下将深入论证。
《宋史 卷三十六》记载：八月甲午，升恭州为重庆府。恭州是宋光宗的潜藩。潜藩与皇子只有名义上的联系，皇子不会真的去藩地任职或居住，皇帝即位前真正的住所被称为潜邸(或藩邸)。光宗为皇子时，先在皇城外的恭王府居住，立皇太子后，搬到大内东宫居住。潜藩与潜邸都与皇帝关系密切，有时这两个名词还可以混用。比如，《宋史 理宗纪》记载：丁卯，以皇帝潜邸，升黔州为绍庆府，成州为同庆府。
潜藩升府是宋代的惯例，然而为什么光宗放弃年号而以“重庆”为恭州更名?光宗与“重庆”一词有着怎样的联系？笔者通过史料查询发现，“重庆”一词的确与光宗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如影环绕。
如前所述，“重庆”一词本身的含义是“祖父母与父母俱存”，延伸为“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三世同堂已经令人羡慕，四世同堂就更加罕见了。明·杨荣《重庆堂为御史崔仲玉赋》记载：君家积善肇庆源，云礽奕叶森相传。一门四世总无恙，自是五福能兼全……嗟哉重庆世罕有，伟矣君家德深厚。勉旃忠孝两无亏，岁岁高堂介眉寿。
四世同堂已是民间罕有，如果放在皇家，就更加罕有了。光宗于乾道七年(1171年)立为皇太子，此时的皇家堪称最为辉煌瞩目之时。
高宗禅位给孝宗，获得朝廷上下的好评，也博得了“中兴之主”的美称。孝宗即位后，平反岳飞冤案，整顿史治、重视生产，锐意收复中原，百姓生活安康，史称“乾淳之治”。想象一下，光宗被立为皇太子的仪式上，高宗与寿圣皇太后吴氏，孝宗与寿成皇后，光宗与妻李氏，儿子赵扩(即宁宗)与妻韩氏齐聚一堂，“中兴”的国家与“四世重庆”的皇家皆达至鼎盛之时。
光宗为皇太子居东宫时，大臣范成大曾献上两首《东宫寿诗》：
其一：甲观秋弥月，前星蚤丽天。君亲重庆日，家国中兴年……
其二：有赫题期盛，无疆嗣历昌。中兴归濬哲，重庆启元良……
这两首诗对仗公正，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以“中兴”对“重庆”，也就是把国家的繁荣兴盛与皇家的四世同堂两件事并排在一起看待，强调了国事与家事关系紧密、难以分开。“中兴归濬哲，重庆启元良”的意思是：国家中兴归功于有智慧的君主，皇室的福泽延绵启发开导了贤德的太子。“君亲重庆日，家国中兴年”的意思是：皇家四世同堂的日子，也是国家兴盛的年代。
淳熙十四年(即1187年)高宗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帝王。而寿圣皇太后吴氏更加长寿，庆元三年(1197年)病逝，享年八十三岁，历经高、孝、光、宁四朝，是历史上在位(含太后)最长的皇后之一。吴氏绝非普通女流，在政治上极有影响力。孝宗幼时入宫，吴太后是他的养母，孝宗的皇后谢氏曾是吴太后的侍女，光宗的皇后李氏也是高宗和吴太后保的媒，吴太后曾帮助光宗劝说孝宗禅位，光宗登基后又向吴太后求教用人之道，光宗因不主持孝宗丧礼而引起朝野恐慌时，又是吴太后出面主持大局，并扶持宁宗即位。寿圣皇太后吴氏“母仪四朝”，发挥了举足轻重，甚至扭转乾坤的作用。
由于吴太后还在世，所以对光宗来说，这个至尊皇家仍然可以称为“重庆”。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即位之后，陆游替丞相周必大起草了一个贺表。《陆游全集 南宫表笺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贺三殿受册表》：重庆有光，仰东朝之慈爱;双亲并奉，极北内之尊荣……
贺表第一句第一个词，就强调了“重庆”。这句话的大意是：祖宗福泽的绵延光大，仰赖于皇太后(东朝)的慈爱;精心奉养双亲(指孝宗和寿成皇后)，让他们享受重华宫里(皇帝居大内，孝宗居重华宫在大内之北，也称北内)最极致的尊荣。虽然这一句是从丞相口里说出，但表达的却是光宗对吴太后和孝宗夫妇极致的感激和尊敬。
绍熙三年(1192年)，起居舍人陈傅良向光宗进言：……今陛下上有重庆之亲，以慈俭闻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敬闻两宫，三朝累世、旷古所无……
绍熙五年(1194年)，吴太后即将迎来八十大寿，这是邦家之大庆。为庆祝吴太后寿辰，绍熙四年(1193年)十一月二十日，光宗为吴太后送上尊号“寿圣隆慈备福皇太后”，册文曰：皇帝臣惇，身见三世，再逢揖逊，举褥仪，于以侈大庆而章盛德，其可已乎……今者申辑闳休，增崇丕号，又孰有大于此者乎伏愿殿下对越嘉会，昭迪令猷，协海宇之欢心，袭宫闱之重庆，永膺寿嘏，绥于圣父，以施于孙子，同垂万世无疆之休，岂不韪欤!臣诚欢诚忭、稽首再拜，谨言。
以上可见，围绕光宗立皇太子到即位前后，官方文书、大臣奏议和相关诗词中多次出现“重庆”一词，足可见其对国家、对皇室、对光宗皆意义重大。没有祖宗的福泽，没有两位先帝建立的大业，没有吴太后的扶持，光宗就不可能当上皇帝，所接手的也不会是一个“中兴”的国家。然而仅靠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光宗把恭州更名为重庆府的原因，还需要一个更为直接的动因，促使光宗做出了这一重大决定。
中国人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庭、家族的观念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价值观里。“具庆”“重庆”表达了一种家族的幸福和乐，正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父母双全的家庭会把厅堂取名为“具庆堂”，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则会把厅堂命名为“重庆堂”。
比如宋·释德洪在《吴子薪重庆堂》里写道：……堂中二老斗康强，夫妇承颜荐寿觞。朅来儿侄俱登第，举族请名重庆堂……这句话的大意是：家里两个老人身体很健康，夫妻俩很孝顺，给他们献上了寿酒。儿侄辈很争气，都考取了进士，族里的人都希望他们把自己的厅堂改名为重庆堂。
清代王学权著有医论著作《重庆堂随笔》。为什么取名重庆堂，其后人在书中有一段解释：逾年，其祖古稀，其父知非称觞日，适余姐举一男，重闱大悦，爰名其堂曰“重庆”。大意是：第二年，祖父(王学权)已七十，父亲(王永嘉)五十岁生日举办宴席的时候，正好我姐姐生了一男丁，祖父大喜，把家里的厅堂更名为“重庆堂”。
以上案例让我们认识到，古代有一种民间传统，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会把自己的宅第改名叫“重庆堂”，而这种改名通常发生在祝寿或添孙的家族喜庆时刻。笔者由此联想到，恭州是光宗皇帝的潜藩，相对于潜邸，潜藩就象是皇帝的另外一个“家”。“重庆”既然对光宗如此重要，光宗是否可能效法民间改名“重庆堂”的习俗，把自己的另一个“家”改名为“重庆府”?更何况，“府”这个字既是行政区划的建制名，也表示贵族所居住的府第。从“重庆堂”到“重庆府”，这是民间文化习俗与朝廷地方管理之间的一种有趣互动，“重庆府”无疑是一个绝妙的双关语。
然而还有个重要问题，即前文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光宗要在年号产生之前急于把恭州改名为“重庆府”?是什么事件促使他这样去做?刚才提到民间改名的一个触发动机是祝寿或添孙，那么在“重庆”改名的1189年，这个至尊皇家是否经历了这样两件事?史料显示，光宗有两个儿子。长子赵挺生于1165年，后早亡。次子赵扩(即宋宁宗)生于1168年，1185年娶妻韩氏，1193年才得到第一个儿子，不幸的是，他共生了9个儿子，都在未成年时夭折了。
淳熙十六年(1189年)，皇家没有添子添孙或婚配的喜事，然而，每一年都会有人过生日。1189年8月，就在重庆府得名的同一月，家族中最受尊崇的老人，寿圣皇太后吴氏迎来了74岁寿辰。《宋会要辑稿 皇后皇太后杂录淳熙杂录》：八月二十一日，寿圣皇太后生辰，皇帝诣慈福宫上寿。每岁如之。
虽然重庆升府是在八月甲午(初七)，还没到吴太后生辰，但是庆祝吴太后生日的工作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开始了筹备。《宋会要辑稿 皇后皇太后杂录淳熙杂录》：淳熙十六年(1189年)七月三日，诏皇太后生辰奉银三万两、金五百两，令左藏西上库依例排办投进。
由于此时仍在高宗服丧期，一切庆祝活动从简，而前述“皇帝诣慈福宫上寿每岁如之”记录于“绍熙元年”(即1190年)，笔者判断，光宗每年到慈福宫向吴太后行上寿礼，是从绍熙元年才开始并形成惯例的。但是，不行上寿礼并不代表不过生日，生日费仍然要奉上，而且还可以其他方式表达祝贺，毕竟吴太后对光宗来说甚为重要，这还是光宗即位后吴太后所过的第一个生日。
不行上寿礼仪，又要表达贺寿之意，于是光宗决意不使用年号名，赶在吴太后生日前，依照民间习俗，把视同自己另一个“家”的潜藩改名为“重庆府”以示庆贺，把群臣经常称颂的“四世重庆”落在与皇帝息息相关的一个地名上，让万世永远记得这个辉煌的皇族之家，也提醒自己不忘“中兴”的使命。
现在回看光宗在位时的两次潜藩升府，一次是在吴太后生日之际，以自己的潜藩用“重庆”命名，表达对吴太后的孝敬;另一次是在自己生日之际，追升孝宗的潜藩，以表达对父亲的孝敬。对宋光宗来说，吴太后和孝宗是他最重要的两位家人，这样的解释，符合他在历史上这段时期的形象，所以“重庆”之谜由此解开，也就欣然可以理解了。
八、重庆由来
“重庆”这个词究竟是怎么来的？笔者分析，重庆的“重”可能来自于“重(zhòng)闱”。按词典解释，重闱意为重重宫门，指深宫，也指代父母或祖父母。
旧时有祝寿用语：令祖华诞，堂开重庆，三代联欢，喜气盈庭。“重庆”本指“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这个词出现在众多的诗文典籍中，表明古时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庭伦理文化。如果一个南宋时期的民间百姓，听说朝廷把恭州升为重庆府，联想到临安城内的皇室家庭，一定会会心一笑，因为这是不言自明的。然而，“重庆”这个词在经历宋代和明代的盛行之后，已逐渐淡化直至佚失。
当我们回答了“重庆”是什么的问题，就是找回了一种丢失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正是“重庆市”的名称，把“重庆”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内涵永远留在了世上。重庆的“庆”字，不是喜庆，也不是庆祝之义，而是福泽、福气之义。家里有老人，特别是祖辈和曾祖辈的老人，不仅是值得庆祝的乐事，更是家庭的福气和幸福，这是一种人间的天伦。从根本上说，“重庆”一词是中国家文化和孝文化的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本文仅对此作了粗浅的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还有待专门的历史文化学者深入研究。如果要用四个字对“重庆”的内涵进行概括，笔者认为，可以用“天伦之福”。
最后，对本文的主要观点小结如下：
1.“重庆”指祖父母和父母俱存，延伸为祖辈和父辈“三世”以上家庭同居一堂的情形。这一词义盛行于宋、明时期，今已不用。
2.“重庆府”之名来自于宋光宗为贺寿圣皇太后吴氏寿辰，依照民间将厅堂更名为“重庆堂”的习俗，将自己的潜藩恭州更名为“重庆府”。
3.“重庆市”将“重庆”这个词的文化内涵永远留在世上，可以将其概括为“天伦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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