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城东南贺家口以下的海河右岸，有一个名叫"土城"的村落，据说形成于17世纪上半叶的明代天启年间，因为当时官府正在这一带垦田，出现村落是很自然的事情。所谓"土城"，多指版筑的围墙，像武清区河西务北运河西岸的土城村，即因此而得名。而刘家所住的土城，也不例外。
麻渣起业 海船发家
明代初年的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也就是建文年间或永乐初，安徽庐州府庐江县一户姓刘的人家，随燕王朱棣北上，来到了河间府静海县落户。
大约到了18世纪下半叶的清乾隆年间，刘姓全家又移居到了天津县南乡的土城村。最初，这家刘姓在土城以贩卖磨香油剩下的"麻渣"（芝麻渣子）为业，生意甚是兴旺。刘家手里有了积累，干脆自己开起了油坊。除了生产食用油外，剩下的芝麻渣子、花生米渣子、棉籽渣子等等竟远销到山东一带。于是又在山东的德州开设了油坊的支店。
由于买卖越做越大，刘家利用自家靠近海河的优越位置，开始养起了海船，除了经营关内外的粮食、豆类以外，兼营生熟铁的往来贩卖。后来，又在左近开起了钱庄、当铺以及其他的商号。由于京津一带是个缺粮地区，当时海禁刚刚解除，用海船贩运粮食，是个赚钱的行业，刘家做粮食买卖，赚钱顺手是很自然的事。那时候，一般人的观念是，有了钱便投资土地，认为这是最牢靠的基业。刘家也不例外，先后在天津县的南乡购置了58顷土地。因为买卖太忙，另雇用了庄头，代为收租管理。这样的大户，在当时的天津四乡是非常少有的，"土城刘家"名噪一时，因而跨入了天津地方富豪"八大家"的行列。
由商及文 由文及官
在重义轻利、重本轻末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再富有，由于没有社会地位，也不为人们所艳羡。所以清代中叶的天津大盐商，为重塑形象，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无不附庸风雅，形成了风靡一时的"盐商文化"。有些富商则干脆花钱买个一官半职的，在乡里招摇过市。当然也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用自己的财力供子弟读书做官，将来有了功名，弄个一官半职的，上可光宗耀祖，下可封妻萌子，而且官借财势财助官威，刘家走的就是这第三条道路。
当年，刘家迁居土城的始祖--第一代为兄弟五人，后来就分为五大支，按长幼的次序称为"大号"至"五号"，其中以刘家"二号"一支财富最为殷实，仅在土城的住房就有大小院落十四个，而且都是角门相通。所以就详尽说说这个"二号"。"二号"一支传到了第六代，有位四爷名叫刘恩鸿的，是1888年（光绪十四年）进入国子监的副贡，曾任四川会理州和剑州的知州，署理过四川兴文、梁山、安岳等县的知县，前后达20余年。刘家出的这些有功名者，职不过州县，官不过七品，虽都属于"芝麻官"一类，但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天津四乡，也都属了不起的人物了，所以在《天津县新志》"荐绅"卷中均有记载。
刘奎龄先生自画像
已知道的"二号"六代兄弟四人，包括刚才提到大排行四爷刘恩鸿、五爷刘恩林，以及九爷和十一爷。五爷刘恩林热心地方公益，是当地的士绅领袖，很受地方群众的拥戴。清末废庙兴学，由他出头将土城的大庙改为小学，这就是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土城小学。但刘恩林与妻吴氏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吴氏死后，五爷续娶，虽然生了一个男孩，但未成年而夭亡。于是九爷将他的独生子、七代的刘奎龄过继给五爷刘恩林为嗣，兼祧两房。五爷死后，刘奎龄并未回到亲生父母九爷房中，而是顶丧架灵，尽了嗣子之礼。刘奎龄酷爱绘画，工笔画风格自成一派，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绘画大家。解放后1953年天津文史馆成立，刘奎龄被聘为首批馆员。1955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会委员，1956年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成为了刘氏家族的骄傲。
刘家的财势，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败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二号"一支在兵荒马乱中只得由土城"逃反"（即避难），搬到了老城里的户部街栖身，一住就是十几年。1913年四爷刘恩鸿在四川为官20余年后，携带回白银两万两，力图重振家业，把"二号"一支从老城里接了回来，但是坐吃山空，最终也没能挽回家族的败落。
（今晚报记者：杜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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