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董哲，先要有“剥洋葱”的耐心。
最早，他用“克劳塞维茨”的网名行走“江湖”。
那时，还是中国互联网第一次大喷发的2000年代。没从大学毕业的他，已经是铁血网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的兴致所在，正如他笔名致敬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所暗示的那样，是军事。
他把自己对军事、政治和体制的相关思考，都写到自己的处女作，一部锋芒毕露的未来军事幻想小说中。
当时，他并没想到，这部小说会成为他敲开电影大门的那块砖。
在2008年10月参与电影《建国大业》前，他一直继续着自己的网络写作之路。
一部架空穿越小说《北唐》，一部未完成的历史小说《永乐大帝》和如今《天下长安》的原著《玄武门》写下来，他成为了网友口中的“老克”。
“老克”是个宠粉作者。
至今，在天涯“煮酒论史”版块，还有一个书迷盖了524层的对《玄武门》的评论长贴。
“煮酒论史”板块《玄武门》的评论长贴
这个累积数万字的帖子中，有“老克”和藏龙卧虎的“唐粉”读者的各种交流，包括主题、人物、结构，以及考据源、虚构法……
这段写作经历对董哲影响深远。
一来，是就此入了唐史的坑，成为了一个“唐粉”；二来，坚定了一个观念——互联网哺育的观众/读者，集体智慧神通广大，容不得半点轻慢。
他从《建国大业》起步进入影坛，凭借“三建”系列，在中共党史、军史题材领域扎下根，从最初提供史料辅助的副导演，成为了电影编剧。
红色经典改编《智取威虎山》、战争电影《百团大战》、邓小平传记片《出山》， 他的电影作品几乎从来未跳出过近代史的范畴。
然而在2017年闯入电视剧领域后，他却接连创作了两部重大古代历史题材剧：
以李世民、魏徵为主角，讲述玄武门之变和贞观盛世的《天下长安》；从朱棣成长史入手，透视靖难之役和永乐盛世的《山河月明》。
一通“洋葱”剥下来，1979年出生的董哲依旧难以归类。
网络写作前史对他的影视创作，究竟有何影响？难啃的主旋律“硬骨头”，在他那里怎么就变得有滋有味？业界相传的史剧“鬼才”，究竟鬼在何处？
在影视独舌与董哲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后，这些问题渐渐有了眉目。
从历史迷到历史剧
虽然有一位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父亲，但在董哲的回忆中，自己成为历史迷的过程，并没有什么传奇色彩。
自打小时候能认字儿开始，他就跟所有小孩儿一样，本着就近原则，从家里的书柜找书来看。当时父亲的书柜里的历史书，大多是范文澜、翦伯赞编写的通史，远超出小学生的理解能力。
他真正的历史启蒙，还要等到五、六年级读到《上下五千年》和《世界五千年》两套历史科普书开始。
“这两套书，其实就是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华夏文明的时间线，另外一条，是人类文明的时间线。一切其他延展，都要有这个框架依托，才能进行下去。”
在董哲看来，历史发烧友研究历史的根本动力是源于对未知的好奇。
“这个历史人物是个怎样的人，历史细节究竟是怎样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常规史学著作里，很难找到，不管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这就要我们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具体条件，甚至结合人们的文化认知，去追寻、探索。”
把信史当做知识网格，通过不断搜集、对比史料解开自己的疑惑，这是董哲能够通读文言文后的基本历史钻研方法。
比如，在了解唐宋历史的时候，他就会找来《册府元龟》《唐六典》《全唐文》《全宋文》这些当时编纂的原典，进行辅助阅读。
不过，最早体会到历史缝隙处有“宝藏”的经历，还要追溯到一本董哲三、四年级时读到的，名叫《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的回忆录。
“这是周恩来总理长征时期的一个警卫员魏国禄的回忆录，我对长征的认识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因为写的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是一个个体对长征这个历史事件的直观感受，用现在做影视的话来说，就是画面感、临场感很强。”
向历史夹缝处开掘，这正是历史小说与历史剧的基本创作法。有了从小开始的积累，再加上彼时受以二月河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家的影响，董哲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历史小说写作。
不过，第一部历史小说《永乐大帝》的写作却并不顺利。
“当时创作的起因很简单，就是觉得朱棣文治武功，登上皇位的经历又这么传奇，值得一写。但是，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式的初衷。所以写了10万字就写不下去了。”
如今回头看来，董哲觉当时写不下去的原因很关键。
“剧本创作最重要的有两件事，其一，是明白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不是那种设计的表达，而是那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表达；其二，是代入人物，是要沉浸式代入你的人物，视其所视，听其所听，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和他一起出生，一起成长，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进入这个故事。
那种不吐不快的表达欲，他在写作《玄武门》的过程中找到了。
“当时本来就想写‘玄武门之变’，本质上来说是个阴谋嘛，想成一个短篇。就在《玄武门》的写作过程中，我对魏徵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
董哲所著《玄武门》
在后来发行的纸质版小说中，他在一篇题为《镜鉴千秋——唐太宗与魏徵》的附录里，详细阐述了对这个人物的思考。
“唐朝初年这么多名臣，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起贞观之治，总是提起魏徵？魏徵从李密开始到窦建德、李建成再到李世民，他是四姓家奴。究竟他对哪个主公是忠诚的，或者说他究竟忠诚于什么？”
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他找到对自己创作至关重要的，理解中国历史的根本线索。
“我们的影视剧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一贯认为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董哲解释说，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一直笼罩在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只有遵循这种文化体系，皇权才能得到抒张。而这个文化体系的关键支撑就是儒家思想和“三省六部”的官制。
“我们去看孔子给士大夫定的四项人生标杆，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对君主个人的忠诚。所以，古代的主流文化群体，其实他们效忠的都是一个虚幻的‘天下’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君。”
经过深入研究，董哲发现历朝历代宰相相权的兴衰变化，庙堂之上的权力更迭，都可以理解为皇权和“修齐治平”这种传统的“政治正确”之间的斗争。
“三省六部制就是具体制度上对皇权的限定，它规定了中书省拟旨，门下审读，尚书颁行的一个机制，从决策到施行整个流程，明确了权责。所以，所谓的皇帝金口玉言根本不存在，皇帝本身不能够随便下圣旨。”
士大夫的信仰，皇权的有限性，这些才是董哲在电视剧《天下长安》中想要表达的重点。
“所以说，这不是一个讲阴谋的故事。不管是李世民的上位，还是李世民和魏徵之间的恩怨，所有的这些设置安排，都是要表达古代的君与臣，他们的信仰，他们对‘政治正确’的恪守。”
电视剧《山河月明》与董哲此前的小说《永乐大帝》有一定关系，但根本上还是围绕着 “修齐治平”这一基本历史理念的表达。
离经叛道的朱元璋，在这部剧中将成为群臣以“政治正确”之名讨伐对的象，甚至会被众人视为用县太爷的手段治理天下的疯子。
但他也终将因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追求，被世人颂为明君。
回看三部“建业”
在成为“唐粉”之前，董哲先是一个近代史迷，尤其是军事方面。
从中学起，他就开始关注解放战争，尤其是三大战役相关的资料。各类纪录片、书籍照单全收，记性颇好的他对解放战争的进程细节了如指掌。
这一份储备，在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的韩三平邀请他参加《建国大业》时，发挥了作用。韩三平原本是被董哲那本未来军事幻想小说的架构能力所吸引。接触之后才意外发现，他在这段历史上的积累。
“当时，剧组基本在拿我当百度百科在用。”董哲笑着说。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建国大业》是一部创作进度倒着推的作品。“十一”上映的时间点是动不得的，制作周期只有十个多月。
《建国大业》
“等到我11月进组的时候，还有不到三个月就开机了。就在这个过程中，剧本又调了5版。”当时，董哲在剧组的职务是负责文史方面的副导演，他的工作从前期剧本定稿贯穿至最后剪辑成片。
在文本上，他主要负责的工作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为导演、编剧创作提供、筛选相应历史事件。
比如，电影中被观众津津乐道的王宝强与葛优对话的一段，解放军攻到北京城外，误认为是地主大院的情节，就是董哲从张正隆的长篇报告文学《枪杆子1949》中找来的真实事件。
第二，由于《建国大业》参演明星众多，在拍摄过程中随时需要根据演员来调整剧本，董哲就要保证调改不影响整体剧作逻辑的完整，又满足演员诉求的表达。
第三，保证调改戏份都要符合史实，经得起考验。
比如，《建国大业》中胡军饰演的国民党陆军上将顾祝同，在建国之前应当是三星的二级上将。拍摄现场，董哲就曾从胡军戏服的肩章上，一边扯掉了一颗星。
“类似的细节太多了，我们当时就说，观众的眼光可不是30年前没有互联网时的那样了。每一处都要有历史依据可循。”
经过《建国大业》的魔鬼训练，到了《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时，董哲就开始正式参与到编剧工作当中来。
其中，《建党伟业》是董哲再次从头跟到尾的一部电影。这部讲述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电影，结构更散，编剧难度也比《建国大业》更大。
“《建党伟业》是一个追寻的过程，它是要表现一个民族不断试错，最后才得出这唯一一条的正确路线。可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的中共党员才57人，在当时全国3000多个党派中，凭什么会相信这么一个小党，28年后能够成为中国的执政党？能够带着这个国家100年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说，找到‘自己’，很难。”
在思考如何找到“自己”这个问题时，董哲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
“共产党跟当时其他的所有政党都不一样。它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下而上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自上而下的中央领导地方的管理体系的一个政党。这个意义非常深远。”
当时国民党没有全国人大，它的领袖主要是靠推举出来的。所以，《建党伟业》开篇就安排了一场戏，写国民党因为推举失败而引发的暗杀。从党的治理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相较，就还停留在农业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是符合当时中国以农村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的，但它又是以工业的标准来要求和塑造中国的。所以，对于其他不适应中国社会结构，还沿用农业文明逻辑的政党来说，它就是降维打击式的存在。”
找到“自己”也就找到了表达欲，找到了《建党伟业》的叙事合理性。
换句话说，对于董哲，无论是古代历史剧还是党史、军史题材创作，史料的筛选、结构并不是难题。他一直执着的表达欲，是一种勾连史料的逻辑回路，也是剧作的贯穿金线。
在《我们的战争》中编导合一
新作《我们的战争》中，董哲把创作触角探到了朝鲜战场。
激发他创作的还是一个疑惑。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我们当时和侵略者的武器代际差并没有很大，为什么一败涂地？1950年朝鲜战争，我们面对16个工业强国的联合军，在武器代差极大的情况下，为什么打了胜仗？”
董哲给出的答案，是理念与组织模式之别。
“是人的意识和组织模式上的不同。1900年是农业化的意识和组织模式，50年后则是一个工业化的意识和组织模式。所以这部剧的最高指导理念，是要表达东西方文明在50年后的又一次碰撞。”
董哲与剧组在《我们的战争》片场
《我们的战争》的主角是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连长。阴差阳错中，他被当做解放军战士带到了朝鲜战场。而他在枪林弹雨中的观念转变，见证了这种组织模式的高效性，也见证了精神信仰的感染力。
在这部剧中，身为军事迷的董哲做了导演的工作。其实这也是他从《建国大业》跟组时，就一直心存的愿望。当时，他在组里总是第一车赶去片场，再最后一车回宾馆，为的就是要“学艺”。
从目前曝光的片花来看，《我们的战争》场面热烈，气势雄壮。董哲编导一肩挑的投入创作，再加上导演张黎、著名制片人刘文武的保驾护航，这部稀缺题材的战争剧充满想象空间。
张黎在《我们的战争》片场
最后，也替史剧迷们表达一下对《天下长安》《山河月明》的殷殷期盼，望能早日在荧屏上瞥见它们的风采。
【文/铁皮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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