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乐队玫瑰高潮版(给严肃的摇滚乐挠挠痒)(1)

二手玫瑰2013年专辑《一枝独秀》。

二手乐队玫瑰高潮版(给严肃的摇滚乐挠挠痒)(2)

换掉了舞台上的夸张装扮之后,梁龙说起话来十分沉稳谦和。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二手乐队玫瑰高潮版(给严肃的摇滚乐挠挠痒)(3)

梁龙说:“我就是要把那些看起来特别严肃的歌词变成特别不严肃的形态,正是在这种‘装’与‘严肃’之间的挣扎,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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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玫瑰的很多乐迷都裹着东北传统的红绿大花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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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龙在舞台上的造型经常非常夸张,他表示:“不能说我们是以‘怪’著称,还是以‘新鲜感’著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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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向来是一个会集俊男美女、各路艺术家的地方,不过,只要有二手玫瑰在,他们和他们的乐迷,永远都是最显眼的那群人——台下的男男女女裹着东北传统的红绿大花被面,和着歌声奋力挥舞着同系列的印花扇子;台上的主唱梁龙画着大浓妆,时而身着旗袍踩着高跟鞋,时而搭配一条火红的平角内裤,伴着民乐口中念着“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他身后几个抱着吉他贝斯、打着鼓的乐手,穿着也一片红红绿绿……

有人曾经评价,二手玫瑰是中国最“妖艳”的乐队,不过,除了服装、台风、舞美这些表层视觉以外,这个“妖艳”其实还暗藏了他们在摇滚艺术中的实验开创精神。“当时感觉中国的摇滚人都是那么严肃、伟岸,也不食点人间烟火,所以我就觉得,得给严肃的摇滚乐挠挠痒,”坐在新京报记者对面的梁龙,换掉了舞台上的夸张装扮之后,说起话来其实十分沉稳谦和,条理分明,“也不能说我们是以‘怪’著称,还是以‘新鲜感’著称吧。”

2月14日,二手玫瑰即将要在北展举行名为“千年等一会儿”的新主题演唱会,打爱情牌,卖情侣票、单身票,还有神秘的舞美和嘉宾,看来,他们又要使出新招儿了。

取名“二手玫瑰”,其实是种自嘲

“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呀,这样你才能继续的喜欢。”这句来自二手玫瑰的歌曲《伎俩》中的歌词,是经历过中国摇滚乐混沌发展时期的梁龙,笔下发出的自嘲之一。

“我一开始听的是黑豹,觉得又酷又自由,跟之前那些口水歌都不一样,后来又听到了唐朝、老崔。不过听到老崔之后,我才有了一个变化,那就是从喜欢这种文化到想从事这种文化,而要想追求这种文化,只能来北京。”怀着这样的决心,梁龙从黑龙江齐齐哈尔来到了北京。

不过,由于彼时的音乐大环境原因,来来回回两次,玩着重金属的他都遗憾而归。而在第二次从北京返乡后,梁龙却偶然在农村演出时,在东北二人转中找到了灵感,“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他没事吹喇叭、笛子等,有一次排练时大家逗着玩,结果《采花》就出来了。《采花》是我创作出来的第一首歌,感觉这么玩音乐挺好,就一步一步演绎出来。后来我们第一次演出之后,就觉得可以带这种东西再去北京了。”

操着东北方言的说唱,伴着唢呐、葫芦丝等民乐,在梁龙的组织下,一个别具一格的摇滚乐队“二手玫瑰”逐渐问世。东北人天生爱调侃的性格,让他们的歌词散发着强烈的嘲讽特征,就连“二手玫瑰”这个名字,也是源于一种自嘲——梁龙认为,当时中国的艺术大多都是在复制西方的艺术,而他其实希望的是,自己的音乐能够成为“一手”。2000年8月13日,二手玫瑰在北京豪运酒吧第一次登台演出,此后,他们就像一只“怪手”,伸向了北京的摇滚圈。

那些红绿印花,来自歌迷创意

留着长发戴着红花,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当这个画着大浓妆的主唱以这种怪诞装扮出现在舞台上,不少观众都惊掉了下巴,而这其实是梁龙对反叛的摇滚乐本身的再度颠覆。“当你们都很严肃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们开开玩笑;当你们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我可以很三俗;当你们觉得摇滚乐是一种不可触碰、不可玷污的艺术的时候,我就像路边摊的一杯大蒜和咖啡调出来的东西一样出现,你可以觉得不好喝,但这很接地气儿。”

不止大蒜和咖啡,跟随着二手玫瑰的还有一片又一片红红绿绿的大花,“这个元素最早是来自于沈阳的一个巡演,我发现大家都拿着红绿的扇子来,吓了我一跳,”梁龙回忆说,那些如影随形的花朵并非乐队成员刻意构思的产物,“在那一年的年底专场,我就买了500把扇子,来的前500人我就免费送,结果那一天就变成了扇子的海洋,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我也把它运用到了我的作品、服装和舞美上,这是歌迷给我的启发,也是一个好玩的相互回馈的过程。”

不过,这种另类的风格也为二手玫瑰引来了不少争议,“假摇滚”“哗众取宠”等评价纷至沓来。不过,梁龙认为自身的内在内容与外在表达,并不存在什么矛盾的地方,“其实这就像拍MV一样,不能是单纯的字贴画。这跟不同的艺术家对自己的定义有关系。很多人认为我们歌词写得还有点想法,但在舞台上非要搞成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整体,我就是要把那些看起来特别严肃的歌词变成特别不严肃的形态,正是在这种‘装’与‘严肃’之间的挣扎,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上台前打哈欠,一上台打了鸡血

歌词里的犀利嘲讽,舞台下的敢怒敢言,在前段时间,他批判五月天,还自曝出与王菲确有一段雾水姻缘,这样的梁龙,难免容易给人留下浑身是刺的印象。不过,他却说,自己现实生活与舞台上完全不一样:“生活当中我就是一个特别无趣的人,也没什么爱好,我可以开着电视一星期不下楼的,平时就喜欢喝点酒。”

正是这样一个人,站上舞台后却能瞬间引领观众进入狂热状态,而梁龙认为这来自于他对现场表演的热爱——“其实我在上台前一般都特别困,快上台的前二三十分钟我会哈欠连天,之前怎么睡都不行,我就纳闷这到底是什么状态呢。但是就在登台前几分钟,马上就会感觉像打了针鸡血,肾上腺素‘哗’就起来了,那个劲儿就来了,”梁龙直言,这还是要归功于自己没完全把唱歌表演作为一种枯燥的职业,“因为之前我也唱过酒吧,酒吧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应酬,就是每天唱三十分钟,到点了就歇二十分钟,唱的时候就盼着赶快唱完,但现在做乐队就没有这种感觉,还是愿意去台上嘚瑟,还是爱着的。”

梁龙也曾客串过几部电影,还参演了综艺《欢乐喜剧人》,“演戏其实是误打误撞,坦白讲我对这个没有特别大的信心,因为好演员很难当,好戏也比较难找,可能跟我这些年做的音乐类型有关,接地气儿的本子更吸引我。关于《欢乐喜剧人》,其实很多人觉得一个摇滚乐队跑那里嘚瑟什么去,但其实在滚圈儿内部来讲,我们占不了什么便宜。如果有些人能察觉摇滚乐原来可以这么放松去玩,能起到这个作用就够了。”

与老东家解约,要跟年轻人对话

2016年5月,二手玫瑰与老东家摩登天空正式解约。在这个分水岭后,梁龙与乐队成员们组建起了自己的团队,“这一年我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特别忙,也没时间想任何事情,我对晚辈说,千万要把努力放在年轻的时候,别像我一样,到了快四十了又开始忙起来了,因为我前三十几年都没忙过。”

在自立门户后,不少歌迷都发现,二手玫瑰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在服装概念上,不止“红绿”,他们还穿起了“黑金”;在演艺伙伴上,凤凰传奇被他们列入了下一步的合作对象……谈起这些改变,梁龙说,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我们最早是喜欢摇滚乐,但那个时代所赋予摇滚的意义,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代我们的社会诉求,虽然有一部分没怎么变,但也有另一部分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年轻人的意识、社会的公共需求、愤怒、责任等等。我们走到了16个年头,已经不年轻了,社会的公共需求也变化了,乐队也到了思考的瓶颈。那么我们就在想,怎样再去赋予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些东西。”

梁龙感慨,在创作方面,也开始慢慢放弃自己的故事,转而去聆听公众的声音,“然后我再结合自己这些年的历练和沉淀,给社会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想法和意见,这也是摇滚乐本身的一个很核心的责任。以前我们算是摇滚的一个小的引导者之一,那么16年后,我们更像是一个交流者,或是共同探讨者之一,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共同去探讨、去对话。”

■ 关于演唱会

关于此次的演唱会名字,梁龙解释说,“千年等一会儿,千年和一会儿是两个极端,而我们这一生可能体验到存在感就那么一会儿,就像我们在舞台上那一会儿就特别愉悦,觉得世界就是你的,但是下来之后在生活中可能就难以找到那种存在感、安全感。那我们就希望这场演出能给观众带来既千年又一会儿的美妙感觉。”

梁龙直言,希望将来能够把自己的品牌普及化,“只要乐队不散,无论是赶上农历新年,还是其他的日子,我们都会争取在每年的2月14日做这个以情感为主题的演出。这次我自己很有期待性,这次我想塑造一个完整的专场的感觉,因为音乐节很难去把控,十几支乐队在一个舞台上,等到你的时候可能鼓槌都敲碎了。这次的看点,第一就是二手一向爱玩的舞美,第二就是歌曲的编排,还有一个我自己到现在还有问号的,就是嘉宾,因为受到歌曲风格、舞美等等方面的影响,现在有几个选择范围,但还没有确定。”

新鲜问答

新京报:音乐节、Live house、剧场、体育馆……有没有自己比较偏爱的演出场所?

梁龙:对我来讲Live house是看到最直观观众反应的地方,比较爽,我很喜欢那种近距离的现场,就是人和人直接说话的感觉;音乐节就是装×嘛,十几个乐队十几万乐迷呆在同一个地方,不知道谁是冲谁来的,但是会感觉山洪海啸,那种就是要抖范儿。但是现在我更期待的现场是戏剧现场,明年我会有这个计划,把二手玫瑰的音乐和戏剧做一个结合。

新京报:记得在前几年,你曾说过自己是一个“穷人”,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梁龙:肯定是穷人。从知名度来说,我跟无名人没什么区别,这不是谦虚,没有机会躲藏的才是名人。从文化财富上来说,就更是一个穷人了,因为这个领域是没有极限的。不过,“穷”是一个很好的、能去思考的状态。相对而言,我们还没有“先富起来”,只能算是能活下来的艺术家。

新京报:你怎样看待中国当下做摇滚音乐的环境?

梁龙:我一直觉得摇滚就是你喜欢就来,不想玩了就走,这跟环境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不过现在很多听摇滚的乐迷见了小鲜肉也尖叫得一塌糊涂,现在大家很放松了,以前听摇滚的肯定看不起听流行的,所以我们自己也别那么较劲。

新京报:二手玫瑰做中西结合的音乐类型时,是否会站在弘扬民族艺术的出发点上?

梁龙: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我们那个时候没几个人这么干,现在找到中西结合伎俩的大有人在,但我觉得这个早就过气了,说什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世界就是世界的,没有哪个个体是属于世界。相互学习、相互创造才是真正的未来,所以我们不要在意识上落后,但要在心态上放松,别总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最后还是得相互学习。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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