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节”最初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是各高校学生组织为关爱女生、展现知识女性青春风采而举办的自发性节日活动。每年3月7日，即“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前一天，全国各地高校都会自发组织各式各样的节庆活动，庆祝这一属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有节日。如今，“三七”女生节作为一种校园文化现象已成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亮点，不仅得到高校大学生群体的高度参与，还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
对于“女生节”这一校园文化现象，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观点。对此持积极态度的学者多认为，“女生节”逐渐改变了校园文化的性别无差异状态，为女大学生成长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为开展社会性别意识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更多的学者则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女生节”不仅是对女大学生的物化，对赋权女性和性别平等诉求的偏离，还在女性群体中制造了新的歧视，扭曲了性别平等的目标。可见，这些关于“女生节”的研究多从社会性别视角展开。但笔者注意到高校“女生节”具有男女大学生共同参与、共同庆祝的显著特征，如果一味强调其性别差异特征难免会冲淡活动主体的青年特征。为了进一步明确“女生节”的性质及意义，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24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通过访谈和分析，笔者发现，“女生节”作为男女大学生的共同节日，并没有刻意彰显性别差异，而是以构建节日、群体狂欢的形式，向社会表达自身的个性诉求，实现对青年身份的认同和对成人社会的仪式抵抗。
“女生节”增强集体认同感
“女生节”自诞生以来迅速流行，如今已成为一个组织层次分明且相对完善的校园节日。当把目光放到“女生节”的筹办方和参与者，可以看到其显著特征是节日活动并非仅由女大学生自我筹备、自我庆祝，而往往是以学院、班级、学生组织为单位，由男女生共同筹划并组织的。虽然“女生节”的关注对象是女生，但男生在节日中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有时甚至主导“女生节”的节庆活动。因此，“女生节”其实并非仅是女大学生的节日，而是这一特定年龄段在校大学生的节日。表面上，“女生节”看似男大学生群体在为女大学生群体过节，但实际上，前者也获得了节日满足感。笔者发现，“女生节”的横幅标语内容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专业或班级特征。也就是说，“女生节”加强了校内各专业、各班级群体的集体认同感，是男女生的共同行为。
此外，“女生节”还具有大学生群体宣告自主自立意识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群体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成为青年，但学生身份并未发生改变。学校或原生家庭依然是其主要活动场所，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机会显示其自主自立意识，而“女生节”则是其通过构建自己的节日来昭示自己有别于“孩童”的“青年人”身份的尝试。通常在“女生节”前期，各级学生组织就会自发筹备节庆活动，如横幅标语内容的构想、向女生收集礼物愿望清单、节庆联欢活动的排练、“喊楼”活动。正是通过这种排除权威机构参与、完全由男女大学生自行设计、筹备和实施的节庆活动，使其具有了一种“我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的含义，强化了大学生群体对于已经步入青年阶段的自我期许的认可。可见，“女生节”中凸显的并非是校园中的性别差异，而是在校大学生青年群体与校外成人群体间的差异，这使得“女生节”成了一个“青年节”。
“女生节”彰显自属群体的话语权
如果说从活动的参与主体看，“女生节”实际上是大学生群体为自己搭建的“青年节”，其目的是为了表达青年群体的个性诉求。那么在进一步研究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时，会发现大学生在庆祝“女生节”时并没有遵循常态化的节庆规程，而是力求追新求奇。例如，“女生节”中铺天盖地的红色横幅，有的掺杂了各式网络流行热词，有的包含了花式大胆的表白、有的则荒诞调侃色彩浓厚。这些横幅标语中的许多话语若平时在公开场合悬挂定会招致众多非议与指责。再有，“女生节”中常见的集体性“喊楼”活动，即男生群体或在女生宿舍楼下忘情演唱情歌，或集体大声喊叫表白语句，而女生则大方地接受赞美。这种“喊楼”活动仅在“女生节”才有，平时生活中很难见到。
问题是男女大学生“女生节”异乎寻常的行为体现出何种文化意义，在此，笔者希望从青年亚文化的理论视角加以诠释。英国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仪式抵抗理论指出，青年亚文化对主导性文化的抵抗并非暴力极端的方式，而是主要体现在审美和生活方式中，是一种温和的仪式性的行为。亚文化风格的形成不仅是它仪式抵抗的表现，更是亚文化群体实现身份认同的途径和表现。所以，在分析荒诞、戏谑的“女生节”节日风格时，便可将其视为一种通过构建节日实现群体认同的仪式行为。
在上文中，笔者论述了参与女生节的主体是男女大学生，而并非其中一方，所以笔者并不认同许多学者提出的“女生节是对性别内外部的歧视”。男女大学生此时是一个共同体，他们通过构建只有在校园里才能庆祝并存活的亚文化节日来证明自群体的特殊性。当然，此时大学生群体仍需要面对多重角色的规约与来自多方面的角色期待，对个性彰显产生制约。所以，对个性的压制被视为大学生产生仪式行为的关键。该群体力图脱离规定的准则进行行为呈现和角色演绎，他们以风格鲜明的仪式凸显个性，尝试以仪式行为的方式与成人权威进行协商，表达自我对日常规训和角色规约的不满，借此来抵御成人社会化的现实处境与群体间的趋同性，抵御成人世界中的繁杂规约和无处不在、疏而不漏的权力体系。换言之，大学生群体借此平台进行与成人社会博弈，以此获得自属群体的话语权，实现对“有活力”“有个性”“有创造力”的青年身份的认同。
消费社会影响“女生节”发展方向
从上文对“女生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青年大学生群体通过构建仪式来表达自我与抵抗，但这种仪式抵抗在社会现实面前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认为，青年亚文化最终会被主流意识形态或商业收编。回顾“女生节”的发展态势，会发现其并没有过多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关注，这或许与其仅局限于校园内，抑或与其所涉内容比较娱乐化有关。与之不同，当前“女生节”已呈现出一种商业收编的印迹，其本身的仪式抵抗意义正逐渐淡化，“女生节”呈现出向“购物节”转变的倾向。
通常在“女生节”当天男生群体会向女生群体赠送礼物以表达节日祝福，但这种男女大学生的礼物互动环节，很快就被商家转换成一种商机——利用“女生节”开展大型促销活动。在这里，商家是在利用男女互动的文化元素建构礼物互动的消费时尚，反向吸引大学生群体的目光，使其遵从男权主导社会的消费惯例。于是，女大学生自主自立性被贬低，转变成单纯收受礼品的对象。因此，“女生节”也成了一个商业“购物节”。不仅如此，“女生节”的商业收编也传递着女性弱势身份的信息。“女生节”在校园文化中本来无意强调性别差异，但经过校外媒体加工报道、网络娱乐传播的添油加醋，“女生节”成了削弱女性地位的帮手。女性被塑造为需要保护、需要关照的弱势群体。所以，需在特定节日对其进行照顾的思想悄悄潜入象牙塔中。“女生节”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变成“女儿节”——女大学生群体被物化为男权思想的消费对象。
总之，“女生节”仅局限在特定场所、特定年龄群体，这决定了它很难走出校园象牙塔，而其背后的仪式意义则是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必要阶段，具有鲜明的生命历程的通过性特征。因此，对于“女生节”的过度解读，将其视为产生性别歧视的推手而过度干预，只会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应是清晰地认识到当代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发现大学生群体真实的诉求，进行适当的引导，使其降低商业收编的风险，营造一种良性的校园青年亚文化氛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郝大海 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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