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研究，所遵循的原则是“内证与外证相结合”。内证指从《石头记》本身所挖掘出来的真实历史，外证则指根据史料所考证出来的历史。
曹雪芹与竺红玉合作毒杀雍正帝，所揭示的据《石头记》中隐写的历史。那么历史上关于雍正的死，是怎样记载的？是否能与《石头记》的隐记相吻合呢？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一、正史记载：雍正系暴亡
1、正史记载
按《清世宗实录》及《起居录》所记，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时，自元月至八月二十日之前，身体状况一直很正常。比如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三天，都是照常办公。然而后面三天，就大不同了。
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即身体虽有不适，但仍照常办公。
八月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下午7—9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也就是说，整个白天身体状况尚未恶化，但至傍晚时分，病情突然加剧，生命垂危。
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夜11—1时），“龙驭上宾。”即驾崩了。
这三天的情况是：雍正当感觉不好时，便立即召来皇子，后又召来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到驾崩也就半天多时间。——实属暴亡。
2、《张廷玉年谱》的记载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
八月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召甚急，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到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太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3、对于上述史料的记载，可作如下分析
1）雍正帝至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日，身体一直保持着比较健康的状态。
2）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帝身体虽有些不适，但仍照常办公，说明其所患为偶感风寒之类的小病，。
3）八月二十二日，白天突然病倒，卧床不起，否则不会叫两位皇子（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侍于其侧了。但到傍晚时分，生命垂危。自傍晚到亡故（第二天“子时”）只有两个时辰，即4个小时。
结论：雍正属于不明病情的猝死，属非正常死亡。
二、野史记载，共同点：由一位女子所杀；属于仇杀
1、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是文史合一，史是核心
中国古代小说，包括民间传说在内，与西方小说，或现代小说不同，西方小说，或现代小说，认为是“人学”即核心是人，恩格斯总结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中国古代小说，包括民间传说，核心是史，始终没有脱离开“文史合一”的特点。即使像《西游记》核心人物玄奘实有其人，去印度取经也是实有其事。因而过去称中国古代小说，也作野史。即非官方所记历史。既然是史，即是指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但既是非官方所记，往往因不可能对其人其事有全面的了解调查，因而想象部分会很多，带有较大的主观、片面性。还以《西游记》为例，在唐僧取经的路上，在孙悟空等的协助下经历了千辛万苦，战胜了无数妖魔，才到了西天，则完全是作家的想象。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核心人物及取经的史实是真实的。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古代小说被称作“野史”，这种历史是针对正史而言的。
野史往往对于正史中所回避的关键问题，写于“史”中，在这一点上，其史学价值，决不低于正史。
2、吕四娘杀雍正传说，核心内容是：雍正死是“无头案”，雍正之所以被杀是因雍正是个暴君，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雍正死后，民间出现了吕四娘砍下雍正头，带回祭祖的传说。这个传说故事，在稗官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略有区别，现将其作个归纳、取舍，介绍其梗概：
雍正在搞文字狱期间，杀害吕留良全家。吕留良之子吕葆中之女吕四娘年仅13岁，是时因正在安徽乳母家，才幸免于难。她下定决心，定报雍正杀害全家之仇，写下“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之后，便打点行装，北上赴京，寻机杀雍。当来到河南洛阳白马山下时，因旅途疲累，不慎失脚，跌在山石上，顿时鲜血外流，昏了过去。山上建有白马寺，此乃中国第一古寺。方丈见到此景，立即抬回医治。方丈问及为何孤身一人流浪在外。四娘道出自己的身世，以及欲与雍正相拼的决心。方丈好言相劝：“如此做法，无异于自投罗网。”四娘不听劝诫，于是方丈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竟是鼎鼎大名的甘凤池。甘凤池因遭雍正的通缉，才隐于寺中。四娘赶紧伏身下拜，向方丈学习武艺，以期将来报仇。
一晃已是4年。四娘因聪明伶俐，意志坚韧，已学得少林长拳、飞檐走壁、空中飞剑等多种武艺。一天正当四娘练功之时，突然飞来五枚飞镖，四娘眼疾手快，用手中的短马鞭用力一甩，五枚飞镖全部被抽落在地。谁知又连连飞来几支飞刀，她纵身上房，飞刀亦全部落空。这时，她才看到师父已来到院中。知这是师父在考她，于是翻身落地，冷不及夺下师父的宝剑。师父哈哈大笑，说：“看来，你的功夫已成，可以去报仇了。”
四娘来到京城后，连续侦察数夜，摸清了进宫路径及办法。一天晚上，四娘翻入圆明园宫墙，藏在一棵古柏上。三更时分，见一太监提一灯笼，后面跟随五名宫女，正向雍正寝宫——乾元宫走去。她轻轻跳到地上，用闷香闷倒了最后一个宫女，立即换上她的衣服，紧跟一行人进入乾元宫。五名宫女站在乾元宫外室听命。雍正看中吕四娘，让她进宫。四娘曲意顺应，为雍正敬酒行乐，寻找机会投下蒙汗药。雍正立即昏倒床上。四娘掏出匕首，割下了雍正首级，扬长而去。
四娘以雍正的首级祭奠自己的先辈亡灵。雍正死后无头，清宫便让工匠制作了一个金头，葬入陵墓中。
3、为什么会出现吕四娘的传说？
传说故事属民间文学范畴。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因而也同样具有“文史合一”的特点。吕四娘杀雍案也不例外。
雍正身为皇帝，却死得不明不白。由于宫廷不能做出确切说明，自然引起人们的传言与猜测。猜测属于虚构，却并非空穴来风、虚无飘渺之事，否则便不会广泛流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查无实据，事出有因。”
为什么会流传吕四娘的传说？因为这个传说集中反映了两个历史真实：一是雍正是他杀，且是无头案；二是雍正是个暴君，该杀。从老百姓的角度，能够说明雍正是个暴君，该杀的，集中反映在吕留良案上。
吕留良是南方的著名具有反清思想的文人，他的核心思想是“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但是当时他已经死去，而且他生前也并没有具体的反雍，乃至反清的行动，还只是停留在言论上，或者说思想上。按照按现代的司法概念，若仅仅停留在思想和言论上，尚没有行动，特别是人已经死去，决不会将其告上法庭而定罪的。但雍正皇帝的做法令人十分惊愕——不仅仅将吕留良定罪，将他掘坟，对尸体加以酷刑，最后砍掉头颅。而且还实行“连坐”制度。一人犯罪，全家株连，包括妇孺老妪在内，满门抄斩。老师有罪，他的学生也有罪，那些为他写序、跋，题诗、题签者，也都有罪，那些刻印、售书、收藏者都不能逃脱。地方官有牵连者，同样处置，若无牵连，则犯有“失查”罪。因而，仅仅一个吕留良案被杀头者就逾百人，被流放、关押、降为奴隶者，则多出被砍头者数倍。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再加上雍正皇帝随便找个借口便抄家（以说曹家转移财产，便抄了曹雪芹家）、甚至杀人（如《郑儋打子》演员，问雍正道：“现在谁是常州刺史？”雍正便命“乱棍打死”）。如此暴君，《石头记》中所说的“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并非泛泛之说，而是定指雍正。称雍正是“恶者”，是“天地之邪气”集中代表。顺便说一句，现在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实是伪造历史，美化暴君之作。比如雍正贪财，到处抄家，抄来了钱，所修建的最主要的工程是什么？——圆明园。仅仅在位十三年就将圆明园，这是万园之园基本修建成。乾隆继位后，只补修了四五个园子，雍隆二年就命宫廷画家画出《圆明园四十景全图》。《石头记》中说他：“万斗黄金大观摊。”可知费用之巨大。然而电视剧却将雍正说成爱民如子，完全是违背历史史实的。我们认为曹雪芹及当时人民将雍正视为该除掉的暴君思想是完全正确，与史实完全相符。而现在一些历史书籍及《雍正王朝》电视剧中对雍正的赞扬，则严重歪曲历史的真实。其立场站到雍正的御用文人那里去了。
那么，吕留良案的起因是怎样的呢？
当时有个人叫做曾静，有反清思想，他让自己的学生，交给川陕总督岳钟琪一封信。岳钟琪因在西南平乱中立下卓越功勋，被恩赏三等公，并提升为川陕总督。当时遭到八旗大臣们的反对，认为他是岳飞后代，将来定会叛清复明。一些汉人也认为将来他定可成为反清的主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曾静让自己的学生交给岳钟琪一封希望他叛清的信。岳钟琪为了表示对清王朝的忠诚，立即将信交雍正皇帝。经过对曾静的审讯，通过口供了解到曾静的政治观点，共有三个方面：
（一）历数雍正的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1]。
（二）同意吕留良的观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认为吕留良做皇帝，比雍正强得多。
（三）希望拯救百姓于贫穷。
经审讯又得知，曾静及其门徒们最崇敬吕留良，深受其影响。曾静写有《知新录》。于是便酿出了吕留良案。
吕四娘杀雍传说，为什么能够在长达二百多年中，久传不衰？这是由于这个传说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反映了人民的诉求和愿望，道出了历史的真实：第一，雍正是被杀的；第二，雍正是个暴君，罪有应得。
现在某些历史学家，借口吕四娘杀雍传说中的情节是虚构的（传说，其情节必为虚构），便否定雍正是个残忍乖僻的暴君，被人民唾弃的皇帝，被杀的皇帝，不能不说在根本的历史观上出了偏差。
4、卢氏夫人刺杀雍正说
在《清史外记》一书中记载说：有个姓卢的湖南人，因为叛逆被处以死刑。他的妻子精于剑术，于是便偷入畅春园，刺死了雍正。之后她也自刎而亡。[2]
此故事与吕四娘杀雍正说如出一辙。只要将两者加以比较，便发现有其相似之处：
1）“卢”与“吕”两姓是谐音。
2）刺杀雍正的起因，亦有内在联系
刺杀雍正的起因相同，即都是因家人叛逆被处以死刑。其中吕留良是浙江人，“卢”是湖南人。看似不同，实则吕留良案的源头是曾静案，而曾静是湖南人。因而把“卢”说成是湖南人，与吕案也并非完全没有关联。
3）刺杀雍正者都是女侠
无论吕四娘还是卢氏夫人，都是女性，且都有武功。
5、宫女缢杀“世宗”未遂说
明世宗嘉靖曾发生过被宫女缢杀未遂事件：“许绅者京师人，嘉靖初供事御药房，受知于世宗，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锦缢帝，气已绝。绅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赍甚厚。[3]”
然而清代的《梵天庐丛录》中，将此明世宗嘉靖之事移植于清世宗雍正身上。撰写道：“辛亥（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夏，宫婢与太监吴守义、霍成伺世宗熟睡，遽谋逆，以绳缢之，气垂绝。张太医闻变，急调峻药下之。亥时下药，丑时忽作声，下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世宗德张甚，赐赍甚厚。”[4]
将上述两书记载一作比较便会看出，《梵天庐丛录》混淆了两个“世宗”，结果搞了个张冠李戴。
从历史事实角度看，雍正九年并未发生遇刺事件，因而可以说此事完全是子虚乌有。然而即使如此，此故事也并非没有任何意义。它说明雍正由于生性残暴，结怨极多。且不说他在宫廷斗争、文字狱中的大肆杀戮，就以他平时的喜怒无常，大耍君威，不知何时就会翻脸杀人，也常使人惊愕不已。“宫女缢杀雍正未遂说”虽是子虚乌有，但却可说明雍正的残暴及普通百姓对他的痛恨。这种说法的产生，是由于雍正七年至九年曾重病缠身，一度几丧其命，后来经治疗才得康复——这种情况传至百姓后，便引起猜测：雍正本来身体康健，怎可能病倒，以至几丧其命？认为肯定是被人杀害未遂罢了。恰好历史上有世宗遇刺说，于是便误加在了他的头上。这个张冠李戴的故事，正说明在普通百姓中对他存在着仇视心理，认为他作恶太多，必然被人所杀。
三、雍正好道，而丹药也确使他健体，但也因此而送命
1、雍正好道
雍正好道，在藩邸时，从他的《烧丹》诗得知，他对炼丹也很熟悉：“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热，天符降紫鸾。”
这首诗说明，他可能学习过炼丹，或者干脆与道士一起炼过丹。道教崇奉老子，称之为“太上老君”。雍正帝延请道士入宫炼丹后，便为道士制作了印章，有“太上老君驱邪宝”等。印文除“太上老君”、“宝”字外，还刻有道教符号。
2、雍正七年冬大病，在已有好转后，又遇八年五月初四怡亲王死，雍正病情加剧，在治病同时，便在寝宫旁设坛做法，为他驱邪
雍正自七年冬患了一场大病，时冷时热，夜不能眠。经过调养，病情好转。八年五月初四怡亲王允祥死，他已能出席对允祥的送葬仪式。但之后，到六月时，竟恶化到病危程度，曾向庄亲王、果亲王等面谕了遗诏大意，即已安排后事。乾隆在《圣德神功碑》碑文中透露道：“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特召臣及庄亲王、果亲王、和亲王、大学士、内大臣数人入见，面谕遗诏大意。”[5]在度过危险期后，于是年十月十五日命内务府总管海望：“养心殿西暖阁着做斗坛一座”。
养心殿是雍正在清皇宫下榻之处，西暖阁系其侧室。斗坛是道士做法之处，竟设在自己的寝宫之侧。并且雍正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下旨订做“绣金龙法衣一件”。道士做法，一般只穿绣仙鹤法衣，道士怎么能穿“绣金龙法衣”？穿“绣金龙法衣”，说明此法，是保护雍正而做的。所谓“做法”，就是以一种道教的仪式来驱邪。显然这是让道家驱逐雍正自己身上的邪祟，即清除自己的心病。——雍正滥杀无辜，是有了名的，且不说他弑兄屠弟，只说他恩将仇报的几件事：隆克多是帮他继位的，没两年便被杀了；年羹尧是为他立了大功的，还将他的妹妹送雍正做皇贵妃。没两年也将年羹尧处死。允祥死后葬得隆重，并给他的后代厚封，成为一门两王，其中一门是铁帽子王之家。雍正实是以此掩盖了允祥的死因。允祥的死很蹊跷。允祥病重后，雍正不是给他送药，而是给他送去一包土，向他说明这土是从他墓地中取来看。这明显是赐死的一种手段。结果当然是：允祥吞土而亡。试想像雍正这种如此恩将仇报之人，怎么可能没有心病？常言道：“心中没鬼，不怕鬼敲门。”雍正是迷信的，于是就让道士在他的寝宫的侧室做法，为他除邪，使他心安。
3、雍正依靠“既济丹”强健了体魄
道教分为炼内丹、外丹。内丹指气功、按摩之类，外丹指炼丹术。道教将食丹看作一种补益。雍正对此十分相信，曾很赞赏紫阳真人张平叔的《悟真篇》，曾为他修建了紫阳道院。亲撰碑文云：“……发明金丹之要，自序以为是乃修生之术。”[6]
雍正在请道士做法的同时，特地请来张太虚、王定乾两位道士，来圆明园中开炉炼丹。这种丹，名曰“既济丹”。雍正以前也曾服用丹药，当病重后，便不再见有服用丹药的记载。但自八年年底重又开始服用。他对这种丹药的体会是：“性不涉寒热温凉，征其效亦不在攻击疾病，惟补益元气，是乃专功。”[7]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医是讲寒热温凉的，但丹药没有这些特性，它的效用不是直接针对疾病，而在于增补人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这正是它不同一般医药的特点。
雍正称中医为儒医，称会炼丹术的道士为道医。认为儒医和道医之药，可以并用不悖。[8]
因而雍正自八年底重又开始服用丹砂后，身体逐渐康复。到九年秋以后，便完全正常了。此后，虽有小病，但都是随即治愈。对此历史学家冯尔康做过研究，他写道：十年正月患感冒，随即治愈。这一年，他在田文镜奏折上多次朱批讲其身体状况，称自己的身体“已全愈矣。”“较之去冬更觉调畅顺适。”“朕躬安适如常。”“觉健爽倍常，此皆荷蒙上天，圣祖眷佑所致，实为过望。”[9]什么叫做“实为过望”？就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原来所希望的还要好。十年以来，身体状况如此之好原因何在呢？他说是由于“上天”和父皇的佑护，实则是雍正自己的调养。雍正依靠什么调养的呢？——丹药。
雍正十年后，继续吞食丹砂，身体情况一直很好，举例来说：
雍正元年，敦肃皇贵妃年氏生下福沛，但当日即夭折。此后雍正再也没有生育过儿女。但十年秋发生奇迹，他竟使第二位年轻的皇后——竺香玉怀孕，于翌年六月十一日生下皇子弘曕[10]。雍正在相隔十年未生育，却因食用了丹药两年后，已逾55岁之时，又开始生育了，说明既济丹确实能够强身健体。
雍正十年以后身体已十分健康，还可以找到其他例证。如雍正曾于十一年（公元1733年）正月，前往遵化谒陵，前后花去6天时间[11]。两年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二月再次赴遵化谒陵。他能够经受得住路途上的劳累，至少说明他未患严重的疾病。
雍正认为自己所服用的这种既济丹是一种“有益无损之良药”，可以“放胆服之”。因而他不仅自己服丹，而且也将既济丹赏赐给一些宠臣，如鄂尔泰等。其中鄂尔泰服用一个月后，奏报说：“（此丹）大有功效。”
4、雍正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所服之丹含有剧毒，使他当日毙命
关于雍正死于丹药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清帝外纪》中：“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
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这种看法得到不少历史学家的赞同。如：
美国学者A.W.恒慕义上个世纪40年代时便写道：“胤禛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物，导致他的死亡。”
之后，日籍华人杨启樵写道：“我个人以为他（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官书虽然尽量为他回护，掩饰，但依然留下蛛丝马迹，譬如《高宗实录》中，就有炼丹道士被逐的上谕；更重要的是，一些原来密藏在宫禁内从不公诸人世的档案，很幸运地得以阅览。综合这些资料，推断他死于丹药，也许不算武断；皇帝因信任僧道，服丹药而死的，历历可考；唐代就有五人，明代也有数名，世宗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以上虽属推测，或许不会离真相太远。[12]
拙见以为服饵丹药中毒而亡，这当从他奉道、炼丹说起。……”
冯尔康倾向于雍正死于食丹之说，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
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李国荣、闫爱民等也同样认为雍正是死于丹药中毒。
至于雍正是食药性极大的毒丹而暴亡，还是经过长期的慢性中毒的过程。从史实来看，只能是食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暴亡，那种认为是慢性中毒的观点，没有任何史料可作支持。
四、雍正驾崩后，乾隆篡位，只想如何巩固皇权，放走道士，使雍正之死成为一大谜
乾隆在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三个上谕，其中之一为：“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伊等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兹从宽驱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说明雍正最大可能是死于丹毒，乾隆为了掩盖父皇被人毒杀的丑闻，而不去追究雍正的死因，以保其名声。但这恰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雍正正应是死毒丹。
*
[1]《大义觉迷录》卷2。
[2]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史外记》，第4章第66页。
[3]《明史》第299卷〈许绅传〉。
[4]柴萼《梵天庐丛录》卷2〈清宪宗八则〉。
[5]《清高宗诗文集》初集第15卷。
[6]《紫阳道院碑文》载于《雍正诗文注释》第334页，魏鉴勋注释，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7]《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十年十月初十日折朱批，转引自冯尔康《雍正传》第547页。
[8]《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朱批，转引自冯尔康《雍正传》第547页。
[9]《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十年七月初十日折朱批。
[10]见霍国玲等著《红楼解梦》一书。
[11]《清世宗实录》第127卷，十一年正月丁未至壬子条。
[12]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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