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娄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在输液区输液。资料图。图/新华社
3月5日上午，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阶段，要更加科学、精准、高效做好防控工作，围绕保健康、防重症，重点做好老年人、儿童、患基础性疾病群体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推进疫苗迭代升级和新药研制，切实保障群众就医用药需求，守护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要做到这些需要织好一张公共卫生防护网。后疫情时代，我国该如何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又该如何建设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3月5日下午，新京报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做了现场直播。
韧性是指要有灵活性、抗压性和恢复性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表示，三年来，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到了这场疫情防控中，各种组织、机构，以及每一个公民都参与了进来，在这样一个举国体制下我们进行了一场人民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同时，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聚焦到公共卫生体系，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建好一个具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
“就是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等重大灾难，我们既要发挥好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也要有让大家都参与进来的灵活机制”，王晨光说。这个机制要非常灵活、实事求是，在不断适应中能做出调整。即在这套制度下的指挥系统和指挥人员能有一种适应性、灵活性，还要有抗压性，以及恢复性。
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指导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宏伟表示，公共卫生体系由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医生和医疗机构，二是医药健康产业，三是共同参与进来的社会公众。“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不仅仅是医药、医疗机构领域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性的、公共性的问题”。
那如何构建这样一个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王宏伟表示，首先，从投入上来说，应该从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重新审视。具体来讲，要做到医防结合、防治结合，平战结合、专群结合，只有把传染病应对的能力，运用于平常的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这样一个大的体系中，这个体系才能长久。
其次，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有一个特点，即有一种医疗资源，包括人员、物资、医疗救治场所的“涌浪效应”，即发生时感觉资源不够，但退却时又觉得资源过多。
所以，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下的医疗卫生人员应该是预防与医治相结合，使得“防和治，相互嵌套在一起”，这在医学教育上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导向。因此，卫健委、教育部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需要协同，实现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和招募一体化，让他们在待遇上、政策上能够享受到优惠。
再次，有一种观点认为在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建立的传染病直报系统就是一套完备的疫情监测预警系统，实际上不是。监测预警系统应该包括产生疫情的监测和风险评估，警报的编制、发布，以及发布之后，整个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及时响应。“我们还没有做到站在全社会的视角来对预警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王宏伟说。
比如，对传染病疫情进行监测，其实不是医疗机构可以做到的，可能还需要农业农村部门对动物的疫情进行监测；教育部门对疫情信息的监测和收集等。这套预警监测系统其实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发力，才能真正做到有效全面的监测。
“组建疾控局只是第一步”
体制机制建设的“先手棋”是机构的完善。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组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健全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和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努力保障人民健康。
据报道，2021年5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天津、福建和北京也先后成立了省级疾控局。越来越多的省级、地市级和县级行政机构也将设立疾控局安排上了日程。
王宏伟表示，疾控局的成立，其实是汲取了以往对疾病预防部门重视程度出现波动现象的教训，现在就是要把对灾难的记忆刻在心里。国家疾控局是边组建边改革，难度非常大，虽然成立时间短，但为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出台和完善还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国家疾控局现在有9个内设司局，是副司局级架构，负责人是一正三副架构，所有负责人都是专家型的，学者型的。这与此前国家卫健委下设的疾控局不同。
首先，从国家疾控局的内设机构看，有综合司、监测预警司、应急处置司、传染病防控司、卫生与免疫规划司、监督一司和二司，以及科技教育与国际合作司等。覆盖的业务范围符合全过程应急管理理念，即从监测、预警到风险的研判评估，再到应急的决策处置，这样的机构设置将更高效。
其次，改革之前，作为国家卫健委下设的疾控局和中国疾控中心，是国家卫健委直属的事业单位，只是履行国家卫健委指派的一些行政职责，主要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新设立的国家疾控局，相当于是把原来国家卫健委下设的疾控局，卫生监督局和卫生应急办三支力量整合在一起，层次和行政职权更高，也更有权威。
王晨光表示，虽然国家层面的疾控局已经组建了，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是，目前国家疾控局还没有把疾病预防控制的工作全部接过来，而且也可能出现一些新问题。国家疾控局虽然是一个国务院直属局，但还依托在卫健委，能不能有效协调各个部委协同开展工作还面临挑战。比如药品供应涉及工信部，药品研发涉及科技部；如果是国际疫情防控，还涉及海关等不同部门。
“从现在的组织架构来讲，恐怕还难以发挥这样一个整体的协调作用”，王晨光说。再发生这么大的疫情，恐怕还需要国务院出面协调。可以肯定的是，疾控局一个部门不可能完全防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疫情，必须是和多个部门的协同分工才能完成。
“建立国家疾控局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很重要，但还不是决定性的”，王晨光说。决定性的还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有危机意识，一定要抓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把这个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做下去。不能几年没事就逐渐淡忘了，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一定要认识到防范非传统风险、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性。
医疗资源下沉不仅仅是人财物的下沉
在这样一个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里，医疗资源又该如何下沉，以及如何做好区域的均衡布局？
王宏伟认为，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与国家发展的不均衡有很大的关系。但建设一个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加强基层医疗体系的建设，而要夯实基层医疗体系，让重心真正的下移，资源真正的下倾，保障真正的下沉是关键，这就少不了医疗的人财物下沉。“如果说优质医疗资源不下移到基层，或者稀缺的地方，可能交通越发达，越容易产生虹吸效应”。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也很关键，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要建立智慧化、多触点的监测预警体系。这个预警体系一定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统，需要用到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如此才能使得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有无限的可能，也才能给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更好的技术条件。
王晨光表示，建设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做到“治未病”，即做好预防疾病的发生。医疗资源的下沉和均衡布局，能不能在“治未病”方面也发挥作用？因为当前的医疗系统和公众对医疗系统的认知都是过于注重“治”，而忽视“防”。
实际上，医疗机构不能仅仅看有病的人，对于那些可能致病的，或者有轻微病的人怎么预防也需要重视起来。所以，打造一个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还是要立足于大健康理念，不能是发展过程中把吃的、喝的污染了，导致国民的身体健康没有得到保障，等有病了再来治，就算治疗技术再高，也是末端的工作。大健康理念是既要做好末端的能力提升，也要解决上游和中游的问题。
举个很小的例子，老百姓打开疾控局官网，能不能多看到一些关于预防疾病发生、用药安全等医学科普的内容，而不是各种会议、文件等。疾控局需要用一种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更多的宣传，引导，让大家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理念。让所有人都能积极高效地参与到公共卫生工作中，而不是在发生疫情时传播谣言，被恐惧牵着鼻子走。这也是建立有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工作，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土壤，也才是真正地以人民为中心的体现。
撰稿/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编辑/迟道华
校对/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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