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曾国藩为什么要学做圣人
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
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曾国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性格厚重富于耐性。据说按“星座学”来说，这是“土象星座”比如金牛座人的特点。据说金牛座人“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适合从事需要顽强毅力和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工作”。
但是曾国藩的生日显示，他居然是射手座。射手座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呢？据说是“像风一样自由”，活跃外向，坐不住。曾国藩在青年时代恰恰如此，他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非常爱串门、非常爱聊天、非常爱开玩笑的人。
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给自己放羊，曾国藩也是这样。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说：
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前写信去家，议接家眷。又发南中诸信。比作季仙九师寿文一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曾国藩性格中第一个毛病，就是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他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如前所述，曾国藩是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交了很多朋友。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都说他身上最大的毛病是傲慢。陈源兖说他“无处不着怠慢之气”，就是说你从脑瓜顶到脚底跟，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傲慢的气息，人家跟你交往，第一感觉是你这个人很傲，而且“自是”，也就是说什么事都认为自己对，听不进不同意见。曾国藩另一位畏友邵懿辰则说曾国藩“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也是批评他傲慢，说他刚刚与人认识的时候，还显得很谦逊，但是与人交往时间久了，就不自觉地露出傲慢的本色。
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为某事意见不一致吵起来了，隔着桌子就要动手，大家给拉开后，还彼此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说是“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骂了很多非常难听的话，甚至于都“问候”了对方的家人。曾国藩后来非常后悔，因为这种举动实在是有辱斯文。
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邵懿辰有一次对曾国藩说，你的缺点，除了“自是”外，还有一条，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这个毛病确实很严重，比如他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四日日记说，有一个叫黎吉云的朋友来拜访他，“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中语，谈诗妄作深语”。黎吉云到家里来拜访他，拿了一叠刚写的诗，请曾国藩点评，曾国藩感觉这诗写得不怎么样，但是一开口，却言不由衷地夸奖起来。说着说着又开始显示自己在诗学方面的素养，说了一些故作高深的话。把黎吉云送走之后，曾国藩反思刚才自己的言谈举止，感觉脸上有点发烧。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
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不过是正常的本能反应，然而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了一个妾，长得很漂亮，于是借故到这个朋友家，聊了一会儿天后，再三强迫这个朋友把小妾领出来让他看看。曾国藩见了小妾，又和人家开了几句玩笑，调笑了几句，回家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
还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聊到了女人，那个朋友说起自己如何情场得意，曾国藩“闻色而心艳羡”，暗暗骂自己“真禽兽矣”。
另一次，曾国藩过年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到了一个大富之家，发现此人家中姬妾如云，美女众多，曾国藩大开眼界，拼命看了好多眼。《日记》中说：“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曾国藩妻子欧阳氏的照片，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长得不是很漂亮。曾国藩拜完年回到家里，看看自己的老婆，再想想人家的姬妾，感觉自己太亏了。人比人，气死人。碰巧欧阳氏身体不好，正在闹病。曾国藩更加厌恶。因此“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干脆离家出走，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
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02
京官曾国藩的自卑与焦虑
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 （1839）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起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了京官生涯。
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
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
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养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
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二十四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
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屏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作学者风范，大儒本色。
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得也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
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
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
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二十二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雨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
《归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
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塾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
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
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第。人人都以落第为耻，但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大家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
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闻得清清楚楚。
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
转自：布衣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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