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点一点(我们一点光都没有)(1)

1955年,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

我们一点一点(我们一点光都没有)(2)

陈再道(左三)视察青藏铁路时与部队领导合影

我们一点一点(我们一点光都没有)(3)

将军后代合唱团演出现场

我们一点一点(我们一点光都没有)(4)

陈江平身穿演出服留影 在开国将领中,陈再道的英勇善战是出了名的,毛泽东、朱德说他是“一员战将”,徐向前、陈毅盛赞他“再道之勇”。他还是一位“硬汉”,带出了武汉军区“硬骨头六连”,有人说“他本人其实是最硬的那块硬骨头”。从鄂豫皖走出来,历经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四军军长,陈再道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作为陈再道的小女儿,陈江平从小就知道父亲那一辈人的成绩,自己根本无法企及,“他们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做老百姓,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做老百姓。”

陈江平一直从事着普通的工作、过着平淡的生活。她说,父亲如指路明灯一样引导影响着她的价值观,父亲那一代人有耀眼的光环,而他们什么光芒都没有。

自己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挤出来

“信仰坚定是他们一代人的特点”

陈再道出生于湖北麻城市乘马岗镇新村程家冲,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只能跟叔叔生活在一起,后来叔叔也生病去世,他成了孤儿。陈江平说,父亲幼时家贫,他的母亲曾托人送他到当地一个私塾听课,其实就是在外面窗户听人家讲课。然而,这种听课也没持续多久,因为在那里备受欺负,陈再道又是一个很倔的人,一气之下不学了,所以他基本上不识字。1926年4月,陈再道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其实他的本名叫程载道,报名的时候人家问他叫什么,他不识字,而且说的是土话,名字就稀里糊涂被记成了“陈再道”,问他写得对不对,他也不知道,只说“你写上我的名字就行了”。自此,“陈再道”就这么沿用下来了。

1927年陈再道参加大别山区秋收暴动,同年参加黄麻起义。黄安县城失守,他与起义武装转到黄陂县木兰山坚持斗争,这就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有名的“木兰山72英雄”。当时,全军的经费仅仅几百块银元。保护装有银元的钱袋子的安全,成为转移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件事。军长吴光浩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瘦小但机灵的陈再道。

有一次敌人追得很紧,陈再道背着沉重的钱袋子,转移时掉了队。敌人见状高喊“抓活的”,当时陈再道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搭上性命也不能让这几百块银元落到敌人手中。但是如何甩掉身后的追兵又能保证经费的安全呢?危急关头,陈再道看到前面有一个池塘。急中生智,他故意跌倒,顺势把钱袋扔进路边的池塘,爬起来就跑。当晚,陈再道趁着月色和战友一起从池塘中捞出钱袋。正是这一袋子银元,使得全军度过了在木兰山最初的艰苦生活。

1932年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商潢战役,身为营长的陈再道不幸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臂,当时鲜血直流。为了不影响行动,他让他的通讯员用刀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挖出来。可是通讯员面对自己的首长,怎么也不忍心下手。在这种情况下,陈再道自己咬紧牙关,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挤出来了。当时鲜血直流,但是他顾不上包扎,又勇敢地冲上了战场。战斗结束后,给陈再道看病的医生一边给他包扎一边笑着说:“你这个人真算命大,如果这一枪再往前一点,恐怕你吃饭就不香了。”陈再道却回答:“革命还没胜利,哪能轻易就‘光荣’了!”徐向前知道他这个特点,所以每次下命令时,都会补充一句:“陈再道不能打冲锋!”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率领的红四军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陈再道被任命为第386旅副旅长。即将离开生死与共的部队和战友,陈再道十分不舍,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四军真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从黄麻起义开始,先是一个队、一个营,以后是一个团、一个师,最后发展成一个军。我自己则在这支部队从一名战士一直当到军长,整整十年。”陈江平说,父亲从鄂豫皖走出来之后,当过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步一步上来,几乎一级都没有落过。她觉得,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打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很勇,无所畏惧。“他经常对我们说,参加革命就要不怕死,豁得出去。”陈江平说,“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不等于没有智慧,包括我后来接触过的叔叔们,他们绝对不是莽撞的人,打仗要有勇有谋,他们经历了几十年枪林弹雨,我们的部队从弱小到强大,这一定是有很深刻的原因的。”

退休后,陈江平走过父亲战斗过的很多地方,比如红安、麻城、太行山等等。2018年5月,陈江平和几位将军后代进行了“重走长征路,体验远征难”红色自驾游活动。他们沿着红军前辈当年的足迹,途经四川都江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县、茂县、松潘县、若尔盖县、包座大金寺及九寨沟县、甘肃陇南两当县、天水市、陕西临潼、富平、西安,历时半个月,行程5000多公里;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吸着氧气袋,克服了高原反应。

一路走下来,陈江平收获很多,因为父亲这一辈人很少讲过去的事情,等到退休后想了解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很遗憾,所以只能靠自己去了解。”陈江平说,父亲出版回忆录,那么厚的一本书,数十万字,对自己的功绩讲得很少。他总是说哪个战友牺牲了很惋惜、哪个战友作战很英勇,他把那些牺牲的战友列了个名单,“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代人的特点,无私无畏,信仰很坚定,就是要为解放全中国奋斗,而且他们做到了。”

扒火车走了三天到北京找父亲

“我这个人比较叛逆,这一点像父亲”

陈江平出生在河南开封,在她两三岁的时候,父亲被任命为武汉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全家搬到了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时,陈江平15岁,还在上中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片混乱,陈再道一直被关在北京,家里人都不确定他具体在哪里。“后来出来一个报纸,说我父亲在北京自杀了。那个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母亲说,以她对父亲的了解,他绝对不会自杀的,因为那个年代,自杀就等于对革命的背叛。” 陈江平决定独自去北京找父亲。她给母亲留了一张字条,偷偷离开了家,和她同行的还有一位她的同学。“那会儿没钱买车票,我就扒火车,上不了客车,只能扒货车。当时没有直达北京的货车,转了好几趟车,走走停停。最可怜的是我们没吃的,每个货车站都有很多水龙头,我们就在水龙头上喝水。现在想起来好像挺艰难的,但是那会儿真没觉得多苦,到底是年轻,而且我这个人比较叛逆,这一点像我父亲。”陈江平笑言。

走了三天,货车到丰台停了,她和同学买了两个包子,又花两毛钱买了一张票到北京。在来北京之前,家里人听说父亲被关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住进了后小楼。那里已住了一大批受冲击的将领,如宋任穷、钟汉华等人。当时,人们因为楼上住的是“反革命”分子,故称后小楼为“黑小楼”。陈再道、钟汉华却叫它“红小楼”。渐渐地,红小楼的叫法就传开了。

陈江平说,她在海运仓门口被扣了好几个钟头,不断有人审问她怎么知道父亲在这里,不过最终还是放她进去了。“我一敲门,传来父亲的声音问‘谁呀’,我当时激动得不得了。父亲看见我很激动,但他不太会表达感情,也不说自己在哪里批斗受了什么罪,只问了家里的情况。” 从女儿那里,陈再道了解到自己走后,妻子被揪斗,家里的东西也被造反派抄走了,两个工作的儿子和三个上学的孩子也因父母问题受牵连。“那时武汉有特别多的批斗会,父亲去了北京,他们找不到父亲,每一次必须都拉着我妈妈。因此她身体不好,70岁多一点就去世了。”陈江平说。

陈再道一手带出了武汉军区“硬骨头六连”,有人说“他本人其实是最硬的那块硬骨头”。尽管备受冲击,陈再道一直不屈服,他觉得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保护的是广大的群众,是问心无愧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解放老干部,要让干部出来工作。“他很高兴,但是当时没有适合他这一级的职位空缺,他表态说没有关系,你给我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只要让我出来,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情,我不计较什么职务。”1972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陈再道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本来是正职,这等于说是降级安排了。那会儿我去过福州看他,他非常投入工作,沿海地区有台风,他经常到基层去调研,下部队、上灾区、搞训练。”

1977年,陈再道被任命为铁道兵司令员,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陈江平说,尽管年纪很大了,父亲却像焕发青春一样。铁道兵是个很艰苦的部队,几年间,他把铁道兵重要工程的施工现场几乎跑了个遍。从黑龙江的吴八老岛到金沙江畔,从长城脚下到巴山汉水,从南疆“火洲”到青藏高原的“生命禁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陈再道的秘书张明鸣曾这样回忆:整个南疆线、青藏线,陈司令是一个团一个团地看,有些条件很差的地方,都住的帐篷,这老头都进去到帐篷里去看,全程大约一千多公里,而且是和部队住在一起。他这样的作风,我觉得可能在铁道兵的历史上也是比较少的。

去核试验现场参加动物试验

“我想的是哪艰苦就到哪里去”

陈江平说,父亲当了一辈子职业军人,生活中对自己严格,他的衬衣扣永远是系着的。他对子女也严厉,比如不准手插在口袋里,穿衣戴帽要规规矩矩,冬天冷手不能拢起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周末早晨不能睡懒觉,等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父亲教育我们做事不要胆怯,我们学游泳,他就把你直接扔到水里练,有时候我妈妈都看不过去。当时觉得他有点过分,但其实是有用的。”

小时候,有一次陈江平贪玩,让叔叔代写了病假条,就跟一个阿姨出去玩了,一天没去上学。后来老师家访,母亲知道后就严肃地教育了她,父亲虽然没有开口批评她,但看起来非常生气。“在父母眼里,撒谎和骗人是一个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事情,这是原则问题。”陈江平说自打那以后,自己再不撒谎,这种家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渐渐成为自己人格中一种坚定的存在。

陈江平当过三年的野战部队医务兵,那时是在师医院,和军区医院不一样,要求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要赶紧支起帐篷,手术台快速搭建好。陈江平还参加野战兵的千里拉练,“一个师去8个女兵,我就是其中之一,最多一天走了140里,腿都迈不开了,昏昏沉沉。”之后,陈江平考上了武汉同济医学院,毕业之后回军内工作。陈江平说,她这一生有一件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那就是1978年去核试验现场参加动物试验。当时会把兔子、狗、猴子等动物投放在距离爆炸中心不同距离处,在核爆之后,观察动物辐射量和发病情况。陈江平说,他们在马兰实验基地,一待就是两三个月,核爆之后,他们要抓紧时间进场回收动物,“虽然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也不可能等辐射散太长时间,因为晚一点可能动物就死了。”陈江平说,她在现场看原子弹爆炸,看到蘑菇云升腾像棉花一样散开,特别激动。后来陈江平的身体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白血球曾低于2000,“当时去的时候是自愿原则,我想的是哪艰苦就到哪里去,这跟父辈的教育、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我接受了任务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是很自豪的。”

在将军后代合唱团坚持11年

“等我们唱不动了再说”

陈江平今年67岁了,可是,当她向记者走来时,却几乎没有年龄感。金边黑色墨镜,桃红色短袖搭配明黄色九分裤,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身材,处处流露出活力和气质。她喜欢旅行,经常看《向往的生活》,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坚持了11年之久的爱好——唱歌。

1958年12月5日,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典,由一百多名陆海空军将军们(包括当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内)组成的“将军合唱团”成立。2008年,他们的后代带着对父辈的敬仰组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陈江平是第一批团员。11年来,合唱团先后走遍全国十几个省市,公益巡演200余场。说起合唱团来,陈江平两眼泛着光彩,可以看出,她对这个团发自内心的热爱。她还从手机里找出一张合唱团成立之初的大合影照片给记者看,“最边上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就是我,看看,现在比那时老多了。”时光飞逝,凭着心中传承父辈信念的一股热忱,她一唱就是11年。

据陈江平介绍,合唱团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人退出,目前在册的有100多人。合唱团完全是一个社会团体,演出全部是公益性质的,“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不挣钱,就是演出宣传。”加入合唱团后每年都要交团费,就连合唱团的演出服装都是自己出钱做的。为了和当年父辈们在舞台上的穿着保持一致,他们的演出服特意选择了和当年的将军制服相同的布料和款式。但是当年的将军服衣料是苏联进口的,现在无法找到同样颜色的布料。后来,机缘巧合下才找到相同颜色的布料。

成立之初,合唱团的平均年龄是60岁,如今,这个数字到了68岁,陈江平已经算年轻的,团里有很多70多岁的人。去外地演出一趟并不容易,然而,他们每次都满含激情,依然坚持一周两次的排练,拖着箱子上火车上飞机。陈江平说,团员们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觉得干的是一件正事,尽到了宣传父辈精神的责任,老了老了,虽然能力有限,起的作用比较小,但他们已经尽力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合唱团的邀请不断,4月份在北京刚演了一场,反响很好。去年11月份,合唱团和海军军乐团合作,举办了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演出,形式很丰富,有大合唱、小合唱、朗诵、独唱,甚至有舞蹈。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于合唱团的未来,大家也都有担忧。“就这么走下去,等我们唱不动了再说。组织一个合唱团,总会有开始有结束,这也很正常。”

陈江平说,虽然父亲是上将,但和很多开国元勋的后代一样,在父亲光环下长大的他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光环是他们的,我们一点光都没有。”她说,做普通人正是父亲对她的要求。“从小,我们就知道,父辈的成绩是我们所不能企及的,他们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做老百姓,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做老百姓。”

本版文/本报记者 陈品 供图/陈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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