掬月在手拈花而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1)

陈传兴(左)与叶先生在迦陵学舍

掬月在手拈花而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2)

沈祎(左一)与陈传兴导演一起访谈叶先生

掬月在手拈花而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3)

掬月在手拈花而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4)

掬月在手拈花而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5)

与叶嘉莹先生原本可有一面之缘,被我错过了。

2014年11月26日,北京恭王府移赠南开迦陵学舍两株西府海棠,我原本是计划中这桩花月美事的报道记者。天晓得我怎么居然没去。

那年,叶嘉莹先生90岁。6年时间转眼过去了,她已是96岁望百之年。其间听说她捐给南开3568万元,听人们称她“穿裙子的士”。

9月23日晚上在电影资料馆,觉得叶先生的脸看上去比6年前慈蔼温润了更多。她在眼前的银幕上谈话、吟诵、讲课,也量血压、轮椅出行、在人前骄傲她真实的发量。那是68岁台北导演陈传兴的文学传记纪录片,有个这些日子热闹了各路媒体的风雅名字——《掬水月在手》。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诗出唐代于良史的《春山夜月》。《掬水月在手》跟《如雾起时》(传主台湾诗人郑愁予)、《化城再来人》(传主台湾诗人周梦蝶)一起,终于完成了台北人陈传兴的纪录片“诗词三部曲”。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中华古典诗词专家。“一世飘零感不禁,重来花底自沉吟。纵教精力逐年减,未减归来老骥心。”这是她吟咏自身命运的诗章。

10月16日,《掬水月在手》在中国院线上映。几千年的古诗词历史,一个女诗人、女人九十多年的生命,怎么在120分钟时长里压缩、表达?

采访那些日子,陈传兴导演还在上海隔离中。因缘际会在成都抓到了这部片子身兼多职(制片人、联合出品人、副导演)的沈祎,80后上海女子,诗人、摄影师、策展人、影评人,现在做电影。干干净净,耳聪目明。29日有太阳的午后,我们坐在太古里“无印良品”三楼的室外咖啡,一个多小时聊下来,感觉她和陈传兴导演一样,说不出来地,那么配得上这部电影。

叶先生看了陈传兴的一本摄影集后

就答应让陈导演来拍她

北青报:这个片子的源起是怎样的?是谁先起意要拍这个片子?

沈祎:是陈传兴导演。他是文学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系列的总监制,同时也是周梦蝶和郑愁予那两部纪录片的导演。

我跟陈老认识十几年了。初识他的时候,他作为摄影家受邀参加广东摄影双年展。后来他做“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系列的时候,我还在写影评、做记者。因为我特别喜欢拍周梦蝶的那一部《化城再来人》,跟陈导演做过一个很深入的交流、对谈,比较深入地了解了陈老师在拍文学家纪录片上的一些理念。跟传统的人物纪录片相比,你可以看到那个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拓宽了我对文学电影的视野。

以叶先生在诗词界的地位,她这一生应该是所有纪录片人都想拍的。其实早在“岛屿系列”拍摄时,陈导演就和叶先生有过接触。在前期的沟通中,我听说是叶先生很喜欢陈老师的摄影美学,看了陈老师的一本摄影集之后,就答应让陈先生来拍她。陈导演的影像风格是比较抽象的,他曾经在法国留学,有深厚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学术背景。所以他的作品一直都不是用特别直接的方式表达,某种程度上和诗词,尤其是词的曲折幽微的表达方式是相通的。

我觉得叶先生选择陈导演其实挺“任性”的。虽然陈导演的学术成就和艺术造诣很高,但他在大陆其实并不是一个为人熟知的导演。我们整个团队跟一些大制作的团队比起来,(资源)也不是那么雄厚。

北青报:选择做这件事,陈导演是不是也“任性”了?

沈祎:是。他一开始就决定未来要在大陆院线公映。如果作为“引进片”,在我们的经验里是不太可能来公映的。那就意味着陈老师在大陆需要一个比较熟悉的、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所以他当时就找到我。一方面,我认为拍摄叶先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我也被陈老师那种“孤注一掷”所感动,所以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完全没有考虑过实际操作的困难,也完全没考虑过是否会“亏本”。我认为他既然决定攀爬一座高山,我不论作为他的朋友还是敬仰他的晚辈,都与有荣焉。

北青报: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在台湾很大的资源?

沈祎:是的。这一部虽然是陈导演的诗歌三部曲的终结篇,但是完全独立于“岛屿写作”系列的,他也放弃了台湾的投资。

北青报:这个片子最早是在李霄峰的“必合必达”立项的,听霄峰说你做得更多。

沈祎:“必合必达”是这个片子在大陆最初的承制方,李霄峰在拍摄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一开始资金和人力有限,所以我会身兼多职,但其实我忙得挺快乐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从商业角度会提醒我跟李霄峰谨慎介入这个项目,因为这大概率下是一部遭市场冷遇的作品。而我当时的想法是,叶先生一生多艰难,是一个走过将近百年的“国宝”,她居然可以答应让陈老师来拍,而我又可以帮助这个电影,我觉得就已经“赚到”了。

完全天使一样不求回报的投资人

也是叶先生给我们的福报

沈祎:事实上,在跟叶先生的拍摄交流以及所有人物的采访中,我都很享受。谢谢陈导演的信任,他给了我这么一个可以和那么多学者、文化人对话的机会。每每和陈导演讨论我们怎么去采访、怎么做提纲,完全进入到创作里面其实很兴奋的。陈导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导演,和这样的导演合作,每天都有收获。

北青报:我知道你还帮他融资。

沈祎:原本最早的启动资金完全是陈导演夫妇自己出钱,他好像都准备“变卖家产”了。所以我说他很“任性”。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也跟我说,这个项目可能在资金上很紧张,报酬可能会很低。我完全没有当回事,我说没问题的,你们随意吧,反正我们先拍起来。因为受了杨绛先生去世的影响,我觉得这些国宝级的老先生们能拍赶紧拍,不能停下来。

北青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沈祎:2017年4月正式开始拍摄。到快拍完的时候,我们双方合约才签完。我们真的完全像朋友一样合作,信任到这种地步,事情都干完了,才签合约。

中间一度碰到资金链断掉的问题。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好像很容易找资金,因为是叶嘉莹先生的关系,包括叶先生她周围有很多朋友,她的一些学生其实也算是业界实力蛮雄厚的。

但一方面是尊重叶先生的意愿,我们在资金选择上还是比较慎重,我们希望它是不会干涉创作的一个资金来源;然后我们也无法承诺资方一个具体的回报,因为确实纪录片当时充满了未知数。所以前期资金大部分是自给自足这样的状况。

但我们这个拍摄的地域跨度特别大,导演每次从台湾来大陆拍摄叶先生都是全员出动,台湾到天津,又到北京,然后去温哥华、波士顿、香港、澳门、日本,还要去西安、洛阳、巩义这些地方拍文物和古迹。一度资金非常的紧张。

原本资金问题一直是陈导演和他夫人廖美立女士“一手承担”,美立也曾经宽慰我说,沈祎你只要帮助导演就可以了,我知道你是个文艺青年,你不用操心资金的事情。

但我的个性是问题既然摆到面前了,你不去解决好像就不行。找资金真的很难,一度非常挫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上海一位一直致力于推广传统文化教育的李威女士,她也是南开毕业的校友,学生时期对叶嘉莹先生敬仰有加。我和她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她答应帮助我们。但说实话,我当时以为可能要等很久,因为还要过合约,完全没想到,资金非常迅速地到位了,真的是解了燃眉之急。

我到现在都很感激她,真的是完全不求回报的天使投资人。她当时在南开读的是哲学系,其实并没有亲身听到叶先生的课,她可能以这种方式“一偿宿愿”。后来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也成为我们的出品方,李威也给了一些助力。我觉得这些说到底都是叶先生给我们的福报。

从98万字访谈稿中打捞出结构

最后还是拍了一个女人的一生

北青报:拍什么内容是谁来定?我相信你们做了很多的访谈,然后剪出了现有的这些。

沈祎:98万字。我们总共采了42位叶先生周围的人,然后对叶先生的采访,正式的有17次,前后加起来应该有20次左右。所有访谈最后我们整理成访问稿,总共98万字。

北青报:是现在“活字文化”要出的书吗?

沈祎:对。

北青报:要不然太可惜了。

沈祎:对的。片子导演粗剪第一版将近三个小时,导演剪辑版两个半小时。在一些院线试映,得到的反馈就是:两个半小时是不可能给排片的。所以为了公映,导演也忍痛做了一些取舍。你看它的结构就是多章节式的,陈导演有他的谋篇布局,很多素材都有前后因果,前呼后应,所以其实剪短是很难的。

北青报:你们应该也是有一个剧本的吧?

沈祎:导演一开始肯定有他的拍摄思路。但叶先生也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你看她讲课,她可以一个人脱稿讲三个小时。她有她的逻辑,也是有章法和布局的。她肯定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叶先生也提了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想象。比如她在很多次聊天中都提到一个象征自己的小女孩的意象。最后导演也把这个意象放到了片子里。

陈导演除了做了很多诗词方面的案头工作,拍摄之初,我和他还去迦陵学舍把叶先生过去所有的书信,包括她的很多旧物件一起整理了一遍。叶先生也很妙,事无巨细居然都留着,50年前一张登机牌她都留着,令人赞叹。

我就说叶先生和陈导演是彼此找对了彼此。陈导演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类型片导演,他拍电影还是有点像做学问一样,面对浩瀚的素材,他是打捞式的;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他其实在打捞他要的这部电影。

我们每次采访基本按照叶先生的生平段落,以叶先生的诗词为线索来聊。这也是叶先生给的建议。她的思路是自己人生有几个重大的节点,她都会“兴感而发”写诗记录,从诗歌出发,像是过往记忆的索引。

陈导演在整理逐字稿的过程里,慢慢打捞出了现在的电影结构:以叶先生祖宅建筑结构为章节。我觉得很妙,这完全是非常陈传兴的一个做法,非常“符号学”。

陈老师的创作手法跟常人是不一样的,这我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唯一超出我预期的是叶先生,她有超乎想象更大的一个能量。两个人,一个像太阳,一个像月亮。我觉得恰是因为月亮的存在映照了太阳不为人知的隐忍。

北青报:你觉得导演看到的叶嘉莹是什么样的?

沈祎:剪完片子,他说:“其实我最后还是拍了一个女诗人的百年孤寂。”

叶先生会为采访备课到凌晨两三点

导演非常绅士,不会想要“控制”她

北青报:叶先生让人很意外,她那么大年纪了看上去耳聪目明。

沈祎:她精气神特别好。但她毕竟年岁已高,我们不能像其他纪录片那样,时时刻刻跟着被拍摄者,我们要考虑叶先生的作息,她的休息。但她已经非常配合我们了。我们每次去天津,尽量希望可以多采一些先生。所以我们安排了早晚各一次,早上在迦陵学舍,一般九十点钟开始,到中午12点。要聊三个小时其实挺累的。晚上我们就去叶先生家继续采访。

有一次,她的保姆跟我们说,先生她前一晚上又两三点才睡。因为她看了采访提纲,可能要找四五十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把那些资料调出来给我们参考。她聊天的时候基本上是脱稿的,一讲就要把整件事情完整地回忆出来。对于一个老先生来说,这对记忆力的要求太高太高。我觉得正常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她提前就会把很多资料自己重温一遍,像备课一样。经常会为了我们的采访“备课”到凌晨两三点钟。

先生身体健朗,唯一一点就是她的听力没有那么好了,而导演他声音很低沉,也有一些口音,所以现场多数情况下由我来提问。其实看得出叶先生特别希望跟陈老师交流,经常会主动问:陈导演你怎么想?陈导演你怎么看?

北青报:那这里边你的采访量有多大?98万字里边有多少是你去问的?

沈祎:这个无法估算。台湾受访者部分基本是导演自己采的。叶先生的访问是我跟导演一起,导演有他创作的思路,所以他自己也有大纲给我。我也会把我的提纲、问题给导演看,他觉得没问题就OK(直接问)。

有一次我记得是谈“弱德之美”,我很期待看他们两个人碰撞,导演也很严肃,准备了很多材料。结果我们才问了两个问题,叶先生就自己从头到尾讲完了。

还有一次是讲到叶先生用西方文学理论解析中国古典诗词。她也是一个晚上滔滔不绝,太厉害了,从头讲到尾一个人基本就讲完了。我跟陈导演中间穿插问了几个问题。等先生全部讲完之后,陈老师好像也满足了。基本上那次访问完全是叶先生为主导。

北美部分的采访基本上是我在做,不过很遗憾我没有参与采访著名学者宇文所安,因为那次是我们所有行程最后一站,而我当时参与的一部电影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需要赶去参加开幕式。所以我和陈导演说:“老师,正好你们都是学术上的集大成者,所以你们自己去碰撞吧。”(笑)

北青报:那你接触导演的提纲,自己也做提纲,导演是有一定年纪的人,你自己刚才也说是作为一个晚辈在提问题。你能感觉你们俩对她的兴趣点有什么不同吗?

沈祎:确实有一点不一样。陈导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者,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他和叶先生在各自领域各有建树。很多问题对他来说,可能已经有答案了,他不需要提问。但我这样的晚辈,我还是有很多问题想问叶先生。

以及还有一些涉及家庭、情感、女性面向的问题可能也是由我来问比较合适,陈老师他非常绅士,某种程度他也挺害羞的,他也不会想要去“控制”叶先生。

我后来想明白了:

诗歌真的是救了她

沈祎:其实我第一次正式进组时,还不太敢贸然提问,坐在陈导演身边替他“传话”。直到中间我插问了一个问题,当时在谈《祖国行》。叶先生说:这首长诗可以算是“一气呵成”。我就问:“真的是字面意义上‘一气呵成’吗?那么长一首长诗,您到底是分几次‘呵’出来的?”特别幼稚,但我确实很好奇。她说这个问题“有意思”,你问得很好。她也很幽默地回答:我确实是“分了几口气”,有两句我是在看牙医的时候,后来我去哪里又来两句……就打开她的话匣了。

临近拍摄结束,有一次我们的摄影师要拍叶先生的肖像。在那一个多小时的拍摄过程中,我就把自己作为女性的很多疑问,都直接问出来了。

北青报:比如?

沈祎:比如我问先生:“先生您到底有没有心动过?”因为之前聊她谈及人生,她都说自己好像没有经历过特别激荡人心的那种爱情,她所有情感都非常的“平”。那我很好奇她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经历了什么。因为对古典诗词里的爱情,她会讲得特别细致,也非常投入。她怎么可能感受不到爱情呢?这对我来说不太能理解。类似这些问题在我们实际采访里面不太会问。

北青报:那你还记得这问题她怎么答的吗?

沈祎:我们现在想把这一段对话整理成文字,找合适的平台发表。我记得她当时说“没有心动过”。提到婚姻,她说自己是“做了一件同情的好事,可是并没有很恋爱(的感觉),婚前婚后都没有”。她还引了吕碧城的一句:“不遇天人不目成”,她自嘲:“我这人很奇怪,大概我这人七窍里面缺了一窍。”但她更妙的是,很多人自己过得超脱便也觉得他人的世俗情感不值一提,但她很真心地认为“别人谈恋爱谈得轰轰烈烈,那很好很了不起”。

那一次对话叶先生也是知无不答,极其坦诚。我有时甚至感觉在和一个同龄女子对话,有时也感觉到她历尽千帆的睿智以及平和。感觉上和她又亲近了。

北青报:电影里说叶先生提到丈夫,就说了一句——“这个人啊”。

沈祎:关于她的婚姻,我们没有特别直接地去刨根问底,因为比较失礼。我们尊重叶先生,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很直接真诚的人,能讲的她绝不遮遮掩掩。如果不能讲或者她不愿意讲的,我们去试探是不礼貌的,更何况涉及私事。陈导演在这一点上非常尊重叶先生,这一部分我也没有那么直接问她。但我后来想明白了:诗歌真的是救了她。世俗意义上的婚姻不论好与坏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围城”,但对她来说,那个围城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存不存在都不重要了。我和很多人一样,一开始对她都会有这样的叹息:觉得她值得更好的情感。

但我后来完全理解了:一个女人的情感满足,不一定是来自于家庭,她可以有更高的追求,更高的满足,更高的自由。一个女性有了自己的精神王国,这才是真正的独立性。

北青报:我个人对她特别感兴趣的倒是在,她对于归国的这种热情。片子里也可以看到,在过去、在台湾或者在国外的时候,她穿着旗袍什么的,很美。她一回来探亲或者什么,马上就穿得跟北京那时候的人一样,很朴素那种。

她是怎么就那么一心非要回来,给我感觉她对这个国家太有热情了。

沈祎: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她大女儿过世,对她情感上是个很大的冲击,相当于她没有什么牵挂了。至于回国的热情,其实我挺能理解,民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哪怕去西方留学,最终都有书生报国的热情。

北青报: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算是回国了?

沈祎:她回国教书的申请得到正式批准应该是1979年。我觉得她很了不起,她先到了北京大学,教了几个月她发现北大不缺老师,就主动去了南开。我想北大的人文学术背景以及师资力量肯定是超过其他高校的,是所有知识分子向往的圣殿。而叶嘉莹选择从零开始,到一个更需要她的地方去教书育人。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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