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至今，潮汕地区存在大量改姓现象。潮汕人改姓涉及实用性考虑，往往出自避祸或感恩心理，由复姓向单姓改变体现这一倾向。潮汕地区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改姓有相似之处，但也离不开潮汕地区人民追求实用性的世俗考虑。分析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既要看到全国背景下改姓原因的一致性，也要发现潮汕地区改姓原因的特殊性。“生死异姓”是潮汕人改姓后又回归原姓的突出例子。
关键词：潮汕地区；改姓；回归原姓; 生死异姓”
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姓氏问题是重要的，改姓应视为不小事情。“秦汉以后，家族的姓氏稳定下来，不再数代一变，改姓就成了一件弃祖庙、失根本的大事情。”[1]又，“姓氏是一种非常稳固的文化现象，祖先留下的姓氏，不论美与不美，子孙必须世代相传，不得随意改变。‘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是中国人的家族血缘情结”[2]，除非不得已，中国人一般不会改姓。然而，自古至今，潮汕地区的改姓不少，如此现象涉及原因复杂。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似乎还没有专门论文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笔者检阅各种史料，发现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并分析相关原因，以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所指的潮汕地区，除了现在的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市辖地，还包括从前隶属潮州府、现在归属梅州市的丰顺、大埔二县，涉及客家、福佬二个族群。另外，本文说的改姓，局限于潮汕地区的潮汕人改姓，移入潮汕地区之前的潮汕人先祖的姓氏变化不作讨论。
一、潮汕地区的改姓现象举例
欧阳改为欧姓——
欧阳这个姓是复姓，有改成欧姓，也有改成阳姓。欧阳复姓改为欧姓单姓是潮汕地区复姓改为单姓的典型，可以饶平县南部沿海的海山镇为代表，海山镇有大量欧姓，原来就是姓欧阳，海山镇还有地名“欧边”。然而，复姓欧阳和单姓欧本来有不同郡望，将欧阳姓改为欧姓就混淆了先祖来源，而很多改姓欧的海山镇人并不明白真实情况：
汉惠帝三年（前192），欧阳氏之后裔有后摇者，受封于归越地，被立为东瓯王（东瓯，今浙江省温州市），其子孙以国为姓，始作瓯氏，后改瓯为欧。故欧阳与欧氏，俱属勾践——蹄后裔，而在姓氏使用上，则由于世系不同而有复姓欧阳、单姓为欧之分别。[3]
张廖姓改回单姓——
《梅县志》引述《廖氏大族谱》载：明初，有张元子入赘于廖家，为福建诏安官坡（笔者按：应是“陂”）张廖一族之源。张氏改廖者，其裔以张氏郡号“清河”、廖氏郡号“武威”，各取一字，以“清武”为堂号。[4]台湾出版《五华同乡会会刊》也称，诏安县官坡廖三郎无嗣，洪武七年（1374）招赘云霄西林张伯纪之后裔张元子（又名再辉，张挥第125世孙），单传张廖友来，发誓生则（户籍）姓廖，死则（神位）归张。並将张姓总堂号（清河）与廖姓总堂号（武威）合并，另创（清武）为张廖（变廖）总堂号。[5]
张廖姓曾在饶平县北部客家地区的建饶镇集中居住。由于张廖姓用起来感到怪异，后来张廖姓的人又改成张姓或廖姓。《饶平客家姓氏渊源》统计，饶平张廖姓有1000多人。饶平的张廖后代繁衍至今应有2000人。然而，笔者本人是土生土长饶平人，生活在饶平多年，没有见到一位姓张廖的，根本原因是张廖姓很早就改回单姓。
丘姓改为邱姓——
邱、丘本来就是一姓。将丘姓改成邱姓原来就是为避孔子讳，封建时代结束，又有不少人将邱姓改回丘姓。潮汕地区的邱、丘姓至今仍不时发现，笔者记得20世纪90年代，当年就学的饶平二中，就有一名高中同班同学姓邱，后来本人执教的潮阳籍学生中也有发现姓邱的。说明潮汕地区至今邱、丘仍是同存的，也没有人将两者强行统一，于是造成邱、丘同时存在情况，但总体是丘姓者多于邱姓者。在此强调，丘、邱虽然本是一姓，并不意味两者可以乱用，毕竟公安局只认身份证、户口本的写法，假如某人高考报名用邱，而户口本用丘，录取时需要证明是同一个人。潮汕地区的丘姓改成邱姓，或是邱姓改成丘姓，原因和全国其他地方并无不同，如客家名士丘逢甲，一些历史文献也有写成“邱逢甲”的，而丘逢甲正是提议恢复丘姓者：
据一九九五年新修《丘氏湖山（寮）大族谱》载：今人见姓“丘”“邱”者，每以为不同之两姓，其实为一姓无別，盖吾丘之为姓，自和公（安公）之始写作“丘”。至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雍正帝尊孔，以“先师孔子讳丘，礼宜回避”为由，下诏凡丘姓之丘加“邑”旁写作“邱”。民国初年，蕉岭丘逢甲等以为丘氏出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比孔子之前出生，无前人姓回避后人读之理，倡议恢復为丘。现在大部分已将“邱”改写为丘了。[6]
一些稀见姓氏的消失——
潮汕地区历史上一些姓氏曾存在，后来消失了。这些消失的姓氏解释有二种：一是人员离开；二是改姓。更大可能是后者，如复姓、合姓向单姓转变，也有一些较为稀罕的怪姓，因使用不便或易引起误解，或该姓氏人员想依附大姓而改姓，消失的姓氏一般是人数较少的。
大埔县三河镇汇城村位于大埔县城以西14公里处。全村现有居民近600户、2600余人。汇城村历来姓氏多而杂，自清末至民国以来先后在该村落居者竟有48姓之多，为全县各村之冠！该村耄耋老人周玉成提供了流传民间的《姓氏歌谣》为证：“陈徐饶范蔡，贺杨丘柯钟，张邓沈刘黄，黎程唐朱孔，田罗李郭周，赖叶戴郑翁，吴林卢高许，柳吕练花洪，萧曾阮巫郕，还有池曹红。”[7]笔者特意留意歌谣中出现“郕”、“花”姓，因此两姓在地方极少。大埔姓氏研究者黄志环在另一文中引用民国十七年（1928）《大埔县志》载该县当时有姓氏102个，“郕”、“花”均不在其中[8]，另外可注意者，民国十七年《大埔县志》仍有陈李姓，此姓已消失。
个体的换姓——
革命党人改名换姓是全国性的普遍行为，潮汕地区也不例外。留法博士、北大教授、性学奇人张竞生有一个儿子叫黄嘉，此事虽只有一人改姓，但值得注意，因为所改之姓既非父姓，也非母姓。张竞生另一儿子张超回忆：
张竞生1920年代初在北大任教时与“奇女子”褚松雪结婚，1924年生下张应杰。以后又将他改名黄嘉，颇为离奇曲折，连当事人也未知内情。据黄嘉在台湾的同事钟博君撰文称，因其母在自传体小说《花落春犹在》中说其父黄适车祸身亡，且褚原籍嘉兴，故名黄嘉，似也颇合情理。但张超曾询大哥黄嘉，他只知是父亲给改的。说1933年随母至江西时已用此名，说明他也不知其详。1946年，张竞生特地到台湾屏东糖厂与黄嘉竟夕长谈，望他改姓归宗，未果。[9]
张竞生的第二任妻子、江浙才女禇松雪为张竞生在北大执教时认识。后褚松雪和张竞生反目，两人离婚。禇松雪和黄嘉长期居住台湾。张超叙述，禇松雪身份复杂，多谋善变，她是国民党的第一位女上校，也曾是共产党第一位女性高级干部，和谭平山一样，代表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投身国共合作。黄嘉是张竞生和禇松雪的唯一儿子。
二、潮汕地区改姓现象的原因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祖系血脉、强调家族传统的民族，改变姓氏在中国人看来，有如背祖弃宗，是情非得已的无奈之举。”[10]又，古人把姓氏看得很重，有权势美色不能动者。《茶香室四钞》卷七引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戎昱美风度，崔中丞爱之，有女国色，欲以妻昱，而不喜其姓戎，能改则订议。昱以诗谢曰：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11]可见，姓氏符号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子女姓氏是从父还是从母而导致夫妻离婚的例子，改姓绝非仅是换一二个字那样的简单事情，而是牵涉众多方面。针对潮汕地区的改姓，出现的解释有如下几种。
其一，出于使用方便考虑——
改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出于实用性考虑，由复姓向单姓转化是全国性的现象。如将“完颜”姓改为“颜”姓，再如将“爱新觉罗”改为“罗”。潮汕地区的复姓改为单姓如海山“欧阳”姓改为“欧”姓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因为复姓用起来不便，所以改成单姓。合姓如张廖、陈李改回单姓也有这样的原因。
由于中国人采用单姓的人太多，导致大量重复名字，“近年来，妨止姓名重复化的努力一直在进行……还有人主张，鼓励恢复历史上的复姓，如宇姓恢复为宇文姓，完姓恢复为完颜姓等。”[12]不过，有关于潮汕地区单姓向复姓回归，笔者还是较少看到。来自饶平海山的欧少吟女士倒是对笔者提及，“现在海山有的年轻人，取名欧阳某，一般用三个字的姓名”[13]，说明欧姓回归欧阳姓的倾向是存在的。但是在饶平公安局的户口本上，可能还是将“欧阳某”者当成欧姓进行处理。
其二，因为谐音而改姓——
潮阳傅姓和布姓人口共计399人，分布于3个镇（街道）9个管理区（居委会），另外，散居于国内各地共有10人。“明洪熙时（1425），福建泉州南安县人傅怀松迁徙海阳县仙乐乡。嘉靖末年（1566），其裔孙傅华瑶由潮州城迁居潮阳海门，今为潮阳傅姓主要聚居地。另外，海门还有布姓185人，经调查访问，长者认为布原与傅是谐音之误，故暂合并在一起，是否准确，只好留待考证。”[14]
以上是傅、布可能因谐音而改姓的例子，另一例子是成、城的改姓。潮阳成姓和城姓人口共计89人，分布于海门镇的新德、西南门，城南街道的凤东等居委会。另外，散居国内各地共约20人。“潮阳成姓先祖世居南京东门。明初有裔孙成上舍宦游入潮，卜居海阳龙湖（今潮州市龙湖三英），传下第12代孙成尔楠，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因避难流徙至潮阳招收都河渡门西侧的蛇头山仔（即石门，今属汕头市区南山）卜居。尔楠有3子，其中一子迁创于海门成厝巷，遂成为潮阳成姓主要聚居地。另外，海门原有城姓，城是以事命氏而得姓，其得姓祖是负责筑城的官员，但海门成姓长者认为城原与成（姓读城）是谐音之误。然而查海门成姓开基人之裔孙、14世成德平嘉庆二十年花月墓碑，以及15世成茂全墓碑，均署‘城公’，海门成氏与城氏究何关系，只好留待考证了。”[15]
其三，小姓依附大姓——
饶平县钱东镇有紫云村，该村现在是清一色黄姓，一些移居澄海的黄姓子孙每年还会到紫云村祭拜先祖，紫云村黄姓很早就是地方大姓强宗。但是，从前该村是有其他小姓的，自清代至民国，因为黄姓和其他小姓长期械斗，甚至三饶和黄冈乡绅进行介入、调解。为回避矛盾，其他姓氏不得不移出，或改成黄姓以减少矛盾。
其四，由于收养或感恩心理——
这种情况如上述的张廖姓。再如饶平余英原本姓黄，被余氏人家收养，改为余姓，余英后代发展成为饶平黄冈大宗族：余英是黄冈大姓余氏的开基祖，是螟蛉子，本不姓余，元至正年间进士，授广东封川县节度判官，后辞官归乡，居黃冈，其墓很大，在饶平县联饶镇。余英的先祖又追溯至北宋名臣余靖公，曾为工部尚书，余靖公的孙子嗣光公乃伯庄公之子，“受荫士为潮州司户”。[16]
由于收养或入赘，导致姓氏更改的例子很多，潮汕人此类做法和中国其他地方类似。“赘婚”往往要改从妻姓。甚至寡妇住在夫家，招后夫承当前夫门户，入赘者也要改姓前夫之姓。[17]
汕头澄海有一位土生土长、今年40岁上下的潘女士，对笔者讲述的换姓案例比较奇特，“我的爷爷本姓张，奶奶本姓潘，两人姓氏是对换的，即爷爷改成姓潘，奶奶改成姓张。”[18]而潘女士的奶奶家中只有她一个女儿，相当于潘女士的爷爷是入赘了。男人入赘改姓是一般做法，让人奇怪的是她的奶奶的姓换成丈夫的姓，推测从前有“同姓不婚”的习俗，这户人家为避免他人误会而进行改姓。假如潘小姐的爷爷奶奶如果还在，应该是90岁左右，生于约1930年的民国时期。现在很少有夫妻互换姓氏了。
其五，出于避祸考虑——
所高陂大塘坝《马氏族谱》（手抄本）载，饶平葵坑开基始祖念九公，原姓马，因避祸，改姓邹。念九公生子十九。十九公生大五，大五公由饶平移居大埔县桃源，历三代，复姓马。[19]
其六，1949年后政府登记造册改变——
在潮州市饶平县坪溪（现并入浮滨镇）境内的上社、岭头两个村子里，村子里大概有2000多巫许氏人，许多巫许氏人移民到台湾和南洋。元朝至正十年（1350年），许大安拜别姑丈姑母，携妻一起迁至坪溪上社乡定居，开山种田，繁衍子孙。虽然离开姑父母，许大安时刻不忘他们的养育之恩，经常告诫自己的子孙说：“所谓姑饲侄，有因然也。故不忘其所生，亦不废其所养，巫许并存，而效前人之复姓，生养同服。”于是，许大安从其儿子木稳开始使用“巫许”姓，后裔子孙无论是居住上社，还是移居岭头，甚至出祖他乡，均以“巫许”为姓，世代相传。上社、岭头建有大小宗祠共19座，祠堂门都堂而皇之写着“巫许宗祠”四个大字。巫许姓未列入《百家姓》，《中华姓氏大辞典》和《潮汕百家姓》中也没有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人民政府干部认为外面没有这个姓氏，“为方便起见”，登记造册时全部改为“许”姓至今。许炳枝老人说，尽管现在身份证、户口本等都写着“许”姓，但子孙们都没有忘记自己世代姓“巫许”，村里每逢传统活动都会用上“巫许”的姓氏。[20]
上文分析了潮汕地区改姓的现象和原因，潮汕的易姓现象要置于全国背景进行分析。中国古人的易姓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避忌（分为避讳、避祸和避耻几种）；二、皇帝赐姓；三、民族融化；四、因事改姓；五、合成地名；六、音讹；七、据地改姓；八、简省旧姓；九、因结婚而改姓。[21]通过对比，会发现潮汕人的易姓，一些现象较为少见，如“皇帝赐姓”、“合成地名”等，至于“因结婚而改姓”、“简省旧姓”是常见的。针对潮汕人的改姓现象，既要看到全国背景下姓氏改变的一般原因，也要发现潮汕地方姓氏改变的特殊原因。自古至今，中国人改姓经常和政治迫害有关，研究者指出：
像这种因为躲避迫害而被迫改姓的情况，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层出不穷，从来没有断绝过，一直延绵千年。到了明清两代，封建的专制迫害未见收敛，反而愈加惨烈。社会上文网之密，文人儒子罹祸受害，被迫改名换姓的人数之多，超过了以前的各朝各代。[22]
潮汕地区移民进入主要在宋元之后，发现潮汕人的改姓和王朝政治关系并不十分密切，适足说明潮汕人较为远离政治，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对潮汕影响不大，毕竟这里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相较广东客家人，潮汕人对政治较为疏远，这已经为学界公认。虽然潮汕人也有改姓避祸，但更多是避民间私仇，和政治关系不大，上文的张竞生儿子改称黄嘉可能和政治因素有关，但此类例子在潮汕人中不具备普遍性。
三、潮汕地区改姓后的回归原姓
和潮汕地区改姓有关的是改姓者的回归原姓，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如前面所举，改姓的原因往往出于实用的考虑，这也反映了潮汕人世俗生活中注重实用性。笔者认识饶平县黄冈镇一位余姓男子，早年其父亲曾过入赘给一户钟姓人家，男子于是取钟姓，后来这位男子竟又跑到县公安局恢复原姓，如此折腾，只是想突出其原来的城外余氏宗族身份，以更好在外面“混”，毕竟城外余氏是大乡强族。诚然，这位男子的所作所为违反社会的一般收养规则。
上述的张廖姓改回张姓或廖姓，可视为合姓回归原姓的一种做法。改回单姓，也是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合姓不便。黄志环引述民国《大埔县志》称，民国大埔有姓氏102个，比较奇怪的是陈李姓，但今天大埔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可能原先姓陈李的又改回陈姓或李姓。这种情况既是改姓、又是回归原姓，出现原因在于合姓使用不便。[23]也有大埔人对笔者讲述，从前大埔青溪镇有陈李姓，生前一个姓，死后墓碑一个姓。如果情况如此，则大埔陈李姓不应当成合姓来看，而是属于“生死异姓”了。至于邱姓改回丘姓，是时代变化，不必再忌讳孔子的名字，潮汕人的这种做法和全国其他地方一致。
潮汕人回归原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生死异姓”现象，潮汕很多县都出现这种情况。如生张死李、生杨死金、生陈死陆、生薛死许，生章死许，生陈死林，生陈死谢，生陈死吴等，不一而足。潮汕人的这些“生死异姓”，离不开宗族械斗、避仇、过继或感恩的具体原因，这些因素适足说明潮汕人改姓的有时不得已，也说明潮汕人改姓符合本地人民的世俗化心理，一切以实用为主。潮汕人的宗教态度也是抱实用态度，潮汕人的宗教信仰也并不严格，甚至可同时崇拜多种神灵。
清顺治元年（1644），丰顺潘田陈氏从潘田南迁居揭阳磐溪都周公山，分创今揭东县新亨镇秋江、楼下两村，有“生陈死林”的风俗。原因是潘田陈氏祖先原林姓，迁居丰顺后，受恩于陈姓、遂改姓陈，又念及祖姓，故留下“生陈死林”的风俗。[24]类似情况有饶平县黄冈镇锦里园的“生陈死谢”之俗。历史上锦里园陈姓和谢姓联姻。锦里园的陈姓子孙生前是姓陈的，公安局的户口本、身份证也写着姓陈，但死后放在祠堂中的牌位，就是改成谢姓。笔者曾就此事实地调查，该宗族的一些人回答说“生陈死谢”并非是感恩，而是出自繁衍子孙的心理。奈何该宗族年长的人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笔者没能找到宗族相关文字资料很好解释此事。另外，饶平县中部新圩镇有“生陈死吴”的做法，原因和揭东县新亨镇“生陈死林”类似。
潮汕民俗爱好者黄素龙也举例潮汕地区“生死异姓”的四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新亨镇秋江、楼下两村的“生陈死林”。黄素龙所举的其他例子分别为“生杨死金”、“生章死许”和“生陈死陆”，其一：
揭西县凤江镇赤竹坑村“隆祖公祠”派下的族众，在生姓杨、死后的墓碑和神主都写明姓金，故有“生杨死金”的说法。300多年前，饶平县隆眼都（今澄海隆都镇）后溪乡有一对金姓兄弟从后溪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揭阳县凤湖赤竹坑（今属揭西县凤江镇）定居下来，开始繁衍生息。刚开始，由于周边聚居者都姓杨，一些杨姓人经常借人多势众欺负金姓，金姓族众于是决定继续迁徙。杨姓的族老闻讯后一面批评无理取闹的族人，一面劝说金姓族众改姓融入杨姓大家庭。然而，改姓加盟杨氏家族的金姓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本，去世后墓碑和神主便都恢复金姓。[25]
其二：
揭阳榕城梅云镇潮东村的始祖章荣什，博学多才，兼通地理。元朝末年随福建莆田人许万一入潮。许万一创业于夏桥村，章荣什在许家教万一的3个儿子读书，并为许万一卜“佳城”（即墓地），许万一以礼金酬赠，章荣什拒收。章荣什无子，许万一便以幼子许玉潭为章荣什嗣裔，承章姓。章荣什临终时写下遗嘱，要子孙后代履行“生章死许”之训。既答谢许氏万一之义，又表叶落归根之意。自此子孙恪守祖训，世代相传。[26]
其三：
民国初期，西胪陈族豪绅煽动族内械斗，给陈氏造成空前灾难。当时，人数相对较少的陆姓，被一陈姓以陆姓乃陈姓之后（陆氏先祖陆通史乃战国陈完十世孙）为由，诱胁陆姓改陈姓，并立下契约，待死后才能改回陆姓（包括墓碑、灯笼、神主等）。1951年土地改革时曾有人倡议恢复陆姓，但有人认为姓氏只是一个人的符号，本无需过分计较，于是，“生陈死陆”的习俗就延续下来。[27]
四、潮汕地区“生死异姓”现象的思考
针对“生死异姓”，查阅到一篇专业论文《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作者东南大学讲师李牧深入研究湖北英山的“生承萧姓，死归蒋宗”，以及“生死异姓”之“汪胡一姓”并提出：
胡北英山地区的丧葬习俗“死后易姓”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环境下，某一宗族的成员为求宗族的生存与发展而根据其所掌握的社会文化资源做出的长期策略性选择。这一习俗的稳定传承取决于宗族间长期存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强烈依附。在外在形式上，习俗的稳定性是通过祖先传说的建构和讲述以及宗族间共同祭祖的仪式来实现的。[28]
另一位研究者蒋燕记来自英山萧氏宗族，其借助《英山县志》和《萧蒋宗谱》对“生承萧姓，死归蒋宗”的动机深入研究后指出：“蒋省一承担着继绝的职责，既是赘婿又是嗣子”；“‘生承萧姓，死归蒋宗’是处于两难抉择……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赘婿并非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他知道只有以嗣子的身份才能取得萧氏财富更多的支配权”；“在封建宗法制度中，允许一个男子同时继承两家宗祧，在民间也有‘一子两祧’的习俗，按照这些封建宗法制度和民间习俗，承祧或兼祧的后世子孙，均应祭祀被承继户主的祖先，或者祭祀双方的祖先，只有这个样，才所谓‘礼以义起也’”；“‘生承萧姓，死归蒋宗’的伦理架构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除了当年蒋萧双方约定之外，更大的成分是源于后世子孙对蒋氏先祖的认同感和作为蒋氏子孙的自豪感。”[29]
两位研究者的结论为“生死异姓”现象作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上述情况说明，“生死异姓”在中国某些地区是存在的，甚至延续多年。湖北英山地近安徽，当地文化习俗更多受到安徽影响，而安徽是中国宗族意识强烈地区，中国宗族意识较强的省份主要有山东、安徽、江西、福建和广东。“英山原属安徽省辖，因剿匪关系，民国二十一年改隶湖北，故地理位置，自皖西变为鄂东，但仍处大别山的一部份，则永远变不了。”[30]民国时期的英山，“同一村落的各户，几乎都是同族一脉相传再经分居所形成，除非某户人口或产业发生重大变动，很少有外人参与其间，各族有美奂美仑的祠堂，供奉历代祖宗，故祠堂所在，代表该族迁入的发祥地；这些家族村民，最大的好处，是充份发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互助精神，而远居十里以外，也都非亲即戚，或是互通有无的世交，所以每户对四周人家，皆能了若指掌”。[31]
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承萧姓，死归蒋宗”源起极早，“如果从子才算始祖起，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已有800年的历史了。”[32]但放眼全国，“生死异姓”现象在潮汕地区表现最为强烈，潮汕地区也是中国宗族意识极强地区。今天的广东梅州地区也有“生死异姓”之俗，说明“生死异姓”在宗族意识强烈、宗族凝聚力强大的地方较易出现。李牧提出“这一习俗的稳定传承取决于宗族间长期存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强烈依附”，但从实际情况看，蒋省一做出“生萧死蒋”的选择，正是综合了两家宗族名望、改姓获得经济利益、感恩亲家、封建时代赘婿地位低下等多种考虑，实际上也没有外人强迫蒋省一不得不做出“生萧死蒋”的选择。黄素龙提出，在潮汕地区，“生死异姓”的出现“不乏有为了感恩而改姓的，但也有因受到大姓的胁迫而不得不改为他姓。”[33]黄素龙所举的四个例子中，有二个就是属于感恩改姓，二个属于小姓依附大姓。依笔者调查，潮汕地区“生死异姓”习俗的出现除了避仇和械斗，更多来自感恩、过继和兼祧两姓的心理，换言之，“生死异姓”更多来自改姓者的主动选择。
无独有偶，原属潮州府的大埔县是纯客家县，也是客家意识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对近代客家研究推波助澜的温廷敬、邹鲁均是大埔人，大埔出现“生蒋死熊”现象，就是改姓者的主动选择。据考，大埔蒋姓主要聚居於桃源的新东、上墩以及高陂的红星、桃花，有农业人口五百余人：
大埔县桃源镇新东村的《蒋氏族谱》记载：“始祖原山熊蒋公，谥积德，生于明嘉靖八年已丑（注：公元一五二九年），世居饶平登坑……”原山公原姓蒋，时因世乱不安，由饶平迁入大埔高陂虎坑村落居，虎坑村地处低洼，常受洪水肆虐，种植作物连年失收，生活异常艰难。为长远计，原山公又从虎坑搬迁至泥原村（今桃源镇），桃峰山下开创田园屋宇。不料，山下是苦旱缺水之地，常因旱灾有种无收，惨状难言，欲再行迁徒，已感疲惫不堪，就在苦思无计之时，适闻泥源下村（今新东下村）有叫十五郎的熊姓夫妇，年老无依，蒋原山公与熊姓老人商议，蒋原山公愿到十五郎家中奉侍老人终身，承接熊姓老人田地财产。十五郎夫妇逝世后，常年由蒋原山奉祀。为感熊十五郎之恩德，蒋原山公嘱子孙生姓蒋，死姓熊，子孙遵嘱，在原山公辞世后，其碑刻上“熊蒋原山公”。迄今凡原山公祠堂内的历代神牌，均在蒋姓之前冠以“熊姓，即为熊蒋XX公，世代流传”。[34]
上条材料所可注意者在于，“生蒋死熊”出现于客家意识和宗族意识最为强烈地区，而“生死异姓”是蒋姓人家的自主选择。然而，除了“生死异姓”特征，蒋熊姓有合姓的某些痕迹，就如张廖、张简、陈李姓一样，这说明合姓是客家地区的一种习惯，但合姓在福佬人聚集区并不多见。至于黄志环称“大埔有个熊蒋姓”，还是确得商榷的，仅在神牌上写着“熊蒋某某”，不能充分证明该宗族对外宣称有熊蒋姓氏，并且该姓极少听到。民国二十八年《大埔县志》所载有陈李姓，不见熊蒋姓，但有熊、蒋二姓。[35]推测在民国时期，熊蒋姓不为官方承认，即使熊蒋曾是姓氏，当时已经改成熊姓或蒋姓。
又发现，潮汕地区的“生死异姓”是一般死者死后回归本来姓氏，湖北英山的“生萧死蒋”也是这样，而大埔的“生蒋死熊”是反过来，生前用原来姓氏，死后采用恩人姓氏。还注意到，湖北英山的“生萧死蒋”体现之一在墓碑上，即死去的人会在碑上依据传统铭刻“蒋”姓，如“主簿五世祖考蒋公子才，始妣蒋母徐老孺人之墓”[36]，湖北英山“汪胡一姓”的习俗与萧蒋“生死异姓”类似，即汪氏男性族人去世以后，其墓碑上不刻汪姓，而改为胡姓。[37]然而，据笔者亲自对今天潮州市饶平县黄冈镇锦里园“生陈死谢”现象的考察，锦里园陈姓男丁死后仍会在县城黄冈北面山丘的墓碑上写着“考陈公XX”的字样，锦里园族人称陈姓男丁死后会在祠堂牌位中换成谢姓字样。再看上述大埔的“生蒋死熊”是在神位上注明“熊姓，即为熊蒋XX公”。这些不同做法说明各地“生死异姓”在具体实践上存在一些差异。比较遗憾的是锦里园陈姓宗族没有留下相应族谱，故厘清“生陈死谢”的来龙去脉并不容易。
潮汕人死后回归原姓，体现潮汕人对于原来姓氏看得很重，故不会轻易舍弃原来的姓氏，这也是潮汕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体现，即对自己先祖依然十分重视。李牧和蒋燕记的文章是笔者在知网上检索到的深入分析“生死异姓”现象的极少数论文，说明“生死异姓”现象并非全国性的普遍现象，李牧在该文中提到全国其他地方的“生死异姓”时，也仅举例潮汕地区的情况，这从侧面证明潮汕地区“生死异姓”的十分突出。
总之，潮汕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存在例子太多，即使放眼于全国范围，也是十分罕见的改姓和回归原姓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作者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如需引用本文，请以纸质媒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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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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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宗钦：《改姓、赐姓、贬姓》，《温州会刊》第26卷第6期，2010年12月，第25页
[3]陈泽、吴奎信主编：《潮汕百家姓》，汕头：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411页
[4]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梅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5]张杞芳：《张、廖、简五百年前是一家》，《五华同乡会会刊》第21期，2011年12月，第21页
[6]杨燕秀：《大埔姓氏禁忌趣闻》，《大埔会刊》第35期，1998年12月，第81页
[7]黄志环、杨吕华：《三河镇汇城村姓氏奇多》，《大埔会刊》第38期，2001年12月，第128页
[8]黄志环：《大埔县姓氏考》，《大埔会刊》第44期，2008年1月，第109页
[9]张超：《张竞生长子何以叫黄嘉？》，《北京晨报》之“副刊·连载”版面，2014年5月6日
[10]罗晓帆：《中国姓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11]王新华著：《避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32页
[12]罗晓帆：《中国姓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8—149页
[13]采访人：陈雪峰；采访对象：欧少吟女士（采访对象出生于1973年，为饶平海山镇人，长期居住海山镇和黄冈镇，采访时为黄冈镇一家私营餐馆的工作人员）；采访时间：2019年9月26日；采访地点：饶平县黄冈镇菜场街
[14]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潮阳姓氏丛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15]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潮阳姓氏丛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5页
[16]邓开颂、余思伟、詹式钦主编：《饶平客家姓氏渊源·余氏渊源》，广东饶平客属海外联谊会编印，1997年，第91页
[17]刘曙、郭劲松编著：《百科知识十万个为什么 历史 12》，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
[18]采访人：陈雪峰；采访对象：潘小姐；采访时间：2019年10月17日；采访地点：汕头市澄海区
[19]黄志环编著：《大埔客家姓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20]《饶平大山深藏罕见复姓巫许氏 〈百家姓〉没有收入》，百姓通谱网，http://www.jp5000.com/wue/newsSn/view/24166；浏览时间：2019年10月17日
[21]刘曙、郭劲松编著：《百科知识十万个为什么 历史 12》，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223—225页
[22]罗晓帆：《中国姓氏》，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23]黄志环：《大埔县姓氏考》，《大埔会刊》第44期，2008年1月，第109页
[24]陈宇翰：《潮汕陈姓》，北京：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2010年，第5页
[25]黄素龙：《生死异姓：潮汕姓氏中的奇特现象》，《寻根》，2011年第5期，第129—130页
[26]黄素龙：《生死异姓：潮汕姓氏中的奇特现象》，《寻根》，2011年第5期，第129页
[27]黄素龙：《生死异姓：潮汕姓氏中的奇特现象》，《寻根》，2011年第5期，第130页
[28]李牧：《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5页
[29]蒋燕记：《姓氏文化中“生承萧姓，死归蒋宗”现象探源》，《陕西档案》2018年第5期，第21—22页
[30]叶浓荫：《英山风俗琐记》，《湖北文献》第45期，1977年10月，第78页
[31]叶浓荫：《英山风俗琐记》，《湖北文献》第45期，1977年10月，第79页
[32]蒋燕记：《姓氏文化中“生承萧姓，死归蒋宗”现象探源》，《陕西档案》2018年第5期，第21页
[33]黄素龙：《生死异姓：潮汕姓氏中的奇特现象》，《寻根》，2011年第5期，第129页
[34]黄志环：《大埔有个熊蒋姓》，《大埔会刊》第41期，2005年1月，第147页
[35]黄志环：《大埔县姓氏考》，《大埔会刊》第44期，2008年1月，第109页
[36]李牧：《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6页
[37]李牧：《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及传说》，《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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