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市场管理中的度量衡
古代市场管理，在《夏书》中有记载：“关石和钧，王府则有”，石，钧都是度量衡规制。夏代殷墟考古中也发现有陶、骨等制成的规格等级很严的量器和少量青铜制成的量器。这表明在夏时期就已经对市场交易中的衡量物有明确规定，规范了市场交易行为。
《周礼·地官·司市》中记载，西周有大市、朝市、夕市三种。中间的大市日中进行交易，东边的朝市早晨进行交易，西边的夕市傍晚交易，以贩夫贩妇为主。另外，市还有规制限制，市中的“肆”（即店铺）要按规制排列。各市有自己的交易场所，不得弄混。
据《周礼》，当时市场已设有主管量度等工具的“司市”，以处理交易时发生的度量上的纠纷。具体由“质人”执行：“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
《周礼·地官·贾师》称西周时专设管理物价的“贾师”，辨别物品质量确定“恒贾”（以后历代都有类似地机构和法令）。民间买卖奴隶、牛马合兵器、珍异之物，要通过“质人”成立“质”，“剂”。
“质人”就是市场管理人员。买卖奴隶、牛马使用较长的契券，称“质”；买卖兵器、珍异之物使用较短的契券，称“剂”。“质”、“剂”皆由官方制作，说明官方已经对市场交易进行干预。
按照《周礼》的记载，西周时期官府对于民间买卖进行严密的控制，除了市场管理制度外，还强调商品的质量、价格等方面的诚实、合法性。
从上述有关市的制度、管理来看，西周对市的管理是相当完善的，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后世的市场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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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市场管理
秦汉市场都有政府派遣的官吏对其进行管理控制，市场内设有官署，“以守商贾货贿买卖之事”。汉时主管市场的官员是市令或市长，设有助手市丞，也称之为市啬夫、市掾。
另外还有把守市门维持治安的市卒。这些官员的职责就是管理市场内的经营活动，检验商品，评定物价，征收市税，维护交易秩序，按时开闭市门，以及管理商贾、工匠等的市籍。经常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在向官府登记后，就列入市籍，必须如实申报财产和收入，按章纳税，否则即是违法，要受法律惩罚。
《汉书·何武传》载：“武帝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无市籍经商亦属违法，要受法律处罚。
在市内出售的物品如果售价在一钱以上，就必须标明价格。云梦秦简《秦律·金布律》载：“有买及买（卖）也，各婴其贾（价），一物不能名一钱者，勿婴”。
如果是较大的交易，需要订立契约，必须经过市吏检查，加盖官印，以为凭证。百姓在市内买物品时，货款必须投入特制的储钱罐--“扑满”里，以便官吏统计商贩的收入，按比率纳税。每个市都有专用的“衡器”，如斛斗、尺子等。
（“满则扑之”，故名“扑满”。《西京杂记》卷五：“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 ）
秦汉市内的货物价格由市场官吏每月评定一次，称之为“月平”。这是继承了西周的制度。王莽代汉时，改为在每季度的“中月”评定，《汉书·食货志》载：“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东汉时恢复“月平”制度。
西汉竹衡杆上墨书文字记，如果使用不合标准的称钱衡器，主人就要到乡官“里正”受处罚，服徭役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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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市场管理
图 唐长安城图
唐时的管理市场在两京--洛阳和长安，即两京诸市署，“两京诸市署，各令一人，从六品上，丞各二人，正八品上。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新唐书·百官志》），直属太府寺管理。
另外尚书省的金部司也过问有关事宜的权力，《新唐书》卷46《百官志》载：“（金部司）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何市、宫市交易之事。”及各地方官市也设有官吏管理。
唐律《杂律》篇就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作了具体规定。唐代的市和前朝一样，定时开闭，《唐六典》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不按规定开闭市门，均要受法律处罚。
各市都设有“市门监”专司市门开闭和稽查出入人等。唐律还规定市内出售的物品要按类放置，并要标明，“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唐六典·两京诸市署》）。
唐律规定：“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掠杀伤人者，从过失法。”，“诸在城内街巷及人众者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
图 唐长安路上骑马开车
在（唐朝）城市，禁止在街巷及人多之处无故快速驾车驰马，不得向城内官私住宅或道路射箭，不得在这些地方故意制造惊恐，引起骚乱，违者分别处笞、杖刑。
唐代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由市司直接评定，“以三贾均市。（即上中下三贾）”。市司根据当时实际交易的物价来确定价格。如果市司在评定物价的过程中作弊营利，要受到处罚：
“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疏议曰：谓公私市易，若官司遣评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计所加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谓因评物价，令有贵贱，而没财物入己者，以盗论，并依真盗除、免、倍赃之法。”
说明唐代市场价格是不允许商人随意增减，任意定价的，由官府定价确保买家的利益，也阻止商人之间为了牟利联合起来导致物品价格上涨，影响民生。
《唐律疏议·杂律》对买卖行为的规定相当具体，如买卖的标的必须符合国家质量要求，“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计赃重者。计利准盗窃论。贩卖者，亦如之。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
律疏对其作出了详细解释并规定“行滥之物没官，短狭之物还主”。严格禁止欺行霸市，主张买卖自由、交易合法，“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后代的立法依然有此内容。
唐律将订立合同（契约）正式写入法律中，规定“诸买卖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归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即壹买己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唐律疏议·杂律》）
《疏议》曰：“若立券之后，有旧病，而买时不知，立券后始知者，三日内听悔。三日外无疾病，故相欺罔而欲悔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若有病欺，不受悔者，亦笞四十。”
之所以特别规定奴婢和大牲畜的买卖契约，是因为怕奴婢或牲畜带有旧病，所以规定如果三日发现旧病者，准许悔约。
如果买卖双方已成交，而市司（市场管理官吏）不及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所谓市券，就是官颁契约。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也应有契约，除依民间习惯外，法律上也有规定，如田地买卖应有“文牒”，文牒也就是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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