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心抑志”出自屈原的《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意思是：心灵受屈精神压抑啊， 强忍指责把侮辱承担。保持清白节操，为正直的信仰而死，这正是被古代圣贤所看重推许的。
“屈心抑志”是屈原开创的湖湘文化”的精髓。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指渗透于湖湘血液之中，具有突出性、恒定性，特别是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特质。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屈原是湖湘文化的开山祖师，曾国藩在他手里把湖湘文化发扬光大，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才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
“屈心抑志”是一种境界。屈原早年深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屈原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后来因触动贵族利益，遭受排挤毁谤，被流放，跳汨罗江而亡。在变革之中，屈原忍受着精神的压抑，强忍着被人指责和毁谤，承担着兴国的重担。
“屈心抑志”同样是曾国藩一生的写照。1854年咸丰四年在江西的时候，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他饱受同僚的排挤，连带的兵也经常受气。曾国藩的湘军可怜到他们“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然而曾国藩就是不服输，也不负气，而是“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见《曾国藩家书——致兄弟·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曾国藩都能一步步走过来，靠的就是“屈心抑志”，打败太平天国，成为晚清的重臣。
曾国藩的晚年，天津教案的处理，让他从神坛上堕落，这才是真正的“屈心抑志”。
1870年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政治命运的转折点。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每一步，都惹得天津乃至全国各地的严重不满，案件审结以后，曾国藩受到的谴责之声更为猛烈，“诟（gòu）詈（lì）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
北京城中，舆论的力量更是惊人，一场"反曾运动"猝然兴起。就连先前以曾国藩为自豪的湖南人也不买账。湘江士子冲入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得稀烂，还烧毁了曾氏手书的一副对联，要求开除他的会籍。在京的湘籍官员更是联名致书曾国藩，对他大加抨击。甚至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同治帝师傅文渊阁大学士）也写信表示绝交，朝野内外，一时"谤议丛积"。
在此一年之前，曾国藩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羡，然而一年之后，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
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的曾国藩并没有为自己所处的进退维谷的窘境加以辩解，对于舆论的谴责，“公惟引咎自责而已。”
他不是不懂得机诈权变的人，从早年处置湘军与八旗绿营的关系，以及李秀成案中那场与朝廷不痛不痒的暗斗等许多事情上，都可看出他的非常手段和对于权术的精深了解。
但他仍置名誉的弃毁于度外，平静地去面对千夫所指的现实。
从封建的道德规范来看，曾国藩具有忠君爱国深厚的儒学背景，但他却不像一般士大夫那样矫情立异，沾沾自喜地标榜不已。
既不让步，也不声张，寓率真于复杂之中，曾国藩具有真正的儒家精神，真正的湖湘文化的传承人，真正能够读懂屈原的“屈心抑志”。
因为整个社会基础是旧的，所以反对曾国藩的，正是那个旧制度以及和他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广大官僚和士大夫。
他所面对着的，是整个矫饰的社会。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他的行为却被同一时代所扼止。
曾国藩最后的不到两年的弥留岁月，是在訾（zǐ ）议和病疾中捱过的。迟暮之感，生死之虑，每况愈下的国事，无时不在其心头盘旋，以至“心胆俱裂”。
1872年3月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带着“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的复杂心情，冥心孤往地走向历史为他安排好的结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情。
天津教案作为一个严重的国难，不啻是曾国藩个人命运的最后一幕，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又是试金石。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基于不同的利益和认识均有不同的反应。
旧有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巨大的惰性力与新的合乎时潮的反省与抉择互为交织碰撞，构成一幅19世纪中国在外力逼迫下产生新陈代谢及矛盾的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楚辞渔父》
正如词悬日月的曲平一样，屈原和曾国藩的世界里装满了黎民百姓，江山社稷。
一个屈原救不了楚国，同样，一个曾国藩也救不了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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