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晚期，随着地方诸侯的势力逐步强盛，周通过宗祠和礼制的管理体系已经满足不了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监管，周的存在实际已经进入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地方诸侯纷纷停止纳贡，致力于发展各自的国力和经济，多国并存的现象开始出现，各种管理方法，各类政治哲学开始兴起，为后来的“百家争鸣”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哲学学派的创立，跟创立者的出身和地位无关，也为各种不同阶层的言论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这些诞生在华夏大地、经历着各种风霜雨雪的哲学体系，既富有内容，又多名目，在以后的2000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巅峰和典范，再也没有被超越。
我在讲课时候曾经介绍过这一阶段的历史，每隔千年，都是这个地球出现“大神”的阶段，看看实际的年龄就知道，在这个世界刚刚开始有哲学体系的时候，地球的东西方都诞生了一批这样的“大神”。第一个时期，我们是老子、孔子、庄子和孟子韩非子等，西方正好出的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释迦摩尼和耶稣等。
释迦牟尼比孔子大14岁；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同时期的庄子大15岁；而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却只差了7岁。
第二个千年出“大神”实际上就是到了唐宋时期，我们出的都是文人和诗人，流传千古的唐诗宋词，至今也无人超越，这个话题以后再说。
春秋时期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优秀的哲学思想和大家出现，首先应该感谢那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也应该铭记那一个对思想彻底没有桎梏的年代，宽容和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土壤。现在我们说如果认真研究，才发现古人也是借势宣传和推广，因为所谓的百家争鸣，实际加在一起也不过仅有20余家。
这二十余家中，不仅诞生了我们最大的学派和文化体系---儒家，也同时产生了出自于本土文化的道家和法家。
道家是超越尘世的一种生活理念，他们对世俗的权威并无好感，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种思潮对当时的政治现状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组织，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影响着一批诗人、艺术家和明达的人远离各种争论和烦扰，退居山野或独守书房，成为隐士；他们抵抗各种侵犯个人想法的措施，不管其为威迫或是利诱，所以道家有支持泛神主义、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
而法家则与原生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不同，从某一点看似乎与欧洲18世纪的实证主义法理学家很相像。他们不像儒家和道家，或推广仁慈为本，或置身世外超然，他们似乎更愿意参与到管理和统治的环节，拥护执政者的铁腕强硬手段，喜欢用立法来推动管理，认为法律是彰显着统治者的意志，不应该受到习惯的羁绊，也不应该受世俗的道德的约束。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春秋时期的玉器制作也出现了各种工艺并存，多种纹饰出现，多种加工方法纷叠的状态，前几期的文章我们从西讲到东，这次我们挑选一个南方的春秋时期墓葬，代表着不同地域，但是却是同一时期的玉器工艺做一个解读。
1986年在江苏吴县严山出土的吴国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玉器402件，有琮（残器）、璧、瑗、环镯、璜、斧、觽、珑、双系拱形起脊饰、鹦鹉首拱形饰、鸟形饰、兽形饰、长方形玉饰、虎形佩、管、珠以及绿松石质珌、玦、料器等。该处出土玉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美，证明春秋时期吴国宫廷已有较大规模的手工艺作坊。
作为南方吴越文化精华的窖藏出土玉器，所体现出来的设计新颖别致，反映了吴地文化的底蕴；造型奇特而巧妙，显示了吴国玉匠在造型艺术上的造诣和大胆探索；纹饰繁琐而不乱，表现出浓烈的图案意味，写实和写意相互交映，巧妙地融合为一体。
总体上讲，造型与纹饰已摆脱了殷商青铜器的威严、生动活泼，集中反映了吴国玉文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面貌特点，具有显著的吴文化地方特色，在我国区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吴国王室窖藏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在江南吴文化考古发现中为首见。
出土的玉器，经过清理分类后，发现装饰和使用器两种比例较大，装饰佩玉，就是指随身所佩的装饰品，均有孔可穿线悬挂在身。
另一种使用器就是嵌玉，指用作于插嵌的玉装饰器，器上无孔而有凹槽或榫卯。
吴玉造型手法极有个性，以小巧轻薄、形式多样、具有浓郁的装饰意味为特点。
既有按前代传统稍作变化的形制，也有突破前代传统模式而新颖独创的形制。
纹饰设计，富有创新。图案布局随器形和表面确定。
纹样则以蟠虺纹、卷云纹、兽面纹、变体蔓纹、鸟纹为主。
有在器表满幅排列，纹样作上下左右四方连续展开来构成整体图案；有用划分区格来构成总体的图案脉络，使纹饰井然而无素乱之感；还有是集多种动物纹来组成图案的雕像生式，形成生动优美、丰富神奇、耐人寻味的艺术形象。
双系拱形起脊玉饰的造型突破了固定单一的传统形式。
装饰图案集兽面、凤鸟、蟠虺、卷云、麦穗纹于一体，或藏或露，远看云气缭绕，近看鸟兽分明，个性特点突出，耐人寻味，显示了春秋晚期吴国南方玉器雕琢工艺的高超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