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里的喇叭头
文/范博文
我在童年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村西头的西坡上。
爷爷奶奶的院子有三间北屋，是父亲费了好大的周折，分两次才勉强盖起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三间房子，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房子建好了以后，父亲便把爷爷奶奶安置到了这里，爷爷奶奶带着我住了进去。
住进去不久，就赶上公社里来人给社员们安装小喇叭，我们叫喇叭头。说是装上了喇叭头就能听到大山外面的声音了，还有天气预报，还能听歌，听相声，啥都能听到，真是太好了，只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啥是相声。喇叭头家家户户都有份，头回见那喇叭头，黑黑的，外面方形，里面是圆的，中间凹进去，看着就是个浅浅的碗，摸着就是黑黑的纸做的，但是后面却是有点重的，后来我知道，里面有一块吸铁石。
一条细细的电线，从东家串到西家，把每家每户都连起来了。爷爷让装喇叭头的人给我们安在卧房里前墙窗户的上方，一条细细的铁丝从窗缝里穿进来，接在喇叭头上，又从喇叭头接出另一根线，再从窗缝穿出去，连上一块小铁棒，把那小铁棒埋到墙根的土里去，在上面浇上一瓢水，如果是浇上一瓢浓浓的盐水就更好了。当时我啥都不懂，后来知道，埋入地下的那根小铁棒是地线，没有地线，喇叭头就不响了。至于那喇叭头就用一条绳子栓住，用一个钉子歪歪扭扭挂在墙上了。
那装喇叭头的师傅倒是挺麻利，不一会儿就装好了。
我问他：“你怎么不让它响啊？”
他说：“现在还不响，等过几天，都安装完了，家家户户的喇叭一起响。”
我问：“怎么个响法？动静大不？”
他说：“不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都是能听到什么呀？”
“放啥听啥，啥都有。”
然后他就那样走了，去下家装去了。我就在想，到底能放啥啊？又憧憬又纳闷，这里面能有啥？当然，我是不会认为里面有小人的，因为我知道是科学的事情，只是不明白啥道理罢了。
就那样过了很多天，也不见那装喇叭头的人了，我心里在嘀咕，是不是都装完了？不是说装完了，就响吗？怎么还不响？
放学回到家，我会竖起耳朵静静地听听喇叭头是不是有动静，还会爬到炕上去，把耳朵贴在喇叭头上听，啥都没有，心里便有些失落。
又过了一些日子，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还在睡梦里，一种声音把我吵醒了，朦朦胧胧听到《东方红》乐曲声，立刻辨别出是头顶上的喇叭头响了，声音很清晰，《东方红》乐曲即熟悉又亲切，是我上学第一天唱的歌。
听到了响声，心里很激动，我便开始咋呼：“爷爷，爷爷。”
咋没有爷爷的声音，屋里没人，我顾不得穿衣服起床推开门，看到爷爷正在扫院子。
“爷爷，爷爷，快，快，快来啊。”
“看你急急呼呼的，咋了？”
“响了，响了，喇叭头响了”
爷爷放下扫帚，来到屋里。
爷爷说：“真的开始响了，真好，以后就能听广播了。”
没多大会儿，就听喇叭头里开始嘀——嘀——响了几声，然后说：“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七点整。”
“听到没，爷爷，七点了。”
爷爷下意识地去看挂在里间墙上的那个挂钟，自言自语地说到：“怎么差得这么多。”
我抬头看看那挂钟才五点多。
说起爷爷的挂钟，奶奶有说不完的抱怨。爷爷为了上班有个点，便从委托部花了三块钱买了这个二手的老挂钟，从买回来就没正点走过，倒是请人修理的次数不少。
您会疑问，爷爷不是农民吗，怎么会上班？
爷爷不是农民，是工人，父亲也是工人，我们的家庭，是有工人的农民家庭，这是个故事。
一个本家的邻居，按辈分我叫他六哥，虽然他辈分小点，但是年纪比我父亲还要大。六哥会些修理小物件的本领，爷爷的挂钟从抱回家来，就没少让他来修理，感觉那个时候，我看他修理挂钟都上瘾了，感觉好有趣味。只是我不懂，就是看着他拆开了，一个个齿轮取下来，开始清洗，然后再装上，再上一点油，每次都是那样，可还是跑不准。而他每次见到爷爷，都会问及钟的事情，爷爷便说，你上次修过后，跑得挺准了。
奶奶却颇有微词，说人家不要了的东西，爷爷还当个宝买回来，能有好吗？
有了喇叭头以后，爷爷便再没有修理那挂钟。
打那以后，我觉得生活丰富多彩了。每天听广播和现在看电视一样，了解了国家大事，还能听文艺节目，只是每天分时段播放三次。
早晨六点多钟，《东方红》乐曲开始响起，然后传来播音员清脆的声音：“乐疃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接下来便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然后继续播送一些新闻，文艺节目，最后是天气预报。早上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播送时间。中午和晚上也有，晚上的播送时间会长些，一天的节目就在《国际歌》乐曲中结束了。
那时，喇叭头每天都在播送“政治挂帅、纲举目张”的内容，天天都有“最高指示”播出，生产队都要求社员收听、学习。能经常听到农业学大寨的事情，说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故事，只是那个时候我始终没弄明白狼窝掌是个什么东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月，喇叭头是让我认识大山外面的世界最有帮助的东西了。
《社员都是向阳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都是我最喜欢听的。有时候会播送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的选段，爷爷会跟着哼几句，我却一点不懂。
就这样，喇叭头伴随我快乐地度过了好多年。
有一天，喇叭头不响了，因为我从安装喇叭头的人那里知道，浇一瓢水到地线上，就会响，我便学着，浇了一瓢水，仍然不响，过了会儿，又浇水，还是不响。唉，我是无能为力了。
隔着我家不远的邻居，是队里的电工，那个时候觉得电工太厉害了，让我崇拜得不得了。队里的电他都管着，还管着电磨房，晚上，只要他不送电，全队的人都摸黑。
他有权利给家家户户的电灯上贴封条。
贴封条就是用一块纸抹上浆糊把灯泡和灯口贴住，让它俩牢牢地连在一起，为的是怕有人偷偷地把灯泡换大了，那样就是在偷电了。因为每家每户都是按照统一的数额来缴电钱的，所以必须用一样大的灯泡。不过，各家可以按照自家的需求用灯泡，有的用二十五瓦的，有的用十五瓦的，当然，瓦数不一样，电费也是不一样的。就怕有人佯装十五瓦的，晚上偷偷换上大的，那样队里的电就亏了。所以，必须把电灯口贴住，贴住了，就不能动了，如果动了，那层纸是必然会开裂的，电工就知道了。
有一天，队里电工路过我家门口，爷爷便询问他喇叭头的事情，他进了我家，三敲打两敲打地喇叭头就响了。太无语了，早知道，我也敲打敲打不就完了？
不过后来，我是真的没少敲打它。喇叭头就挂在窗户上方，每天烟熏火燎的，日久天长上面存了厚厚一层灰，有时候一敲，会有许多的尘土落进嘴里去。
后来的某一天，我忽然听到东南面的莲花山有广播的声音，那声音好大，又大又清晰。原来，生产队里在山上装了大喇叭，远远望去，一条水泥杆上装了三只大喇叭，朝着村子的各个方向。打那以后，大喇叭就彻底盖过了喇叭头了。
生产队还可以用大喇叭广播各种通知和队里事情。真是大喇叭一响，全村回荡。
……
多少年过去了，童年那伴着喇叭头成长的经历总是绕不开。虽然回荡在家乡的声音，早已成为过去，我却有无数次在梦中回到那难忘的岁月，那扎根于心底的歌声怎么也忘之不去……
仿佛那嘹亮《东方红》乐曲始终在耳边回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 ，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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