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傍晚，听闻恩师刘泽华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不胜悲痛，先生音容在眼前不时地闪现，忽然觉得应该写点什么。
3年前，先生80寿典，承蒙师兄们抬爱，我有幸作为弟子代表发言，在陈述先生学术贡献的同时，着力强调了先生圣者般的人格对我个人和弟子们的影响。
从1982年起，我在南开大学求学7年，除上课之外，与先生私下交流不多，先生位于南开园北村的家里，也只去过寥寥数次，对先生学术思想的意义当时亦不能完全理解。印象最深的就是跟先生上研讨课的情景。那半年里，每周都有一个夜晚，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办公室里，七八位同门围聚在先生周围，选定一个问题展开讨论，成熟的、幼稚的，包括对先生某些观点的质疑和批评，都会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10多年后，我出版了一部小书，在《后记》里，我曾忘情地回忆：“在这些研讨沙龙上，到底有多少思想的火花曾经闪动，今天我已经很难记清了，但期间那一份只有在学术的殿堂中才能领略到的人文气息，却深深地融进了我的生命之中。”
在先生诸多弟子中，我入门较早，但年纪较小，属于少不更事之列，是当面批评先生观点最多的，以至于工作之后，仍恶习难改。记得1990年代中期去天津，到先生家里看望。先生高兴之余，拿出新近出版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签名惠赐，我称谢之余，仍不忘“指点”先生说，政治哲学出自思想家头脑，转化为能够支配人们行为的“指令”、进而成为社会整合力量，中间还隔着文化和制度这两层，对这部著作评价不高之情溢于言表。先生当时不以为杵，仍耐心讲述他的想法。
先生很少说“当仁不让于师”的大道理，但始终是这个道理最忠诚的践行者。记得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刚出版，我还在上本科，先生布置期末考试就是给这部书写书评，而且还特别强调别说好话，谁批评更尖锐、谁评论更到位就给谁高分。
先生与弟子之间的关系，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远亲近疏、内外无别”。一些学生因敬慕之情，主动登门与先生交往，多能得到先生的特殊关爱，其亲密无间的程度，往往令很多亲传弟子羡慕，而这些“门外弟子”一旦与先生交往，就与“门内弟子”一样，大多会与先生不离不弃，成为终身师友。二是“扶弱放强，强弱无等”。对生存能力较强的弟子，不论是发文章、找工作，先生虽不能说不关心，但却很少主动帮忙，海宽天空，任由你独立面对，自由发展，但对社会生存能力较弱的弟子，每到关键时刻，先生却要倾力相助。
先生是历史系教授，但其弟子和“粉丝”，却遍布南开各专业。他是历史系两届民选主任，2000年代曾担任该系教育部研究基地主任，在历史系具有崇高威望，却没有在历史系营建属于自己的人脉系统，现在被归于所谓刘泽华学派的，大多也是历史系人事系统之外的学者。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先生这种“内外无别”、“扶弱放强”的习惯造成的。这个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先生退休之后，南开历史系若仍果真存在刘泽华人脉系统，那么刘泽华就不再是刘泽华了。
在《八十自述》中，先生多次提到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于蹉跎岁月，体悟到幸运，表现了先生的乐观与豁达。先生成名于改革开放之初，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有幸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贡献一份心力。从论秦始皇、刘邦，谈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到倡言史家面前无定论，对象之外无前提，先生早期的文章大多气势磅礴，体现了冲决一切思想禁锢的战斗激情。
然而，作为能够不断超越自我的思想者，先生没有满足战斗激情的表达。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先生开始尝试摆脱旧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资源，走出原有的话语体系，创造属于自己的概念系列和分析框架。
30余年苦心孤诣，先生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尝试新的研究视角，完成了政治思想史叙事由列传体到思潮体，由思潮体到思想与社会互动体的转向，其研究的重点也完成了由政治思想而政治哲学再政治文化的几次挪移，留下了数十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以及近年来被学界讨论的刘泽华学派。
说起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风格，即便是弟子之间，也难免见仁见智。对恩师的学术“仰之弥高”，更有悖先生的教诲。就我个人看来，先生之学特点有四：“大”“实”“博”“土”而已。
说其“大”，虽不至像太史公所言，要“究天人之际”，但“通古今之变”，却是先生为学之追求。先生40余载种种著述，显示出的是宏阔格局，渐成纳古今于一体的大历史观。诚如先生一再强调，王权主义首先是一种事实判断，其次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解释或分析框架，原本并不含有价值褒贬的意蕴。
但是在先生那里，王权主义不仅是描述古代中国的一个概念，对“权力支配社会”等中国文明特殊密码的破译，已经触及了它与现代文明本质上的差异，也大体上指明了中国建构现代文明的主要障碍及根本路径。在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命感下，以王权主义为代表的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概念体系，注定会被赋予价值裁判的功能，也必然会遭遇文化保守主义的抵制和狙击。
先生之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实”。或许是受南开史学总体风格的影响，先生的学术兴趣虽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但他最得意的作品却是考据文章，其思想史的著述也往往尽可能地罗列史料，常以穷尽相关资料为目标。先生与弟子讨论，往往将“拿材料说话”，“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挂在嘴边，尤其是对我这种爱耍小聪明的弟子，以至于有几次，我不得不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来反击，戏称先生是“唯材料主义”。
先生的“唯材料主义”成就了他扎实厚重的著述风格，但也妨碍他著述和主要学术观点的传播。虽然淡泊名利的先生对此并不在意，但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个问题。
先生之学第三个特点是“博”。先生第一本大部头的著作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早年所写秦始皇功过是非等论文曾产生过广泛影响，其研究视野所及包括中国古代政治史、社会史、史学理论等多个领域，其中某些研究结论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1980年代中期以后，先生虽更专注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仍对史学界的相关成果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还陆续推出一些的思想史以外的学术成果。这种“博”，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经历和积累，融入和体现于先生的政治思想史著述之中，成就了先生的研究风格。
先生之学第四个特点是“土”。先生是1957年上大学的调干生，基础原本不好。留校任教后，虽拼命努力，但时间大部分都消耗在理论学习和史料的积累上，其外语未见更多长进，西学底子不好是自然的。这一先天不足，对先生而言，既是短处，也是长处。先生提出了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完整的解释和分析框架，其中所涉及的王权主义、权力支配社会、阴阳二元组合等概念，都是货真价实的原创，是先生多年独立思考所得。思想和学理源于对自我生命的感悟、对本土生活的体察，而不是来自对境外某些理论的模仿、移植或克隆，这是先生之学最重要特征，也是其最大价值之所在。同时，也是制约先生之学快速传播的最大障碍。在一个舶来概念、理论和范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学界里，理解和接受以本土话语打造出的刘泽华学术思想原本就需要更多的时日与机缘。
几年前，《史学月刊》主编李振宏先生发表洋洋两万言的文章，呼吁学界重视和研究刘泽华学派，将笔者列为该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对此，我一直觉得内心不安。我1989年离开先生，任教于京城，其间虽多次往来京津之间，有幸聆听先生的教诲，但却一直很少参与先生主持各种著述。先生编撰9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曾邀请我主持其中一卷，也为我婉言谢绝。
现在想来，多有愧对先生之处。忙，固然是理由，但也不免有托词的意味。1990年代，挣扎于“谋食”与“谋道”之间，2000之后，游走于治学与为官岔路之上。身份迷茫，角色错乱，于不知不觉间，沾染了许多虚浮之气。
3年前，参加先生80寿诞庆典，代表弟子发言，已经严重耳聋的先生专注倾听的神态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也让我内疚和自责。这次短暂的相聚，唤回了我求学时的记忆。回京之后，每每暗夜，独对残灯，反省自责，于天命之年决心回归学术。去年年底，先生回国治病，葛荃、孙晓春兄约我赴津看望，因临时要事缠身，未能成行，不想竟与先生从此天人相隔。
5月8日天获悉先生与世长辞，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仍悲从中来，写了几句话发到微信朋友圈，之后接到许多朋友、弟子劝我节哀顺变的短信。恩师已逝，节哀顺变，又谈何容易？整晚辗转反侧，泪眼婆娑之中，总似有先生的音容浮现。
恍惚之间，突然记起二十多年前几位师兄弟之间的一次私下讨论。一位师姐说先生骨子里是法家，我不以为然。我说先生批儒不假，但先生之批儒，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和沉重的历史使命感，而这正是支撑他批判意识和圣者人格的根本力量，先生虽不自称为儒，但却是孔孟所谓真儒。
现在想来，这个争论显得幼稚，为儒为法不过虚名而已。为人师者，其最高境界是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感召学生，成为学生不断提升自我的榜样与楷模。在某种意义上说，先生就是能在关键时刻唤醒我残破的良知，砥砺我拾起失落的初心，在没有尽头的人生道路上踯躅前行的精神力量。
2018年5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