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 柿 子
初业生
我第一次去临朐县城那年，才刚十五岁。那次从宝畔台村去县城，是和三卖柿子。我和三哥用手推车推着四花筐柿子，步行八十余里去县城叫卖。
那时是大集体年代，什么东西都是由生产队分给，柿子也不例外。每年农历九月份，树上的柿子开始变红。生产队就把牛心柿子派人摘下来，削了皮晒成柿饼。把水柿（矮圆柱形）摘下来分给各家各户。
生产队分的水柿不能直接吃，它含有大量的卤液，咬一口就会涩得伸不出舌头。这柿子必须用温水泡二至三天，除去卤才能吃。这种用温水泡柿子的方法，叫做醂柿子。醂好的柿子既脆又甜，咬一口就会甜透心脾。
我家一分到柿子，爹就开始忙活了。他先用大铁锅烧几锅热水倒到一个大沙瓮里，再掺上凉水，使沙瓮里的水温不冷不热。如果太热就把柿子烫了，卤就出不来了。如果水太凉，醂柿子的时间太长，就会使柿子变色，感观不好，口感也不好。
在大沙瓮里调好水温后，把柿子放进去盖上盖。然后在沙瓮周围地上堆一圈燃着的阿撒（碎草沫子）保温。阿撒烧透一圈，再接着燃上一圈。这样，保温二至三天。当拿一个柿子一尝，又脆又甜，柿子就醂好了。在大沙瓮里醂柿子的同时，大沙瓮盛不下的柿子，就用铁锅醂一锅。等大锅和瓮里的柿子都醂好了，就可以赶集卖了。
因为山区大多数村庄都产柿子，所以，在我们宝畔台村附近的几个集上卖柿子，价格既低卖量又少。有时挑着两花筐柿子卖一集，最后还剩下两半筐。
为了尽快把醂好的柿子卖完，我爹让我和三哥推四花筐柿子到临朐县城大集上卖，他把剩下的两筐挑到寺头集上去卖。
那天吃过早饭，我爹挑着两筐柿子赶寺头集去了。我和三哥在家里开始装柿子，先在筐底铺一层麦秆或鲜松树叶子，然后将瓮里的柿子一个一个放到花筐里。每摆一层，就在花筐周围堵上些软松枝叶，防止柿子被挤破皮。当柿子装满四筐后，就在上面盖上一层松叶，再在松叶上面盖上一层旧纸板或旧报纸。然后将四筐柿子密封地刹到手推车上，将一包袱煎饼拴在车平基前面。这时，太阳已快东南晌了，我和三哥就推着四筐柿子出发了。
我俩从阴阳树岭小公路，经过枣行、白家庄，在瓦庙子村上了大公路。一路上，我煞是高兴，走得也特别起劲。我觉得第一次去县城，就像去看天安门城楼一样。我也不时地从三哥手里接过车把推上几段路。
我和三哥走到冶源宫家坡南边的水库干渠时，太阳已经偏西。我和三哥就把手推车停在公路边，坐在车把上休息。我和三哥利用休息时间，每人吃了几个煎饼。由于没有水喝，我吃煎饼时，噎得直打嗝。
吃饱了饭，我就抬头四处张望。我看到水库干渠过公路是根据连筒器原理，从公路底下通过的。公路两边是很宽的水泥方立柱。立柱上写着毛主席语录: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我指着毛主席语录，对三哥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现在我们确实很穷，但怎么思？怎么干？怎么革命？”我三哥不善言语，只是一笑说:“那谁能知道。”这时，我还看到了县水泥厂的厂房和大烟囱，烟囱里正冒着浓烟。我对三哥说:“这就是县水泥厂，二大娘家三哥就在这里上班。”三哥看了看，说:“这个水泥厂还好大哩。”
我和三哥休息了一段时间，又推起手推车继续赶路。这时，我的腿已累得像灌了铅，一步也不想走了。每迈一步，都觉得大小腿又酸又痛。三哥推着小车在前面慢慢走，我在后面很吃力地跟着。我和三哥觉得，宫家坡到县城的路特别漫长。
直到天黑，我俩才好不容易赶到县城。县城只有南北不长的一条街，街上有几盏昏暗的路灯。我和三哥在街北头找了一家旅馆，每人花一角钱住下。我们住的是一个两间的大通铺，铺上铺着光席，已睡着十几个人。我和三哥吃了带的煎饼，花几分钱买了两缸子热水喝了，就塞到那些人的边上，穿着衣服睡觉。一开始还能听到打呼噜声，闻到汗脚臭味，但不一会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我和三哥早吃了点饭，就推着柿子到大街上找地方。最后我们在百货大楼西北方向，拐角门市（国营商场旧址）东边找了一个地方。我和三哥把小车放在身后，搬下两筐柿子放在身前开始卖。
卖柿子时，我和三哥不好意思吆喝，有时鼓足勇气吆喝一声，两人都羞得脸通红。我们不吆喝了，就只等着买柿子的人来问。不一会，就有一个人过来，拿起柿子看了看，便问:“这柿子怎么卖？”我就抢着回答:“一毛钱六个。”那人给了一毛钱，在筐里选了六个大柿子，将五个装到衣兜里，拿着一个边吃边走了。不大一会功夫，我们就卖了两半筐。我和三哥把剩下的两半筐柿子拿到车子上，换下那两整筐继续卖，价格还是一毛钱六个。当又剩下两半筐时，我们把车子上的两半筐又倒进前面的筐里。这两筐柿子比卖出去的要小了，我们就将价格降为一毛钱七个。卖一部分后，价格又降为一毛钱八个。一直卖到散集，还剩下两半筐小点的柿子没卖完。
我和三哥推着两半筐柿子，又去那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我和三哥又推着柿子去了杨善集。在杨善集上，我们一毛钱九个、十个……，最后还有二十个柿子，又小又软，我们一毛钱把它卖了。
我和三哥推着小车沿着来的路返回。当走到石佛村时，三哥对我说:“咱们走崔木山路回家吧，走那山路可能稍近点。”我说:“行啊，反正小车空了。”
我和三哥从石佛村往西，经过河庄、宫家庄、下河，来到崔木村。从崔木村往南走了一里多路，就到了陡峭的崔木山。上山的路弯弯曲曲，有的地方要爬很陡的台阶。上山时，三哥在后面推，我在前面拉。遇到台阶路，我俩就抬着小车往上爬。
当走到一半山路的时候，我和三哥已累得张口气喘。三哥就把小车横歪在石台阶上，我俩就坐在石台阶上休息。这时，三哥就从兜里掏出两天卖的柿子钱，一张一张地数。这些钱，大多数是些一毛、两毛的，也有几张一块的。三哥数完钱说:“柿子卖了十六块七毛钱。”我说:“不错，好歹我们把柿子全卖完了。”
三哥把钱装进口袋，我俩继续爬山。爬上山顶，在山顶走了一段平路就开始下山。推车下山就轻松了，三哥就自己推着。他两手紧紧攥住车黏脚（车刹闸），下台阶时，小车一磴一磴往下跳。我跟在后面慢慢走，不时地看看远方的马头山。到了平路上，我从三哥手里接过车把开始推小车。平路距离比较短，我推着小车不一会就到了家。
爹看着我们把柿子全卖完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他接过三哥给他的钱，从中抽了两张，说:“一人给两毛钱零花钱吧！”我和三哥谁也没有要。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宝畔台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由过去全县闻名的光棍村变成了南部山区少有的富裕村。当年卖柿子的手推车和花筐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卖柿子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村里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几位思想解放的农民购买了三辆大客车。这三辆大客车，每天从宝畔台村出发，分别开往临朐、潍坊、烟台。这三辆先后开出的大客车，成了宝畔台村三道靓丽的风景线。
卖柿子的农民也乘上了出出进进的大客车。他们清晨一早带着柿子乘车去县城，到农贸市场将柿子批发给零售商户。然后乘车赶回宝畔台村，这时候，正是家家户户吃中午饭的时间。
再后来，卖柿子的农户都有了小轿车。他们开着小轿车载着家人，去县城将柿子批发给农贸市场的商户。然后，他们开着车去商场购物、去公园观光，去影院看一场电影。晌午了，他们到酒店美餐一顿，再开车回家。
现在，宝畔台村的农民进县城卖柿子，已经完全没有我和三哥当年去县城卖柿子的意义了。
作者简介:初业生，男，1957年生，山东临朐人，退休干部，现在做初中数学辅导。退休后爱上文学，喜欢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并用文字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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