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有的理念以“兼爱”“非攻”为核心的。天志明鬼思想是墨子"兼爱"理念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墨子的社会蓝图是创造一个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虽然儒家也讲究“爱人”，但是儒家的爱是有亲疏等差的，带有周礼色彩的爱，摆脱不了氏族宗法的影响，是一种“亲亲”的社会形态。墨子认识到自然的人际关系无法维持一个利益纷争的社会，所有的社会行为都逃不过一个“利”字。所以，要创造一个尚同的社会，就要把“爱”建立在“利”的基础上：“天之爱人心，薄于圣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为了取消人与人之间等差的爱，墨子用天志明鬼去约束人们的行为举止。
墨子始终是处于平民地位，直接反映平民的诉求与意识，天志的观念也是如此。儒家认为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祀天地的；墨子率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赋予平民也可以有祭祀的资格，这也成为当时社会一种宗教心理的体现。这种尊天敬鬼的思想对于时代来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墨子提出的天志鬼神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儒家对于鬼神存在怀疑，但对于天命，是信奉的。孔子提出“君子三畏”之首就是敬畏天命。虽然化解了鬼神的封建迷信作用，但是依旧把天命归结为神秘的主宰。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天”是的义是互文，儒家并没有，将“天”与“命”进行区分。墨子就将“天”定义为世间最高的义理和规律，在确定天是什么的情况下，就不会孔子那般慎言鬼神。“天”是人力没法控制的，但是“命”是可以通过人力去控制的。这也是墨子提出“非命”的原因，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同时，墨子提出交相利，“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所以，在墨子眼中这个“天”是社会中共同利益的化身。“天”是有意识的，有人格的，用来构建“尚同”社会中必须要设立的监督机制，这也是对商周时期君权神授宣扬正统的同样手法。
同时，墨子明鬼，也赋予了鬼神新的意义。鬼神不仅仅是一种灵异，更是一种“天”的辅助，使“天”完成自己的使命。鬼神会惩恶扬善，墨子的明鬼本质目的也是使人向善。墨子本身就是否定鬼神的存在，但是因为有利于约束人们的恶行，对于社会有利就应当假设存在“虽使鬼神情无，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千里”运用设辩明鬼，来约束公卿大夫乃至国人上下左右之间的利益争端，对于政治本身没什么作用，但对于稳定社会有着巨大作用。墨子有意识的将天志作为社会的公法，欲将公法取代私法。天行有常，一个能够惩恶扬善、高高在上的天去取消“人之相恶相贼”，建立“人之相爱相利”。“天志”“明鬼”好似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其实已经褪去了原始鬼神观念，经过墨子改造，变成了解决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的工具。“天志”“明鬼”正是建立在“尚同”“兼爱”社会学说上形成的。
“天志”“明鬼”的提出，体现的是民本思想。民信奉神秘的高高在上的主宰，墨子因势利导，反借鬼神去教化规范民。从社会背景去探究，战国本就是战争纷繁的时期，墨子始终代表的是平民阶级的诉求。对于民不聊生的生存状态，必然会有所行动。除了规范民之内斗纷争，重要的是规范上层统治阶层的行为，用一个虚无缥缈的天道去监督为政者不可行暴政。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以德治国，以仁政去治理天下。“天志”“明鬼”正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但“天志”“明鬼”的思想在战国时期注定难以贯彻。墨子将人置于鬼神之下，而百家争鸣时代的要求是更多凸显人的价值，与时代趋势相反，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倒退。墨子将行事的标准需要符合天的要求为最高宗旨，弱化了人本身的主体作用。兼爱思想在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不可能为统治阶级所奉行，作为为兼爱服务的天志明鬼思想也难以实现。鬼神是虚无的，上天对君主权力的监督与奖惩制度，本质上人自身的心理暗示和道德约束，无法有效地去约束统治者的行为。但是，这思想的提出，本身打破了原始鬼神观念，对于理性精神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墨子既尊天明鬼，却又非命，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天命由神意的合理性、目的性，变为超人可以支配人的神秘力量。乱世，人因失去了生存的保障，越来越觉得命运的强大，导致人感到自身的渺小，迟缓了自身的努力。这种盲目的命和有意识的天，形成了对比。天对于墨子的牺牲精神产生积极作用，命恰恰是一种阻碍作用。所以在墨子的思想中，尊天非命成了一件自然的事。
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通过培养人的敬畏之心，去实现社会理想。“知者尊天，敬鬼，爱人。”人有所敬畏，就不能胡来；没有敬畏，就可以为所欲为。在墨子看来，“鬼”只是信仰的产物，而不是本身的存在。这种类似信仰宗教的思想对现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