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社会动乱变革不断，统治阶级对底层人民的压迫不断加深。墨子的兼爱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兼爱思想在精神层面进行反映，就形成了天志明鬼思想。
墨子希望鬼神等超自然力量，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解救老百姓于水火。
尽管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有着积极作用，但由于时代局限性，其学说自身依然带有很大的矛盾和不足。
兼爱思想在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的社会大环境下不可能为统治阶级所奉行。而鬼神是虚无的，所谓上天对君主权力的监督与奖惩制度，其实只是心理暗示和道德约束，不可能真正达到约束统治者的理想状态。
《墨子·天志下》中记载：“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墨子认为能监督和赏罚统治者的只有比君主更“高级”的鬼神，而非百姓。
这种主张也常常使得广大劳动者在残酷的剥削下，拼命降低生活的要求，拼命多做工，不敢萌生人和反抗的念头。”从这方面来看，墨子并非积极鼓励底层百姓作斗争，而是处于被动的等待状态，这不仅没有达到为底层人民发声的基本要求，甚至打压了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
此外，在墨子的天鬼思想中，人的地位始终被放置在鬼神之下，这与春秋战国时期要求凸显人的价值的时代趋势相反，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倒退。在墨子认为行事的标准应以符合天的要求为最高宗旨，这就弱化了对人本身的关注。
孔子认为“子不语乱神怪力”，老庄提出“道法自然”等，这些都体现出诸子百家对鬼神持有怀疑态度，将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关注人与社会。而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正是与孔子思想相悖，与社会发展相悖。
“天志明鬼”思想由于历史因素，并没有突破时代的限制，依然深受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消极地要求劳动人民安时顺命，麻痹了人们的抗争革命精神，这是墨子“天鬼”思想中最遗憾的不足。墨子后学在哲学层面上争辩的有神论与鬼神论并没有触及政治利益，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亦由此展示出来。
墨子的“鬼神论”，其核心是在宗教层面上阐述和巩固“兼爱”思想。墨子认为天有意志，并将天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让鬼神帮助实行上天的意志，实施奖赏和惩罚，因此“天志思想”和“明鬼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为“兼爱”这一核心政治主张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墨子所谓的“天志”实质上就是他本人政治主张的体现。
“君权神授”观念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而墨子的天鬼观代表的是广大劳动者的立场与利益，是小生产者意志的扩大、引申和幻想，从根本上说代表的是劳动人民，反映对统治阶级残酷压迫的反抗，目的在于限制统治者为所欲为。尽管墨子的宗教思想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等级观念，但不能因此抹杀墨子为创造“兼爱非攻”、和平共存的理想社会而付出的努力。
在以上一系列原因分析下得出，墨子的天志明鬼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未知事物上，抛弃墨子“天鬼观”中对天、鬼、神的过度崇拜，回归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在对权力的监管上，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而非依靠虚无的鬼神进行赏罚，建设法治社会。同时，我们应当发扬墨子天学中的兼爱、重义思想，劝导人们关爱团结，相互帮助，打破“物质至上”的社会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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