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超过欧盟，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一方面稳固了工业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相应的，中国出现了以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为代表的高净值群体，且规模逐年扩大。
- 高净值群体的离婚纠纷与中等收入群体相比，具有怎样不同的特征？
- 他们在防范离婚纠纷和确保财产安全方面又采取了哪些措施？
就这类问题，我们调研了四位专注于婚姻家事和私人财富管理领域的律师，她们分别是：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祝双夏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张焕娥
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主任 宁淑娟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金丽迪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祝双夏
祝双夏律师介绍了高净值人群离婚纠纷的两大特征。
一是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关联诉讼越来越多。很大一部分的高净值人群是公司股东，在离婚时涉及股权纠纷的比例较大。在夫妻都是股东的情况下，还涉及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如果双方僵持不下，可能还会涉及公司解散和清算，而这一过程会产生很多关联诉讼。比如我近期办理的一件离婚纠纷，关联诉讼多达10个。
二是待分割财产形式的多样化，价值不易准确评估。除了股权、房产等传统财产，收藏品、艺术品也是一些高净值家庭的典型配置，比如字画、古玩等。另外，近年来，部分高净值人士持有比特币等区块链代币，这类虚拟资产具有财产属性，同时具有隐蔽性、价格波动大和流动性受限等特征。此外，一些案例中甚至出现了对其它财产分配没有争议，仅对宠物归属争执不下的情况。财产形式的多样化和新型化及其衍生出的价值认定问题，不仅是对法官的考验，更是对律师的考验。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张焕娥
张焕娥律师介绍了高净值人群离婚纠纷的两大特征。
一是财富的形式多元。这类人群的婚姻解除大部分会涉及对公司股权的分割，包括国内公司和境外公司。其它财产形式还包括股票、保险、房产等。从资产持有方式看，部分资产由他人代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二是隐匿财产的现象较普遍，调查难度大。我们平时会代理一些资产上亿、甚至数十亿的客户的离婚案件，发现隐匿财产的状况比较普遍。隐匿财产的行为在法律上不一定有效，但是会增加处理过程的复杂性。财产持有方的配偶并不一定知晓家庭资产总量，在调查财产持有方时非常被动。高净值人士的资产构成本来就多元化，加之离婚前提前筹划隐匿财产，如果配偶方后期的调查介入较晚，查证难度相当大，这对律师团队专业度和服务品质的要求极高。
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
主任
宁淑娟
宁淑娟律师综合介绍了高净值人士的婚前财产风险防范措施，以及该类群体的婚姻状况特征。
一是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二代开始接受签婚前协议。婚前协议逐渐成为共识，至少基于两点原因。首先，多数二代的资产来自于父辈创造，有时甚至仅是代持家族资产，是父辈为维护家族财产安全而要求二代签婚前协议；其次，很多家族有自己的家风、家训，甚至家族宪章，其中有对后代子女婚姻流程的相关规定，就会包括婚前协议。
二是家庭内夫妻间经济地位失衡，男性企业家不忠于家庭的现象屡现。女性遭遇丈夫出轨背叛时，往往比较弱势，由于家庭观念较重，不会轻易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三是在很多大家族中，家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对女性的要求比较多元。嫁入富裕家族的女性需要有能力打理好家族中方方面面的关系，应对各种应酬。然而林黛玉难以成为王熙凤，在长辈的不断否定和批评下，这类女性的婚姻也容易出现裂痕，甚至走向破裂。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金丽迪
金丽迪律师介绍了高净值群体关于财产安全和财富管理的应对措施。
一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婚前或婚内财产协议的签署问题。这应该与离婚率高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大背景有关。从我服务过的资产过亿的客户来看，如果家庭财富主要由父母创造，在子女结婚时会有签署婚前协议的考虑和安排；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则通常会发生在一方有过错或者有疾病、重大变故等情况下。房产、保险、车辆都可以通过婚前购买，以实现与婚后财产的隔离。法律规定，在夫妻没有作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股权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股权又通常是高净值人士的主要财富形式，关于股权和收益归属的约定条款对专业要求较高，建议找专业家事律师进行咨询。
二是越来越多的客户开始关注信托及全球资产配置。高净值客户的资产配置常以“信托 股权 大额保单”的组合拳做标配。目前来看，国内信托的接受度还有待提高，客户更倾向于在BVI、香港或新加坡等地设立家族信托。随着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带动富豪数量增加，以及营商环境更加宽松、法律及司法框架更加健全、财富管理生态系统更加灵活等等，新加坡和香港的家族办公室业务也许还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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