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月色撩人》，是换了一个方式在写《废都》。
可能在现在的时代，宏大叙事已经成了一种被缅怀的叙事，取而代之的是返回地方、空洞象征或幻影的兴起，或沉迷于一种肉体、欲望、情绪病症的书写，执着的是一种宣泄、一种表层的叙述，而缺乏对于本质、对于意义、对于价值的追问。
这或许也是近20年来，专家学者疾呼的“文化沙漠”、“金钱至上”，以及由之导致的精神空虚、心灵枯竭。很多人，迷失了。
如果活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那么，人类的书写也仅仅是做了一次在无物之阵中的困兽斗，而没有任何的出路。因此，写作能够在多大的可能性上获得意义，就成了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在西苏看来，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方式获得拯救。[1]
对于《月色撩人》这个文本的探讨也不得不归结于这个问题。
它给出的是一幅关于人们被虚空感、被末世感困扰的图像，然而，无论是在人物的命运还是在叙事的结构上，它都没有获得一种解决，也即谁都没有被拯救。它在意义的领域里是受挫的。
这让我想到马斯洛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别无选择的匮乏性世界里生活？
换言之，生活在充满了病态、无知、虚假、痛苦、丑恶的现实世界中，如何才能不忘记包含着至真、至美、至善的存在性领域和存在性价值？[2]这或许就是对意义的一种追寻。没有意义，什么都将陷入虚空而无法解脱。
《月色撩人》之所以遭受批评，与其在结构上的疲软处理有莫大的关系。它就像是在无物之阵中的自我搏斗。
结构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在现代它与解构相对。在我看来，结构预示着一种完整，包括形式上的完整和意义的可阐释性上的完整。解构则是一种颠覆，它执行的是一种使碎片化的暴力。当然，这不是说解构不好，它同样是人类的一种反思性结构。
在此谈及《月色撩人》的结构问题，并不是要对它进行关于结构本身的探讨，而是要通过它在结构上的处理模式来探析其对文本意义形成的影响和所造成的叙事怪圈。在一定意义上结构预示着文本的出路。
03在人物关系结构的处理上，《月色撩人》的联结点是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而人物性别的阉割化处理，也是质疑颇多。
在文本中显示为提提的经历，但这并不是一部讲述关于爱情的小说，它甚至与“身体”这个在现代充满诱惑的词汇无关。它仅仅是借助这样的叙事内容来承载一种关于存在的解释，或者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虚空感以及为逃避这虚空感而设的场。
子贡在这个文本里，绝非仅仅是一个同性恋倾向的男子，他的美貌、他的敏锐的感受力以及他的深刻的见地，都暗示了他作为一个完美的双性人而独特的存在着，但这又是现实所不能容纳的，是一种“虚无的美，像一个深渊，引人坠落，坠落。”[3]因此他的存在本身是遭到怀疑的。
文本以子贡这个越出社会轨道的人物来作为其他人物联结的见证者，如上文所论述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尴尬，显示了对于一个拥有性别的人来说，“介入”那样的关系结构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文本采用这样的叙事视点是不是本身就遭遇到内在性的危机？
如果假设一下子贡仅仅是一个拥有正常性别的男子，那么他是否还能以一种超越的姿态去探求潘索、简迟生的末世感，是否还能在提提被抛弃的时候一次一次地接住她，而不是出于男女之爱？
因此，这种人物被阉割后的去欲望化处理，就成了唯一的拯救路径。
我们知道，当提提最后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时，文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个城市里，她只有求子贡。这是个欲望城市，唯有她和子贡之间没有欲望可言”，[4]
这里，我们发现子贡似乎承担了一种拯救的意义，但是这种拯救因为子贡这个形象本身的不切实感而遭到破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角色性的无奈，也是文本在人物关系结构处理上显示出的无力感。然而，在阐释文本的意义时，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在场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这样的意义阐释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受挫呢？
关于每个人物的故事结构的处理上，《月色撩人》给人一种回到原点的感觉，就好像故事从来没有开始过，它一直站在原处。
这造成叙事的局促感，仿佛还没开始讲就结束了似的。每个人都匆匆登场，又匆匆落幕，从幕后回到幕后，多出的是落寞与虚空。
提提的出现是以无数个另外的提提结束；潘索用以逃离虚无的办法，开始时是怎样，结束时还是怎样；简迟生对于时间的抵抗，依然需要另一个提提；子贡呢，他一出场就是不实在的，最后也仍然是不知身在何处；对于呼玛丽，她在文本中似乎是作为一种力量而设的，她是强悍的。
关于呼玛丽的故事都有着力的味道，但她也始终在与一种衰落作抗争，她庞大的身形也仅仅只是在一刹那挡住光线，她的一生都在重复着那种消耗。
在这些类似循环的人物命运的处理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氤氲在文本里的世纪末情绪，这种虚无、颓废、无所依着的情绪似乎暗示了这种结构的选择，也就是这种结构具有被召唤性，即结构的被动性。对于叙事而言，这种被动性预示了一种策略的失败，它显现的是一种对于文本本身所能具有的包容性与意义性。
关于世纪末，这个名词源于西方。
20世纪末，西方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认为世纪到了尽头，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世纪末源于基督教的终结之感，会因为时间的不能倒流而产生迷惘和感伤，更有一种对于现实的稍纵即逝和无法真切把握的焦虑感。这意味着人存在的基石和倚赖被抽离了，剩下的是一种对于出路的挣扎与恐惧。
可以说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似乎是直接给出了一个对于世纪末的观照。在小说的结尾，米亚说：当世界到了尽头的时候，所有男人以理论和制度建立起来的世界会倒塌，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并予之重建。[1]她重建的世界是一种服装或者说是艺术的世界。在她眼里世界根本没有国家存在，她的世界是表面的、浮华的、没有内心观感的，是在世纪末灿烂里的空虚。
《月色撩人》或者在叙事上用的正是这种文化观照，在繁华里藏着世界的尽头，整个叙事在这种观照里走向意义的空白。
因此，人物缺乏现实的存在感，现实是被抽离的，有一种“庄生梦蝶”之感，由于现实感的丧失而产生一种自我确认的障碍，即“我是谁？谁是我？”的问题。然而在乔纳森·布朗看来，在我们了解我们自身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存在。[2]
一旦存在本身遭到质疑，那么一切其他，即所谓的意义就成为空谈，而这将直接导致人物对于未来的迷惘。可以说潘索是小说中最缺乏现实存在感的人物之一。他几乎是以一种意象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意象本身的变动性和情境性，换句话说，就是意象的存在是需要外界的阐释才得以证明的，没有阐释，它将轰然崩塌。
潘索的存在正是处于一种随时都会崩塌的危险处境之中，他的存在所倚赖的是艺术、是女人，当然还有叙事本身。只是叙事与他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同谋关系，即叙事的成立在于维持潘索的存在，而潘索的困境则成了叙事的血肉。
在小说里是这么描述潘索的，“他的思想是在虚无与感官的两极，中间的现实一段是越过的，所以，一旦脱离开玄思，他立刻进入肉欲。”[3]
子贡说潘索要的就是一个“无”字，他不是在男和女的关系中，而是在有和无中。他是个大虚空。“唯物主义的眼睛只能看到树身，而虚无的眼睛是悠远的，他看到的是梢，潘索看的，就是这一点；梢上是什么，就是终了，消失在空虚茫然中；……时间，每一分钟延续，都是流逝；空间，你以为很肯定，那是你看不见，潘索就能看见，那墙壁里，屋顶下，地基的内部，都在土崩瓦解；……”[4]
这里大篇幅的“说”，使子贡充当了一回灵魂的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文本叙事的目的。然而这种叙事存在着一种悖论，就是叙事本身的被架空，为叙事而叙事，就好像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种缺乏人物行动与思想元素的表达，这似乎构成了叙事的软弱，又或者是叙事本身缺乏一种存在参照，沦为一种没有现实生活实感的代言。可以说，这种“无”、这种虚空的世纪末观感对叙事形成了一种压迫和紧张。
《月色撩人》中的人物，对于自身的过去，要么是处于一种逃避状态，过去是被隐匿的。
比如子贡；要么索性过去就是一个谜，让人去猜，而猜的结果是“无”，有一种卡夫卡式的叙述为“0”的感觉，这比如潘索；又或者过去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美与力量的不可再现，成为对现实的一种惨烈的对照，因为惨烈而有拒绝，这比如呼玛丽、简迟生。
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现在的人，没有过去，这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有着断裂的质地的，这意味着他们可能缺乏个人经历连续性的一致感受。个体也许不能获得关于其生命的持续观念。
……时间经验中的断裂则常常是这种情感的基本特征。时间被领会为一系列分立的时刻，而每一时刻以一种无法获得的持续“叙事”方式把后续经验与原初经验切割开来。[5]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分析达到自我认同方式选择的表述，说明了一个问题：一种持续性的存在感知，对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或是一种自我的持续性“叙事”，是具有着本质的意义的。
经验的断裂意味着叙事的断裂。
《月色撩人》中，人物普遍的丧失历史。或者，文本叙事本身是要建立一种影射——用人物的状态来描绘一种当下现实的文化症候，用以传达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生存难题，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的改变。
就如子贡说的，“他（潘索）生而带来一些极其空虚的问题：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6]
只是对于潘索这样一个生在哲学里的人，这些发问显得空洞而没有力量。这是一种缺乏生存实感的人的本质性的焦虑，没有过去，现在只是海市蜃楼。因此，文本的叙事陷入一种无物之阵中，它纠结于一种悬空的发问与探索，使叙事遭遇到现实的质疑。
就如杰夫瑞·C·亚历山大所说的如果知识分子想要界定其“时代”的“意义”，他们就必须对现时之前的时代作出鉴定，[7]这样做是为现时寻找存在的依托。
未来是虚妄的。
或者从上述我们就可能获悉这是个没有出路的世界。应该说整个文本都透露着强烈的末世色彩，没有过去，现在的不可信任，人的意义的匮乏，以及存在的日常性的消失，一切几乎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
作为贯穿始终的人物提提，她是赶不及地生活，即使如此，也仅仅成为历史上被替代的那一个，被重复的那一个。她只是作为一种被需要而存在，一旦不被需要，那么只能被抛弃。那“在简迟生的眼睛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提提”，[8]
这似乎成为一种“提提式”的宿命，她们不断出现，不断被替换，然后成为一个抽象的名词，未来即隐没。
而对于潘索、简迟生，无论他们的过去是不存在还是不可能再现，他们都陷入一种“废都”式的情境里，不断的肉欲追逐终究无法给出一个未来，他们成为颓废的一类。
如果说《废都》也有价值，也有醒世意义的话，那就是暴露了一个夹杂着污秽和血的、毫无遮掩的孤独而病态的灵魂。传统文化培植的某一种人格，怎样在这急遽变革的、世纪末的、浮躁的时代里，走向沉沦的精神悲剧。[9]
而对于《月色撩人》来说，它的叙事缺乏一种展示这种精神悲剧的基石，它的叙事甚至没有基本的人类行为的发生场地，人物出场后不知该退往哪里，它被过多的人物话语或者是人物一厢情愿的自白所充斥。换言之，人物的特征是被他者说出来的，而人物本身缺乏行动能力。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物的苍白呢？因此，作者精明地选择了一个子贡，他是一个没有性别的人，这使他能够以全人类的视角去看待这世间的男男女女，或者说，是他的存在才使文本的叙事得以延续。
然而，正如戈蒂叶指出的雌雄同体者由于绝对自足因而是非社会性的人。他那位肉体和精神都完美无暇的女主人公脱离了人类关系和集体价值取向。性本身被去除。[10]子贡作为一个绝美的又富于智识的男子，他在某种程度是完美的，但他没有年龄，没有性别，他本身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断裂的人，他本身的匮乏，寓言着这个故事仅仅只是一个匮乏的故事，我们对人物意义的索解陷入一种僵局。
这里，叙事陷入一种尴尬，一个本身遭到质疑的叙述者，他的叙述到底能代表什么呢？
参考文献：
[1] (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A].《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Z]. 张京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23页.
[2](美)马斯洛.《马斯洛的智慧》[M]. 刘烨编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第151页.
[3][4][6][8]王安忆.《月色撩人》[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第5,140，58,142页.
[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9页.
[7](美)杰夫瑞·C·亚历山大.《世纪末社会理论》[M]. 张旅平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9页.
[9]雷达.《渴望精神的飞翔——对新世纪文学的几点思索》[A].《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0](美)卡米拉·帕格利亚.《性面具》[M]. 王玫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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