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第二天余震时，贾锡刚正在上班。当时的电报堆积成山，用麻袋装着。人们从四面八方发来消息，只为问一句，“平安否？”
位于长安街11号的北京电报大楼，6月15日正式宣布停业。视觉中国
文｜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实习生黄孝光
编辑｜胡杰 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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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重要信息，要经过6个小时，才发送到对方手里，还得是大城市。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在三四十年前，每天都在发生。
7点的钟声，敲开北京的黎明。电报大楼国际报务员贾锡刚上了一整夜的班，正快速敲击键盘，给大洋彼岸发送消息；三公里外的北京站，来往旅客陆续在邮局门口排起队伍，发报员王梅也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山西省太原市电信局的高丽娴，经过五年的战备训练与实战，已经可以在六七个工种间自由切换。
6月27日，曾住在电报大楼对面西绒线胡同的居民，专门前往拍照留念。受访者供图
“在这儿工作，找对象占优势”
北京西长安街11号，北京电报大楼，屋内一片嘈杂。
上百台55式电传机正同时工作，键盘噼噼啪啪。打孔纸条被机器慢吞吞地吐出，滋滋声淹没在传送带发出的齿轮噪音里。成捆的电报从一楼营业大厅“发射”上来，像坐电梯一样，自动掉进四楼的接收筐，发出咚咚的声响。报务员不得不扯着嗓门对话。
不知道的，以为走进了一家工厂车间——24小时运转的传送带，把600平米的屋子分割成好几个区域，待处理的电报单源源不断地传送到报务员身边。
这是贾锡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这里是他的办公地点，俗称“报房”。
1976年的3月1日，20岁的他骑着飞鸽自行车，到北京电报大楼正式报到。手上戴着父亲送他的西马牌全自动机械手表，金属表壳表带，带日历，不用上弦。
“这个职业要求我们时间观念必须非常强，每一步操作都有时限。”在贾锡刚的印象中，大楼里到处都是钟表，但报务员为了方便掌握时间，基本人人都戴手表。
传送带上的电报单，根据紧急程度，被贴上不同颜色的小条，对应不同的操作时限，从8分钟到90分钟不等。红条是加急，蓝条是政务，黄条最紧急，都是关乎人命安全的。
“但如果是特别急的，就不能等传送带了，处理完要赶紧跑过去，递到下一个处理的人手里”。
工作环境好，高，一层相当于别的楼好几层，还有中央空调。而且一说人家都知道，长安街边儿上有钟的那个大楼，气派。找对象也占优势，最起码政治过硬，工资也高，一个月41块5。最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报，亚洲的1块多一个字，比如说一张电报100多字，我一天发100多份电报。当时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车就是100多块钱一辆，“我一天就制造100多辆自行车呀！”
1958年9月30日，《北京日报》发了一条新闻：“我国电报通信网络的中心北京电报大楼，已经在昨天提前三个月宣告建成”。当天的新闻头条是，“西红柿亩产46581斤，冬瓜亩产73000斤”。
20世纪50年代,安装于电报大楼报房的挂钟。电报大楼室内挂钟与楼顶塔钟采用子母钟系统,实现各报房、机
这座59年前建成的大楼，是建国初期北京城的一座标志性建筑。不仅是贾锡刚的记忆，也是整整三代北京人的记忆。
住在大楼对面西绒线胡同的冯小宇，1951年出生，是一位北京知青。他从小在这里生活，上世纪90年代返城。
“我们31中就在大楼正对面。有时候下课拖堂，就有同学喊：老师，电报大楼都敲钟了！”
在冯小宇眼里，电报大楼的钟声比其他钟声更清亮。“早起敲钟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脸盆、牙缸，准备梳洗。鸽子听见钟声，呼啦一大群就都飞起来了。”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第二天余震时，贾锡刚正在上班。他记得，对面首都电影院楼顶旗杆左右晃得厉害，报房里没人动，都觉得倒不了，“我们大楼肯定结实。只是，这回电报该多了”。
的确，当时的电报堆积成山，用麻袋装着。人们从四面八方发来消息，只为问一句，“平安否？”
40年前就用网络“聊天”
午夜钟声敲响。长安街两侧，只剩电报大楼灯火通明。
“你北京吗？我找815。”815是贾锡刚的代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从普通报务员晋升为值班长。夜班的值班长，又被称作“夜局长”，可以调度所有的电报线路。
2017年5月，贾锡刚（左一）参加电视台节目录制，和老同事一起讲述电报大楼背后的故事。受访者供图
国际国内各城市之间往北京发电报，以及市内各区县之间传输，都要通过电报大楼中转。
和报务员联系最多的，不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而是线路另一端的报务员。彼此并不知道姓甚名谁，只知道代号，用电码来传输讯息。
“早上好，我是446，现在开始发报。”一串电码发过去，这是李建云最常用的打招呼形式，对方也用电码回复，“好的，我准备收报。”
李建云是贾锡刚的同事，在电报大楼工作了将近30年。他的代号是446，“李”的电码是2621，这些数字李建云脱口而出。
ZCZC表示一段电文的开始，NNNN表示结束。这是报务员之间才能听懂的暗语。但在他们看来，这都属于“明码”，还有很多他们也不懂的“暗码”。比如，水文电报中经常出现“乱码”，只有防汛指挥部的人才能看懂。
李建云记得，老百姓之间也有用暗语的，比如“21日到京，百花开”。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原封不动地传过去。
“报务员之间有配合默契的，每次一发代号就知道了，哦，今天又是他值机。”贾锡刚说，“40年前，我们就用网络‘聊天’了。”他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儿，有的一辈子也没见过面。
自上世纪70年代起，民用电报的收发主要是通过电传机。每个汉字对应4个数字号码，以有线电报的方式传输摩尔斯电码。报务员通过敲击数字和字母键盘就可以操作。
“一说发电报，好多人以为是抗日神剧里‘的的达的’那种。那是无线发报，通过人工敲击手键发送信号，除了军队或者应急通信，很少用了。”贾锡刚解释道。
日常发送的电文，他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最多的就是父母生病，接站送站。
但也有能记住一辈子的电报。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贾锡刚经手了邓颖超发往台湾的唁电。
“当时两岸尚未通信，我以为这封电报会被退回来，但没退，被台湾接收了。”
“这是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我才能跟你说。”按纪律，报务员通过电报得知的消息，就算再重大，也得当不知道，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贾锡刚觉得这份发往台湾的电报十分珍贵，记录了共和国的历史，报底应该保留下来。但按照保密守则，所有的报底，过保存期后，都要被销毁。这封也不例外。
有一次他去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提出，在节目现场发一份电报，贾锡刚拒绝了。
“电报内容无论事大事小，都属于隐私，不能给第二个人看。公开发报的形式，是不符合要求的。”
20世纪80年代投递员送电报时使用的专用摩托车。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三大神技
背码、认孔、盲打是报务员必备的三大神技。
“13日到，21次，接。”一封从北京站邮局发出的电报，要经过六个人的传输与核实，才能到达北京电报大楼，再从电报大楼发往目的地，这个中转程序要求在90分钟内完成。
大城市之间，普通电报6个小时送到，加急电报4小时。
在北京站邮局报务员王梅记忆里，电报内容填在小方格里，从营业窗口递进来。小方格一行十个，营业员眼睛一扫，几行几个字，算好钱，给它盖上第一个编号。经过第一重审核之后，就交到她手里。
她发报的时候，眼睛盯着电文，脑子里翻译着电码，噼里啪啦地在键盘上敲击。
1990年3月5日,王梅所在的北京站邮电局,门口举办“学雷锋迎亚运”活动。
“认孔也得会认哪。一个纸条手指头宽，上面五个孔，跟五线谱似的。”
王梅说的认孔，指的是电传机上，摩尔斯电码以“小孔”的形式被记录在一个纸条上，不同组合的孔眼对应不同字符。
发报员每人每天处理的电报是200张左右，一个班次的工作时间是7小时。也就是说，平均2分钟就要发一张电报。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难免会出现差错。
“本来病重，写成父母去世了。人来了一看，哟，没去世，吓一跳。”李建云说，这属于极为罕见的情况。相比王梅所在的支局，电报大楼对差错的要求更加严格，一点小错就扣奖金。
从支局发出的电报，电报大楼的接收员要用电码回应“收到”，才算完成发报流程。如果发现错误，会在电传机上通知王梅，“你错了啊，赶紧改了”。
王梅19岁参加工作，最开始是邮递员。她分析是因为胖，分配工作的人一看，“得，你肯定有劲儿，先干收包裹去吧”。
“当时就有虚荣心了。心想：都是小姑娘，人家小巧玲珑的，大眼忽闪的，坐办公室里面，玩儿那两张纸，多轻省啊。”
于是，她白天收包裹，晚上拿着电码本背，每天背200个。
王梅曾经使用的电码本,1983年出版,人民邮电出版社,定价0.6元。黄孝光 摄
“就跟赌气似的，让你们看看，我也行。后来真干了发报才发现，这世界上哪儿有轻松的事儿啊？”王梅说着自己也笑起来，“不过也不后悔，还多学了一门技术呢。”
她记得，当时发电报，一个字3分5厘，加急资费加倍。
“5分钱，可以坐6站市区公交车。冬储大白菜，3分钱一斤。”知青冯小宇回北京探亲，返乡至少带6个包，每次都要发电报让人接站，“电报很贵的。别看正事儿没几个字，但双方姓名地址，加一起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个字。”
渐行渐远
北京站邮局，业务量最大的时候，王梅所在的电信组有77人，分成三个班次。每天一共发5000多张电报。
“三个发报员。从早上7点半盯到9点半，基本上把第一拨电报轰出去了，赶紧歇10分钟，上厕所，跑着去。等到10点钟，又来一堆。大家就光听那机器瓜啦瓜啦瓜啦……中午吃完饭，又跟上了弦似的，打到2点半。下班前还得整理、复核一下发过的报，这时候下一班的人也来了，一块儿再侃会儿大山，侃到3点钟，走人。”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
1986年4月，北京电报局自动转报系统投产。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的一份资料显示：“转报效率由平均每份电报需30分钟缩短到3分钟左右。”
1988年，山西太原电信局实现自动转报。那时，高丽娴已经32岁。
1986年，高丽娴参加全省业务比赛抄报项目。受访者供图
“当时不需要人工分发了，人员一下子从300多减到十几个，和其他部门逐渐合并。”很多老同事转行，她坚持了下来，到太原钟鼓楼街邮电局继续做营业员。
1971年4月，刚参加工作的高丽娴15岁，是太原电信局第一批徒工。
电信局那时属于军管单位，和贾锡刚、王梅不同，她学的是无线发报。在她的语言中，“达的的的达”（-…-）的声音，提示一段电文的开始，“的达的达的”（.-.-.）则象征电文的结束。
练习发报时，手键的弹簧被调到最硬，使劲敲才能够着触点。高丽娴跪着练习，时间一长，中指反复流血、化脓、风干，最终长出了厚厚的肉垫。
那是无线发报员的独特印记。
集训结束时，40个同批徒工淘汰得剩下10个，高丽娴拿了唯一一个全优。她被分配到太原电信局电报科战备台工作，后来做过几乎所有工种。
1990年，北京市实增电话用户将近5万。普通人用上了电话，每年有9万人申请装机。
冯小宇回城后，去电报大楼主要是打长途电话，电报收发的非常少了。
上世纪90年代的电报，更多作为一种礼仪。生日贺电玫瑰色，结婚贺电大红色，祝寿贺电黄色，唁电灰色等等。人们在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彼此发送祝福与问候。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很多人陆续离开电报业。有的转做通信技术维修，有的转到邮政业务，有的负责行政后勤保障。
贾锡刚变成了老贾。离开报务员岗位后，他卖过通讯器材，后来在网上开了视频栏目。他与电报渐行渐远，但只要有关于电报的宣传，他都抽出时间，讲述其中的故事。
王梅也调到其他邮局做营业员，她至今还记得礼仪电报的卡封是2块钱一个。
王梅当年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摄
2006年6月30日，她退休了。
“那天简直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临走有点舍不得了。最开始觉得电信（电报属于电信）好，从邮政转电信，后来实在没辙，没有电报业务了，又转回邮政。”
退休那天，她穿着绿色的工作服，竖条纹的衣服，墨绿色裤子。她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多少套工作服，最开始布的，后来的卡、的确良，从绿色变成土黄色、灰色，最后又恢复成绿色。
王梅的耳朵不好使。采访过程中，她不停在问，“你说什么？”这些年，她一直耳鸣，经常听不清。她还认识三个老同事，有同样的毛病。
“当年报房里音量绝对超过84分贝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说话都跟嚷嚷似的。”
终将成为昨天
2017年6月15日，北京电报大楼不再对外营业。网友“大摄天下的blog”在微博留言：“一个曾经发个电报都要排队的时代结束了，信息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加快了世界的步伐，历史的必然！”
在手机上敲下41个字，不过20秒钟，就可以感慨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高丽娴来说，电报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电报存在了100多年。由于它的出现，时间不再漫长，空间不再狭窄。历史必须要让后人知道，一种技艺，一种人类的语言需要传承。”
2011年，退休后的高丽娴申请了无线电呼号，曾经的专业电报人变成“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两年后，她加入山西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向青少年推广无线电运动。
2017年4月,高丽娴在中国流动科技馆展厅中,给学生演示无线电发报。受访者供图
她觉得，无线电作为应急通讯的手段，依然存在价值。
“尤其地震时，基站塌了，手机打不了电话。但无线电，一根天线甩到一定高度，有块电池就可以工作。甲乙丙丁都能收到你的信号。”
情感上，她也不掩饰自己的失落与不舍。
“毕竟这是一个特殊的专业，我们从年轻时付出过那么多的精力和美好的青春。我割舍不下我的手键。”
她的手键像一把琴，触点比头发丝还细，轻轻一碰，便可弹奏出“的的达的”的独特韵律。
高丽娴不排斥互联网，整天泡在微信和QQ上，联系无线电协会的各项活动。几次采访，都因临时有事被迫顺延，她感到十分抱歉，给记者发来一段文字：“电报讲求迅速、准确，电报人守时、守信。我这次失信了。”句末跟一个抱拳的表情。
在她看来，报务员很容易接受新的通信方式，键盘输入是习以为常的动作，并且对数字及汉字转换很熟悉，从心理上没有障碍。
“但是，有了速度必然会少了沉淀。”
高丽娴说，老百姓发电报一定经过认真考虑或必要才发的。单位也是如此，一般情况很少发出后取消。如果必须取消，要去营业柜台缴费，以公务电报的形式在传输过程中拦截。如果收报人已经收到，要发公务电报通知收报人，此电报由发报人注销。
这个习惯，随电报一同消失。
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大厅，如今空无一人。草黄色的砖墙如故，钟声准时响起。它似乎是一个隐喻：即使新时代一个接一个到来，光阴的指针就在那里，提醒来往的人们，明天终将成为昨天。
（应受访对象要求，王梅、李建云、冯小宇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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