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转动马斯特里赫特的轮盘赌
在英格兰银行厚重的墙壁后，商人们在进行一场战斗，但最终他们输了。他们以疯狂的速度大规模购买英镑。先是3亿，接着是另一个3亿。截至1992年9月16日星期三早晨8点40分，购买的数额已达到10亿英镑。尽管他们试图在全球市场上支撑所持货币的价值，但无论买了多少，屏幕上的数字几乎没有变动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前天晚上在一洋之隔的纽约，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已经给他的首席投资组合经理斯坦·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下了一个不寻常的命令：不要停止，尽可能地卖掉英镑。
德鲁肯米勒认为，在欧洲汇率机制下，英国政府不可能以其在两年前承诺的水平持有货币。他的观点是，如果欧洲国家间的不同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那么这些国家就能促进它们经济的发展。举例来说，如果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意大利里拉彼此间的币值比较稳定，将会非常有利于公司在欧洲开展业务。那时，在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时签署的最后一份协议中：英国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致力于保持英镑兑换马克的比例在2.95的基础上上下浮动不超过6%。
但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深信由于通胀和英国经济增长疲软，英镑的潜在价值实际上低于此。他们打赌英国货币将不可避免地跌到与其基本面更匹配的水平，并且政府负担不起通过进入市场购买英国货币的方式来保持货币价值的虚高。在这样的压力下，芬兰和意大利已经退出汇率机制，这让它们的货币价值暴跌，相应地却使打赌的人赚了一大笔钱。时任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默文·金去了法兰克福两天，到德意志联邦银行请求其帮助维持两国货币挂钩，而德意志联邦银行正处于瓦格纳式的电闪雷鸣之中，之后默文·金称此次出行“也许是世界上最不成功的外交之一”。最终的结局向大不列颠袭来。
这两名投资者决定“做空”英国货币，即卖掉借来的英镑，然后在英镑下跌后再低价购入英镑偿还之前借来的英镑。“直取要害。”索罗斯在那个星期二的晚上对德鲁肯米勒说。
他们经营的量子基金把英镑卖给任何一个可以买的人——开始时是伦敦市场的英格兰银行，然后是全世界的投资者。很快，其他人也开始抛售英国货币。英格兰银行虽然可以一直购买，但如果国家最后放弃货币挂钩，那么英格兰银行买得越多，英国纳税人就损失得越多。
那个星期三，英国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政府做了一个紧急决定，将利率调高2个百分点，然后在星期四再调高3个百分点，以此达到扭转抛售并让投机者狼狈不堪的目的，即使冒着破坏英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但索罗斯和全球其他投资者没有表现出丝毫犹豫，继续抛售，有增无减。
伦敦时间9月17日晚7点40分，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Norman Lamont）站在英国财政部前，对与会的采访者说道：“大规模投机资金的流动将会持续不断地扰乱汇率机制的作用。”他已经召集了欧洲财政部部长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同时，政府已经决定立即中止我们的汇率机制的会员资格，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的利益。”
英镑价值迅速下跌。乔治·索罗斯和斯坦·德鲁肯米勒已经打败了英格兰银行，为自己和投资者赚取了10亿美元，从而成为金融界的传奇。但是，英国、意大利和芬兰从汇率机制中的退出意味着，如果能在欧洲不同国家间创立一个统一的金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的资金能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就像美元在美国各州自由流动一样，这将比仅仅一个承诺更有约束力。
那就要使用欧元。
统一欧洲货币
公元1世纪，一个罗马商人途经阿格里皮娜殖民地克劳迪亚和卢泰西亚去伦底纽姆，旅途中的每一个站点都可以使用同样的便士购买商品。也就是说，他可以从罗马出发经过科隆和巴黎到伦敦旅行，途中使用相同的货币。然而在之后的20个世纪，尽管查理大帝和拿破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很少能享受到单一政治和金融监管制度下的便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的领导者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法：通过创立一个新的经济联盟从而将20世纪前50年的争端搁置。...
“在生产中建立的团结协作充分说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任何战争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物质上也是不可能的。”法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在1950年5月9日的一次公告中说，“通过联营基础生产和建立新的最高权力机构，他的决定将会约束法国、德国和其他成员国，这一提议将会成为实现欧洲联邦与维护和平不可或缺的第一块基石。”
在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签订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不仅囊括了法国和西德（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简称），而且还包括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最高权力机构”是最终发展为欧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现在涵盖了27个国家的5亿人口。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有24 000名雇员监视着市场。从20世纪50年代起它扩大了范围，除了钢铁和煤矿之外还监视着瓜果蔬菜何时可以上市交易。
但是，美国的经济天赋不仅仅来源于商品跨界的自由流通和标准的贸易规则，还得益于使用单一的货币，如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都使用同一种货币。一直到1970年，欧洲的领导者都在寻找为欧洲大陆带来共同利益的各种方法。第一个方法是1972年的“汇率的蛇形浮动”（snake in the tunnel），即法郎、里拉和其他货币的价值（即“蛇”，the snake）相对于美元（即“隧道”，the tunnel）的小范围浮动。这一方法在两年内就解体了。汇率机制于1979年开始，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但以1992年索罗斯的大胆押注告终。
事实上，欧洲的不同货币被掌控在具有不同文化和目标的央银手中。德意志联邦银行精明且独立，其首要目标是保持低通胀，而意大利央行更多地被掌握在政客手中，制定货币政策也更加随意。20世纪80年代，德国年均通胀率为2.9%，法国为7.4%，意大利为11.2%。
自1969年以来，组建货币联盟就是欧洲大陆领导人的明确目标之一，但政治现状却成了阻碍。高通胀率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嫉妒德国稳定的物价水平，它们急于依附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可信度。但德国不愿意把它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权在某种程度上交给那些对通胀的可接受水平持散漫态度的人，“并非所有德国人都相信上帝，但是他们都相信德意志联邦银行。”欧盟委员会委员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曾这样说道。如果欧洲要有一种单独的货币，德国的政治学将会被某些东西改变。
欧洲货币联盟的诞生
1989年11月9日柏林时间下午6点，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一位东德政府发言人站在东柏林的媒体前，在横跨中欧，在苏联和西方的边界，阻止跨界的法则开始瓦解——开始是在匈牙利，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就在沙博夫斯基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他上交了一份有关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旅行规则的最新文件。自1961年以来，东柏林与西柏林被一堵象征着冷战的墙隔开。
沙博夫斯基没有时间仔细阅读文件，在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议的最后时刻，他看起来对其中的描述也很困惑，“今天，据我所知，一个决定已经做出，”沙博夫斯基说，“这是一个已被采纳的政治局决议，从旅行法则的草案中人们应该找出一条通道。”这将何时生效？“立即，马上。”沙博夫斯基说，“关于旅行以及我们这面墙的通过率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这个法则唯一的意义是加强边界。”
大家都说，沙博夫斯基是在宣布柏林墙的开放。长期被禁止进入西柏林的东德人，开始聚集在柏林墙检查站周围。值班的警卫不知道该做什么。而且，本可以解释沙博夫斯基的发言是错误的或者命令警卫动用武力驱散拥挤人群的高级官员却难以从会议中抽身。晚上11点30分，在博恩霍尔姆大街过境处的警卫看到了这个新闻发布会且面对着呼喊着“开门！开门！”的人群便照做了。沙博夫斯基先生十分不经意地结束了一个分裂的德国时代。
接下来的几个月，西德领导人抓住时机试图重新统一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分裂的国家。对远离战争的恐怖仅仅40年的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来说，一个统一的德国是令人讨厌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周时间里的一系列微妙外交行动，很清楚地表示只要德国支持欧洲，欧洲也会支持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
从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总理到普通公民，德国人并不喜欢来自法国的压迫。但这也可以理解为为纳粹主义持续所付出的代价，甚至在大屠杀之前就已经显而易见了，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贾斯珀斯（Karl Jaspers）在1933年所写的，他的国家“今天的命运是，德国只能存在于统一的欧洲中，她昔日荣耀的复兴只有通过欧洲的统一才能实现，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与恶魔，就是法国这个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社会，达成协议。”
欧洲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开始进行艰巨的谈判，以便决定货币联盟的运作模式。1991年12月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多轮外交的其中一轮中，法国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贝雷戈瓦（Pierre Bérégovoy）和法国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会见了他们的德国同行。他们带来了一条来自密特朗总统的信息：法国人要求其正在谈判的货币联盟不能撤销，且要永远约束它们的国家，并在21世纪初期之前以某个固定日期开始运转。法国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此在1999年1月1日前就有了一种新的欧洲货币。但作为回报，他们容许德国人让欧洲央银模仿德意志联邦银行，拥有强大的安全措施以保障其独立性，从而保证德国的低通胀。
1992年2月7日，数百名谈判人员和政府官员聚集到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小镇来完成协议。当林堡交响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音乐时，欧洲财政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们一个接一个地在那本厚达189页的皮革书上签了字。它呼吁在新的欧洲联盟体制下，除了英国和丹麦以外，统一各国的货币。相较于其他国家，英国和丹麦更希望保留自己对货币的选择权。除了货币联盟，它还创立了欧洲议会，呼吁协调各国国防政策，并允许居民跨欧盟边境的自由流动。
荷兰的外交部部长鲁德·卢伯斯（Ruud Lubbers）——这次集会的主人，用一杯香槟庆祝了这一时刻，“现在它完成了，”卢伯斯说，“除了干杯庆祝就没有别的事了。游戏已经开场，一切已经决定。”这是句赌博用语，指的是当赌局结束时，赌场上的管理人会说：轮盘转起来了，没有更多赌注了。现在我们只能等着看结果。
欧洲不是美国
在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建议，多数英国甚至更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分成三个阵营：“不可能发生”阵营、“坏主意”阵营和“不能持久”阵营。
怀疑派认为，拥有一个可行的经济联盟所需的不仅仅是单一的货币，还需要政治联盟，从而统一从银行管制到税收的一切政策以及可以四处流动的人才。更基础的是，它要求货币区不同地方的人因属于同一个民族而对彼此赋有共同的义务。对于欧洲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某些地方将会不可避地出现不同的经济状况——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破产，而同时另一个地方的工业异常繁荣。当这两个地方被相同的央银服务时，能够应对疲软经济的强大工具便失去了效用。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实现统一的政治制度上也存在挑战。但考虑到一些“非对称冲击”方式应该在一个地方被统一处理——美联储必须为一个有着3亿人口的国家制定单一的货币政策。
当一个地方的失业和贫困都很严重时，美国政府会用从那些繁荣的地区获得的资金来援助贫困地区，这不仅发生在独特的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州会持续从联邦政府获得比他们所交税收还多的钱——尤其是那些拥有更多领食品券和失业津贴的人口的州。2005年时，亚拉巴马州人均向华盛顿缴税5 434美元。但华盛顿给了亚拉巴马州人均9 263美元。更富有的新泽西州向联邦政府人均缴税9 902美元，但只接受了6 740美元的回赠。然而美国的政治统一就在于，人们从不会看见新泽西州的政客或报纸抱怨懒惰的亚拉巴马人拿了新泽西州的钱。
美国的银行系统也是一样。保护着国家银行系统的机构——最显而易见的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只是美国政府的工具，而不属于任何一个州。所以，如果某个区域内的银行开始出现破产，整个国家都会站在它们身后。全美储蓄和贷款的紧急救助在1986—1995年间大约花掉了美国纳税人1 238亿美元以及私营企业的291亿美元。得克萨斯州的损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石油价格下跌中，存款和借贷大量减少，据估计，这一损失约占62%。想想如果联邦政府不拯救得克萨斯州的银行，后果将不堪想象。得克萨斯州政府会面临一个可怕的选择：让银行倒闭，居民会因此失去他们的存款而经济也会崩溃；救助银行，但整个州会陷入财政危机。得克萨斯州1986年的全部税收只有102亿美元。在仅有这些资金的前提下，即使它停掉其他任何开支——学校、公路、公众安全，它仍需要9年多的时间才能支付完银行的救助金。但话又说回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其他州在救助得克萨斯州的银行时，民众并没有多少抱怨，康涅狄格州如是说。
当美国一个地方的经济很糟糕时，美国人完全能够将全部家当打包搬到另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去。例如2007年，78.7万多美国人从美国的东北部迁移到南部。这反映出了阳光海岸大都市（如休斯敦和亚特兰大）有着比衰退的北方工业中心（如布法罗和普罗维登斯）更光明的经济前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即《欧洲联盟条约》，保证了欧洲人在类似的潮流中有重新安置的合法权利。但从葡萄牙移民到德国与在美国国内的迁移完全不同，就如一个人很可能会嘲笑为什么纽约人和得克萨斯人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一样。
这一切都归结于此：经济联合体不仅仅拥有同样的货币，还要有统一的政治机构以及更宽泛的——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而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欧洲缺乏这个。用一个术语来说，它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展示了欧洲不同地方的经济在增长模式上相比于美国的不同地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意味着需要更多地财政整合政策，而不是更少。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写于1997年的文章中，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禁锢于同一种货币实际上会增加欧洲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一开始在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方法上，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可能存在重要的分歧。”费尔德斯坦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写道：“当商业周期在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中提高了失业率时，分歧就会被激化，而这些经济分歧会造成欧洲国家间更普遍的不信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总结了欧元怀疑论者的传统智慧，他在《财富》杂志发文写道：
故事是这样的：欧元被引入的一年、两年或三年后，欧洲部分地区出现了衰退，但只是局部地区。这造成了经济疲弱的国家和强调平民价值和理想的政府（比如意大利或西班牙，或任何一个来自欧洲的懒散的南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那些有强大的经济并死守严格的经济政策承诺的国家（比如德国）。疲软的经济需要低利率，且不在意小幅的通胀，但是，德国却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物价的平稳。这就使欧洲无法像美国一样处理“非对称冲击”，通过将工人从萧条地区转移到繁荣地区……。结果是激烈的政治争论和可能发生的财政危机，市场也开始折价出售经济疲弱的欧洲国家债券。
欧洲的经济学家都很熟悉这种评论。他们说，美国人不了解的是统一货币只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欧洲可能还不是最优货币区，但货币联盟是形成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步骤之一，一旦欧元就位，其他一体化的形式就会跟上。至于那些有自己的疑虑的欧洲经济学家——政治领导人有跟他们交涉的策略。正如比利时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Paul De Grauwe）几年后向《纽约时报》解释的那样：“欧盟委员会确实邀请了经济学家们表达他们的观点。这是一个达尔文式的过程。我也被邀请了，但当我表达了我的疑虑后我就再也没有被邀请过。到最后自然就只剩下热衷者了。”
第一任欧洲央银行长的任命
在欧元热衷者的掌控下，货币联盟便走上了不可逆转的进程。当然，有些事情还需要谈判商量。在德国的坚持下，新的央银将被设在法兰克福而不是大多数泛欧机构总部的所在地布鲁塞尔。它将会有单独的授权来保持物价稳定（相反，美联储主要负责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但通过印刷钞票为政府提供融资是被严格禁止的，任何魏玛共和国风格的政府债务货币化的预兆都是被禁止的。
但当1999年1月1日这一至关重要的最后期限来临时，由谁来运营这一机构仍是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答案有多年后可能会影响欧元的各种民族主义的爆发、强硬的谈判、令人不悦的妥协。1997年，舆论认为荷兰央银行长维姆·德伊森贝赫（Wim Duisenberg）会成为欧洲央银的第一任行长。德伊森贝赫拥有独特的优势：在德国人看来他对硬通货和货币独立有充分的决心；同时在其他欧洲人看来，作为非德国人，他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以获得支持。毕竟，德国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欧洲央银的架构及职位。如果银行的第一任主席也是德国人，那么银行也许可以被称作“新德意志联邦银行”。
1997年11月3日，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打电话对德伊森贝赫的候选资格提出了质疑。希拉克告诉卢森堡的总理，他决定提名让-克洛德·特里谢。由于德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了央银，希拉克要求法国得到首次管辖权，一次期限为8年。从法国国内看，特里谢很难说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他强调低通胀的德国式风格疏远了左派和右派的法国政客。但因种种原因，希拉克还是决定推举他，不管是象征性的（他希望由一个法国人掌权）还是讽刺性的（他希望把他在法国国内的政治对手放到一个不舒服的位置上），又或者是因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原因（他对自由的荷兰禁毒法的厌烦）。
1998年5月初，在8个月后共同货币即将发行前，欧洲领导人聚集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至关重要的最后一轮谈判。讽刺的是，担任这次周末谈判的主持人的所在国家并不采用欧元。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曾经是一位支持与欧洲建立更密切关系的热衷者，但他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却在不停地找理由阻止任何承诺。
妥协开始出现，谈判终于看到希望的苗头：在将为期8年的管辖权移交给特里谢之前，德伊森贝赫会在短期内管理欧洲央银。希拉克建议德伊森贝赫在2000年6月他的65岁生日时退休。但荷兰人对其在短期内被迫离职感到很生气。德国人也一样，他们将这看作对央银独立性的一次公开侮辱——毕竟，一次给欧洲央银主席8年不变的任期，目的就在于当新领导者接任时，像希拉克那样的政客不能进行微观操作。
据报道，希拉克在一次紧张的谈话时问道：“那个说想在自己的位子上多干几年的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肯定不是大街上随便蹦出来的某个人。”荷兰总理维姆·科克（Wim Kok）说道。
“真笨！”希拉克轻蔑地说道，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已经接受把银行建在法兰克福。”
在法国否决德伊森贝赫以及荷兰和德国否决特里谢的威胁下，布莱尔提出一个妥协方案：由德伊森贝赫做一份个人的自愿声明，说明他要在任期满之前退休。法国人会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得到他们的行长职位，荷兰人和德国人至少会有一个在表面上看起来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央银。那个周末，在离开布鲁塞尔的谈判后，赫尔穆特·科尔——战后时期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看起来很颓废，用一句话形容了这场结束的会谈：“这是我在欧洲经历过的最难的岁月。”
欧元，新货币的诞生
1999年1月1日，欧元发行了，开始是电子交易，三年后变为纸币。那一天它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1.955 83德国马克、2.203 71荷兰盾、1 936.27意大利里拉。为了更便利地使用新货币，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新符号，类似于美元和英镑。设计师很快就选定了一个跟欧洲文明的起源一样古老的图案：€，希腊字母“ε”的改写。
新货币在前几年运转得出奇地好，既没有严重的经济衰退，且通胀率低而稳定。但是，这样的成功需要持续多少年才能证明“不能持久”论者和“不可能发生”论者都是大错特错的呢？选择一个行长已经充满争议——处理一场大危机后留下的烂摊子又会怎样呢？
游戏已经开场，一切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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