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三千余字,将涉及以下两个内容:
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唐朝在西域的拓展和沙州的建制;
在中国幅员辽阔的陆地版图上,称得上咽喉的要冲一共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东部地区的辽西走廊(关锦防线),另一个便是河西走廊。
辽西走廊位于辽宁锦州市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长约185公里,宽8~15公里。
这条细细的通道上,锦州、葫芦岛、兴城、绥中、山海关镇扼要冲,背山面海,历来为兵家征战必经之地。同时,辽西走廊还连接着华北的农耕文明和东北的渔猎文明、蒙古的游牧文明,一旦辽西不守,整个华北平原都将门户大开,再无宁日。
而河西走廊则夹在祁连山、合黎山、龙首山之间,从金城(兰州)出发,越黄土高原与河西平原的分界乌鞘岭。
自东南向西北,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嘉峪关、肃州(酒泉)、瓜州和沙州(敦煌),越过玉门关和阳关,一直远出到新疆白龙堆的茫茫沙海,全长约1000公里,最宽处百余公里,窄处只有数公里之狭。
对于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季羡林曾做如此评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
季先生是从文化特征的角度,论述河西走廊和敦煌的重要意义,但从帝国拓展的层面上说,河西走廊这一狭长的区域,在充当文化与经贸输血管的同时,也把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分成了一东一西两个部分。
如果中原帝国能够从河西走廊突出,控制西域的牧场,则北方边患孤掌难鸣,难成肘腋之患。北方问题西部解决,便是汉武帝“凿空西域,张帝国臂掖,断匈奴右臂”战略构想的发端。
一、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敦煌(沙州)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党河下游的一块绿洲上,南面是祁连山脉的三危山,北面是北山山脉,疏勒河横贯北境,西扼玉门关、阳关,东接瓜州、酒泉。
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干线,敦煌则是连接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咽喉。
作为走廊西部的门户,敦煌是东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因此,它才会成为各民族轮番上阵的大舞台,也才会给我们留下莫高窟这样的宝库。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朔六年)3月,镖骑将军霍去病率一万精骑出陇西,痛击匈奴右贤王部,6天连破匈奴五国,鏖战于皋兰山下,歼敌九千,杀匈奴卢候王、折兰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从此,河西地区归入了汉朝版图。
汉武帝在河西设立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带归酒泉郡管辖。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又分割了武威、酒泉二郡的辖地,增设了张掖和敦煌二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的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以及内蒙阿拉善盟一带。
失去了河西走廊对匈奴来说损失惨重,他们悲歌道: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歌》
“敦煌”一词,便是随着河西四郡第一次见诸史端,关于这个名词的由来,目前学界尚有争议。
在《汉书》中对敦煌的解读为:“敦,大也!煌,盛也!”但现代学者多认为“敦煌”的词源不是汉语,可能为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
不管敦煌一词从何而来,其对汉朝的重要意义确实公认的,为了护佑敦煌郡下辖的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武帝特意征发民众,将秦朝只修筑到甘肃临洮(今岷县)的长城,继续向西延伸,过令居(今兰州市附近)、酒泉直至玉门关,形成了一道自敦煌至辽东,长达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雄伟屏障。
汉朝对敦煌的经营,还表现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屯垦。为改变河西地区人口稀少的现状,汉武帝实行了从内地往河西移民的措施。
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已有六万一千余户,人口二十八万多。其中,敦煌郡就有一万七千余户,三万八千多人。
这些人常住户口,再加上三十万左右的戍卒,使河西与敦煌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汉人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
汉人的大量到来,也改变了敦煌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敦煌归汉前,这里活动着的多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少数民族。
而汉代移民和戍卒的到来,屯田成了当地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敦煌与河西的社会生活方式也从游牧转变为以农耕为主。
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前凉张骏曾改敦煌之名为沙州,西凉则以敦煌为国都。
十六国时期,中原离乱,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中原硕儒逃奔河西避难,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成为了河西的佛教中心、竺法护、宋云、法显、鸠摩罗什都在敦煌留下了足迹。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二、唐朝在西域的拓展和沙州的建制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平定了河西地区,循隋文帝旧制在敦煌置瓜州,并任命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可见对河西地区的重视。
但唐初河西地区并不稳定,两年后(621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反唐、623年张护、李通谋反,等唐朝把这些反叛扑灭后,并将瓜州改沙州,管辖瓜、西沙、肃等三州,河西区才算略略稳定了下来。
随后,唐朝以沙州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贞观九年(635年),李靖、侯君集、李道宗西击吐谷浑,收归臣属;
贞观十三年(639年),侯君集征高昌,灭其国,置安西都护镇其地;
贞观十八年(644年),征服焉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克龟兹,并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随着唐朝向西不断拓展,以及安西四镇的设立,连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沙州战略地位愈发重要。每次唐军进军西域,都以沙州做为军事物资供应基地,沙州的守军和百姓也经常随军出征。此外,驻守安西四镇的戍卒也主要是来自敦煌与河西的府兵。
为保证沙州的安全,唐初杨恭仁任凉州都督时,便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而后又在沙州城内设立了豆卢军。
676年(唐高宗仪凤元年),还把西域南道上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并在河西走廊周边设赤水军、建康军、墨离军、大斗军和白亭军,以及悬泉、常乐、张掖、交城等守捉。
711年(唐睿宗景云二年),更是将黄河以西的地区,从陇右道中剥离,设置了河西道并单设了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负责河西的军事、财政与营田等方面的事务。
河西节度使是唐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到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时,河西节度使辖兵七万三千人,居全国第三位,战马一万九千四百匹,占全国在役军马总数的四分之一。
但河西的兵强马壮是建立在唐朝繁荣昌盛基础上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被拦腰斩断。
为缓解东部的军事压力,河西、陇右、北庭、安西等地的西北军精锐大量驰援关中,西北边防骤然削弱。
吐蕃乘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兰州(甘肃兰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肃东乡)、鄯州(青海乐都)、洮州(甘肃临潭)、岷州(甘肃岷县)、秦州(甘肃秦安)、成州(甘肃西和)、渭州(甘肃陇西)等数十州已经相继沦没,吐蕃牢牢控制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
从此后“路阻萧关雁信稀”,唐庭对安西四镇和沙州存亡不知,长达十八年。
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久无音讯的安西四镇,终于和大唐取得了联系。安西使者取回纥道,从河西走廊北侧,跨越大漠回到长安。
德宗君臣终于得知伊西(今新疆哈密、吐鲁番)、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在吐蕃占据河、陇后,仍旧率将士苦苦支撑着安西,这块大唐在西域最后的飞地。
安西使者还告诉德宗,吐蕃攻陷河陇后,兵围伊州,故伊州刺使袁光庭在绝境之下,困守孤城数年,最后粮竭兵尽,袁光庭见救兵无望,杀妻自焚而死。
但此时的唐朝,再也不是贞观、天宝时,那个健硕恢宏的唐朝了。也不是神皇二圣时,那个越挫越坚、屡败屡战的唐朝了。
现在的唐朝,内有藩镇割据政令不施,外则四夷窥视厉兵秣马。李适遥望关山阻隔的西域,君臣上下只有相对而叹。
使臣还带来了沙州最后的消息,但他讲到最后三代河西节度使前仆后继的坚持,以及沙州军民围城十一年的困守,德宗不觉潸然泪下。
下一篇,我们将仔细讲述,沙州军民困守孤城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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