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釉龙首带盖执壶
执壶喇叭口，长颈，溜肩，矮圈足，弧腹瓜棱形，于中腹以上出流。流作龙首形，张口露齿，随形巧做，独具匠心，另一侧贴塑壶把，弯曲而成，但若与龙首相连，则亦可视为夔龙之躯干，巧妙至极，令观者流连忘返。外壁施白釉，呈现象牙一般的质感。此执壶造型风格别具，敦实却不显厚重，把、流的设计均极尽巧思，令人赞叹。
白釉童子钮盖碗
碗直口，深腹，圈足，盖与碗为子母扣。碗身光素整洁，盖钮小童子仰头趴于碗盖之上。为整个盖碗平添了情趣。定窑为北宋瓷业之代表，深得社会和后世所推崇，元人刘祁《归潜志》赋诗赞曰“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中称道：“古定窑器土脉细腻，色白而有滋润者为贵”。
本品可谓定窑之佳作，造型简约，形制优雅。胎质细密轻薄，呈现象牙一般的质感，隽永而淡恬，赏之相当美观 。
白釉刻莲花纹小碗
白釉刻双鱼纹出筋大碗
定窑刻花缠枝牡丹纹盘
定窑烧造白瓷始於唐代，到了宋代其白瓷就显赫於天下，那是因其细薄润滑的釉面白中微闪黄，给人以温润恬静的美感，越品越是悦目悦心，元代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曾有“定窑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此刻花牡丹盘器型大而规整，撇口，浅腹，圈足。圆盘全身釉色饱满，里口凸起弦纹两圈，通体牡丹花卉印刻，以回纹将盘内壁与内底界开，两层牡丹上下相错，能见其满盘盛放。花朵盛开，枝叶茂盛，图案精致，把牡丹的雍容华贵表现得淋漓尽致。印花繁缛，层次分明，线条流畅，纹饰清晰，充分显示出定窑印花品种制作的高水平，此大雅之器也。
定窑白釉刻缠枝芙蓉花碗
本品可谓宋代定窑之佳作，造型简约，形制优雅。胎质细密轻薄，呈现象牙一般的质感，隽永而淡恬。其釉色透明，微微有聚痕，静穆滋润，是为北宋定窑之特征。其内壁刻划折枝芙蓉花卉纹饰，线条婉转舒畅，有如春风拂柳，诗意盎然，所刻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大大增强纹饰之立体感。本品胎、釉、形、纹饰无一不佳，简洁而优雅，华贵而含蓄，北宋定窑之佳作也。
定窑刻龙纹大碗
盘圆唇，芒口，腹斜淌略微外鼓，圈足修削工整，微撇。盘心刻龙一只，盘龙于碗内壁，口大张，目圆瞪，角后伏。须发喷张，鳞爪飞扬。细观则见线条为单刀所刻，然而入刀角度颇具变化。龙身线条入刀较斜，鳞爪细部则以较垂直的角度可成。此盘纹饰气韵生动，毫无凝滞，非成竹在胸的熟练匠人不可为之。盘施白釉，釉光含蓄，色泛牙白。盘心零星可见褐色突起的小点，盖因古时胎土手工淘洗工艺的局限，胎土中残留含矿物的杂质，在釉水包裹下，经高温窑火烧结而成，亦添古趣。盘外壁及底部多有釉水凝结，即俗称的「泪痕」，盘口即圈足底部露胎，胎质极为细密洁白。
定窑刻花器物比印花制作早，而三爪龙纹应为南宋至元代的龙纹典型风格。 龙纹器物应为定窑官制之器。据《曲阳县志》载，五代时曲阳涧磁已盛产白瓷，官府曾在此设官收瓷器税，纹饰以龙凤纹为主。此类宫廷用器多有传世，窑址遗有大量龙凤纹器物碎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9年9月起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四个地点布方发掘，以获得定窑烧制在宋、金、元各个阶段的地层资料，并进行分期研究。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发现带有“官”款、“尚药局”款与“龙凤”纹定窑残片，表明了此种定窑产品为官用的可能性。
此盘尺寸颇大，直径盈尺。英国大维德基金藏有一件金代定窑龙纹大盘，形制、尺寸、装饰与本品极似。惟彼件釉面划损痕迹严重，不过较其釉质及龙纹装饰，与本品同类。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亦藏一例金代龙纹大盘，盘心亦可见突起之褐色斑点，惟彼件龙纹刻划稍逊，不如是次本品龙纹之鲜明生动。另一例与本品如出一辙例，尺寸，龙纹刻画姿态与本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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