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
利维坦按：
从社会文化上看，仍有不少女性选择隆胸是由于“男性凝视”的存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生理审美的迎合：一种人工的丰满胸部本身，就是男性视角下的产物。所谓“女为悦己者容”，说的也是这层含义（如果我们假设地球上没有男性，女性是自体繁殖的，女性还会考虑隆胸/生殖竞争这件事吗？）。当然，选择隆胸的行为本身，背后的理由也可能不是单一的。
不过，从医学角度来看，BII（breast implant illness）的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也有越来越多的隆胸者呼吁第三方的独立研究调查来为她们说话。很显然，正所谓女性的隆胸史，几乎就是一部受难史——在许多隆胸者据说已经“返厂重修”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了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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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罗宾·托特（Robyn Towt）不想要一对新的乳房。但当她在44岁确诊乳腺癌并经历了两次乳房切除手术后，朋友和医生都认为她需要“看上去更像个女人”并重新感到“完整”。而假体植入能够帮助她“重返当初”。
“我就这样被说服了，”在我们最近的一次通话中，托特从亚利桑那家中池畔的电话那头这样告诉我。
她很快就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问题并非出在她那条崭新沟壑上，而是就在她2017年的植入手术发生后，仅仅数天内她就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包括极为严重的失眠和疲劳症。
没有任何一条医生的建议是有用的。“她没有给我任何的解决办法，”托特说，医生全然没有将这些症状和隆胸手术联系起来。在隆胸之前，托特每天会徒步5英里以上，并经常游泳、打高尔夫、宽板划水。而如今她却连走到门外邮箱都十分困难。
和很多孤注一掷的患者一样，托特转向了互联网求助，搜罗各种癌症康复论坛获取线索。托特发现，许多女性都经历着与她类似的症状，但大部分都只将其当作化疗或放疗的副作用——而这两项治疗恰好是托特没有采用的。她还尝试了其他人推荐的偏方，精油和夜用沐浴露，但也没有奏效。然后，一个女性给托特发了私信给她指出了新的方向：“看看你的乳房植入物，”她说道。
女演员克莱尔·克劳利（左）与赛车手丹妮卡·帕特里克都是硅胶乳房植入物疾病的受害者。© Raymond Hall/GC Images
在过去数十年，超过35万的美国人向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举报了与硅胶乳房植入物有关的劣性事件。她们的抱怨从自体免疫症状到罕见恶性肿瘤（乳房植入物相关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癌, Breast implant associated anaplastic large cell lymphoma）不一而足。
尽管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就摆在眼前，这些患者的经历还是被医师、制造商和监管者所忽略。在她们中最有名气的出现在一期《人物》（People）的第六页。《单身女郎》（Bachelorette）中的女演员克莱尔·克劳利（Clare Crawley）说她的植入物引起了“疯狂的健康问题”，同时丹妮卡·帕特里克（Danica Patrick）报道了其引起的脱发以及严重的精神问题；两人都在ins上记录了自己的移除手术。但对很多人来说，围绕着如今称为“BII”（乳房植入物疾病，breast implant illness）的疑问，她们还在独自承受着。
（fda.gov/medical-devices/breast-implants/questions-and-answers-about-breast-implant-associated-anaplastic-large-cell-lymphoma-bia-alcl）
（people/health/celebrities-who-regret-getting-breast-implants/?）
乳房植入物的潜在医疗隐患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冲上了头条。在当时，它是畅销书的讨论对象，以及不断被复刻的电视电影的桥段，从大卫·修蒙（david schwimmer）参演的《妙手隆胸》（Breast men）到同年的《弱者的呐喊》（Two Small Voice）。患者从植入物厂商的手上赢回了数百万美元的补偿金，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甚至出台了一份针对硅胶乳房植入物的禁令。
© Healthline
但公众对于乳房疾病可能带来风险的共识却远远不足。举个例子，针对植入物制造商的诉讼案件，至今仍然被一些医学以及法学文献形容为“在伦理层面含糊不清”，和“对目标公司的不公平”，以及“没有基于科学事实”。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禁令也被证实是有漏洞的。截至目前，乳房植入物相关疾病仍然是“乳房整形与重建手术中最受争议的话题”。
（link.springer/article/10.1007/s00266-021-02428-8）
当疾病缠身的植入物受害者还在被当成精神错乱、乳房植入疾病还不被认可时，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记录身体排斥硅胶假体的可能诱因了。而结果或许与新冠长期症状和慢性疲劳综合症（CFS）有着相似之处，两者都有着难以捉摸的症状，而且很可能是来自病毒或其他入侵者触发的自体免疫反应。但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植入物致病的概率。
© Harvard Health
在那些接受乳房植入疾病这一事实的文献中，它们预计在极小概率（引自同行评审后的研究）到五个女性中就有一个（专家领头的学术预估）之间不等。更多的研究亟需补充，但建立一个广为人所接受的疾病标准能够更好地帮助解决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患者能够在有着完善的辅导与理疗流程的定制康复方案中做出选择。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像托特这样的女性自始至终是正确的。
（journals.lww/prsgo/fulltext/2020/04000/breast_implant_illness__a_biofilm_hypothesis.1.aspx）
（medicalnewstoday/articles/32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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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生们自从19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进行隆胸手术了，不过，时常伴随着灾难性的后果。早期的植入物材质包括象牙、木屑，甚至卷成球形的塑料胶带。硅胶植入物在1962年进入大众视野，彼时承诺并声称这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医疗级别替代假体。从此以后它们变得越来越普遍，在2018年，它就已占据了全球180万隆胸手术中的绝大部分（以及成百上千例的乳房整形手术）。
（nap.nationalacademies/catalog/9602/safety-of-silicone-breast-implants）
子弹胸罩（Bullet Bra）：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流行内衣款式，也满足了当时男性对于女性挺拔胸部的想象。© Sad and Useless
但硅胶植入物的问题也一直显而易见。自1982年，患者就已经开始将植入物制造商告上法庭，并获得了上百万美元的赔偿金。1988年6月，癌症患者-消费者代表西比尔·戈德里奇（Sybil Goldrich）在一篇写给《Ms.》杂志的论文中提到，她的“戏剧性恢复”是如何帮助将乳房植入疾病带入国内视野的。伴随着两次乳房切除术，戈德里奇的身体以每一次都更加痛苦的方式抗拒了多种植入物。“我在刚开始时反而离恢复正常更接近，”她写道，“如今我只是在躯体上多了几道刺眼的伤疤。”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女性丰满的胸部是流行的审美，在通俗文化中，随着玛丽莲·梦露、杰恩·曼斯菲尔德（上图右）等性感明星的走红，这一标准更加深入人心。© Dr. Michael Bohley
戈德里奇的遭遇引起了戴安娜·祖克曼（Diana Zuckerman）的注意，祖克曼如今是非营利性国家健康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Research）的主席，在当时则是美国国会联邦健康计划与政策的一名调查员。祖克曼要求食品药物管理局提供有关乳房植入有关的所有安全与效果数据。她对呈递上来的少得可怜的数据感到震惊。“他们只有一些以兔子、狗或者小鼠作为被试的研究，”她告诉我，而且这些动物都是被直接注射硅胶，没有一项研究是有关真人、或者硅胶植入物的。
硅胶植入物在1962年进入大众视野，彼时它被承诺并声称是一个安全可靠的医疗级别替代假体。© Science Photo Library
1990年12月，随之而来的国会听证会上——这场会议本身就已经是世界瞩目的焦点，电视新闻、报纸媒体早已在大幅报道这十年之际的大会。“（硅胶植入物）生产商已经汗如雨下了，”一位匿名的国会助理在1992年这样告诉《纽约时报》。那一年，食品药品管理局出台了一项针对乳房硅胶植入物的长达14年的禁令，并计划在此期间内搜集评审证据。
（nytimes/2006/11/18/washington/18breast.html）
其中一家主要生产商，道康宁（Dow Corning），被勒令暂停生产假体并支付了32亿美元的产品可靠性整改费用（虽然它们仍继续为其他假体公司生产硅胶）。但直至最终还是稳居这一产业的第一。在禁令期间，硅胶假体仍然通过许多监管漏洞不断进入人们的身体中，包括乳腺癌患者，需要替代旧假体的人以及那些被外科医生鉴定为乳房畸形的“患者”。
其他所有人都只剩下了生理盐水植入物这一选择，据报告说感觉就像“装满水的塑料袋子”。研究员也开始在主流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讨论乳房植入的合理性（与疾病相关），而其结果却经常与患者报告相悖。
一个被移除的充满盐水的硅胶乳房植入物，带有黑色沉积物，后来被确定为新月弯孢菌（Curvularia lunata）。© ResearchGate
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在1994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出现了。这篇论文的作者对749名女性进行了评估。这些女性均在1964到1991年间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县内接受了乳房植入手术，并与没有经历植入手术的同龄人进行对比。
（nejm/doi/full/10.1056/NEJM199406163302401）
植入组中，有五名女性患有结缔组织疾病，这也是在道康宁诉讼案（Dow Corning lawsuit，1998年17万名女性向道康宁集团起诉硅胶乳房假体的致病性，最终以道康宁集团赔款32亿美元平息诉讼，译者注）中许多女性所诊断出的症状。但是，在无植入组中的10名女性也出现了该疾病。基于这一数据，作者团队总结在植入物与病理诊断之间“没有关联”。
唯一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全身性硬化症（systemic sclerosis），但这种极为罕见的疾病“需要6.2万名植入者和12.4万名无植入者作为被试，每组平均需要跟踪10年。”作者团队在文献的结论中写道。然而，另一支风湿病学家团队在同一时期的辩驳中提到，这篇论文全然忽略了植入物与甚至更罕见疾病间联系的可能性。简单来说，这项研究的样本量实在太少了，根本不足以下任何定论。
（nejm/doi/full/10.1056/NEJM199411033311815?query=recirc_curatedRelated_article）
破裂的硅胶植入物。© wikimedia
即使舆论趋势站在了乳房植入的对立面，政策还是再一次改变了。食品药品监管局针对硅胶假体的禁令在2006年被废除，并做出以下妥协：主要制造商曼陀（Mentor）和艾尔建（Allergan）被准许回归市场，并不会有其他限制，前提是它们要在最后完成一份大规模、长期性的产品安全性研究——这是食品药物监管局常见但又令人担忧的一种妥协方式，被称作“后市场型研究”。
（undark/2018/10/15/fda-drugs-post-marketing-research/）
在今天，硅胶乳房面向所有超过22岁的人群兜售，而生理盐水植入物，同样是硅胶外壳，只要18岁就能购买。数百万的美国女性已经主动要求加入。然而到今天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许多生产商的研究结果仍旧遥遥无期。
（webmd/beauty/cosmetic-procedures-breast-au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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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把乳房植入——以及乳房植入物疾病——带到了全世界面前之后，国外的研究者便成为了推进研究硅胶副作用的主力军。“我们由衷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疾病，”荷兰自体免疫疾病研究者扬·威廉·科恩·特瓦特（Jan Willem Cohen Tervaert）说道，他是艾伯塔大学风湿科疾病学系的主任。“患者确实会出现这些症状。”
这些症状的具体表现还比较模糊，但假体植入物疾病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乏力、精神涣散，关节肌肉疼痛，脱发以及皮肤问题，还有呼吸困难等。这一系列的症状与那些刚开始容易忽视却影响了数百万患者生活的病情相吻合：新冠长期症状、慢性疲劳症，还有纤维肌痛。
和其他疾病一样，身体的自然防御系统或许是罪魁祸首。主流的理论是乳房植入疾病症状是身体免疫反应失控的结果。“不管你将任何类型的植入物塞进体内，免疫系统都会被激活，”科恩·特瓦特说道，不管是整形植入，Essure避孕器，还是人工替代关节。对某些人来说，对异物的排斥反应在术后很快就会消失。但对于许多人，很可能由于遗传易感性，炎症反应从未停止。
（pubmed.ncbi.nlm.nih.gov/34752966/）
（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372726/）
在2018年一项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的文献中，将近2.5万名硅胶乳房植入物受试者参与了这项研究，来自以色列的研究团队，报道了出现任何自体免疫或者风湿类疾病的可能性在硅胶乳房植入女性中增长了20%。（换句话说：在被试样本中，超过26%的植入被试出现了自体免疫或风湿症状，与其相较，23%无植入被试出现了这类症状。）对于出现干燥综合征（Sjögren’s syndrome），硬皮症或结节病（sarcoidosis）的风险在植入组中有显著升高。
（academic.oup/ije/article/47/6/1846/5133598?login=true）
© FlyMedi
但是这一点或许还不足以确定在乳房植入物和自体免疫失调之前的因果关系，这只是拼图的一小部分。硅胶本身可能也是问题来源之一；植入物渗漏现象早已众人皆知，原因不仅是材质断裂，以及一种叫做“胶漏”（gel bleed）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硅胶假体需要定时磁共振成像检查，并且在通常情况下，需要每10年左右更换一次。
而对医疗器具的自体免疫反应鲜有受限于单种材质的。与乳房植入疾病相似的症状同样在有聚丙烯网状纤维植入物的人群中报道出现。网状聚丙乙烯通常用于疝气的修复以及骨盆脱垂手术中。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免疫反应一般可能需要数年来积累。
（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259319/）
（pubmed.ncbi.nlm.nih.gov/31174820/）
© Springer Open
这就是为什么科恩·特瓦特认为这个问题要比乳房植入物疾病大得多的原因。他猜测在硅胶植入的人群中，每五人中就有一个人遭受这类疾病折磨（而这些已知出现的自体免疫疾病，像是2018年以色列研究者形容的那样，仅占了一小部分）。于是，他将这类症状称为佐剂介导自体免疫/炎症综合症，或ASIA（autoimmune/inflammatory syndrome induced by adjuvants）。与乳房植入疾病不同，ASIA有着明确的诊断方案（包括患者病史，全面体检和实验室检验），这些都是科恩·特瓦特早在10年前就大力支持发展的技术。但真正以这一种方式训练过的医师屈指可数；直到今天，这项检测也只在荷兰提供。
（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046028/）
在他的努力下，特瓦特发现了在许多女性的乳房植入物疾病自述报告中有6到7项ASIA的症状，包括了泪液分泌异常、心率变化、神经损伤、淋巴结肿大，以及乏力。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似乎是B细胞以及自身抗体的形成出现了异常，而这两者都是免疫系统的重要角色。特瓦特认为ASIA能够有助于解释乳房植入物物相关淋巴瘤的形成——出现在植入物周围瘢痕组织中的一种免疫系统相关癌。“个体出现（它）的风险通常是比较低的，”根据食品与药品监管局所述，“但是，这种癌症十分严重且能够造成死亡。”
（fda.gov/medical-devices/breast-implants/questions-and-answers-about-breast-implant-associated-anaplastic-large-cell-lymphoma-bia-alcl）
各种被移除的乳房植入物。© Global News
当因“硅胶不适性”而诊断出ASIA时，特瓦特的目标是在医师采取推荐疗法（移除植入物，并在某些情况下抑制自体免疫失调）之前，排除其他诊断。一项如今仍在进行的研究中，特瓦特报告大概六至七成的ASIA患者在移除手术后感觉更好了。即便如此，他猜想，在一个ASIA易感的患者身体里植入物待的越久，康复的难度就越高。
（pubmed.ncbi.nlm.nih.gov/2837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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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特是幸运儿之一。在她的癌症幸存者伙伴告诉她乳房植入之后，她就马上进行了移除手术。移除不到48小时，托特就说她已经恢复如初了。短短一周内她又开始打起了高尔夫，一个月不到就开始宽板划水。
“如果我自己没有经历，可能都不会相信，”她告诉我。回过头来看，她感觉自己成为了医生“掠夺行为”的受害者。她唯一谢天谢地的，是自己果断决定进行移除。“对我来说完全放弃生活里的一切并成为患者代表就已经够疯狂了。”她补充道。
一块移除的已用20年的乳房假体。在其背面（B）可以看到多处孔洞（黑色箭头）以及假体收缩形成的褶皱（白色箭头）。© ResearchGate
但是，移除手术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植入超过25年并更换了三副乳房假体的丽莎·埃文斯，今年50岁，以前从未有过任何渗漏的迹象。直到一天发现自己突然出现全身性皮疹，并在之后不久诊断出了支气管扩张。她开始思考这和自己的植入物会不会有关系。
Facebook上的一个名为“妮可的乳房植入疾病与治疗（Breast Implant Illness and Healing by Nicole）”的团体，成员超过16.5万人，劝告埃文斯进行移除。不幸的是，她的症状并未得到改善——或许她的乳房假体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抑或者它只是更深问题的干扰因子。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被这个群体所欺骗了，”她说，“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确实感觉她们像在捕猎其他人，因为所有人都想过的更好些。”
埃文斯自那之后就加入了另一个组织，乳房移除后悔小组（Breast Explant Regret）,至今也就不到8000个关注者。在这个地方，女性讨论着瘢痕修复和内置胸衣（一对植入在乳房底部的硅胶罩杯），硅胶尺寸，以及胸部拉提（通过外科手术的方法移除多余的皮肤来减少下垂）。
“我们（这个集体）并不相信移除你的植入物就能够解决像是脑雾、关节疼痛、手足癣（是的我们听说过）、头痛、食物敏感等等等等，”一个管理员在置顶帖中写道。组里的许多女性都替那些坠入乳房植入物疾病“骗术”的人感到惋惜——许多还得到了整形医生的点赞。结果是，不少人在考虑重新植入假体。但埃文斯不太确定。“在我脑海里有一部分在想，嗯，或许真的有可能发生。”她在指乳房植入物疾病。
© Medical News Today
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是这么想的。在2018年和2019年，该机构就乳房植入物的安全性举行了新的听证会。食品药品管理局采用学多科学家的证词，包括科恩·特瓦特，以及患者代表的意见。在2021年10月，该机构针对多项植入物发出了一份“黑盒警示（black box warning）”，改变了判断植入物破裂的推荐筛查方式，并要求该医师向患者提供“决策清单”来保证她们对其风险有所了解。但是没有生产商的数据，多数有关乳房植入疾病的信息还是无从得知。这就意味着决策执行人仍然很难对植入手术真正知情。
（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strengthens-safety-requirements-and-updates-study-results-breast-implants）
这也是为什么像是托特这样的患者代表想要看到生产商资助一项囊括数千人、涵盖所有类型硅胶植入的独立试验，从乳房假体到睾丸假体（尤其要注意的是，现在许多有关乳房植入物疾病的论文都是由整形医生发表且与产业密切相关的）。而至关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必须在多样化的人群中进行，目前鲜有关于跨性别女性以及其他多元性别患者经历乳房植入物疾病症状的证据。托特还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针对所有植入物的强制性登记系统，这样一来，所有患者的结果——不论是好的、坏的、出乎意料的——都能够得到有效监管。（美国现在的登记系统是非强制的，而且相对极少医生会随之跟进。）
（journals.lww/plasreconsurg/Fulltext/2020/04000/Staying_on_Top_of_Breast_Implant_Illness__An.76.aspx）
© Medical News Today
患者同时也想要更多研究来解决如何更好地移除植入物这一问题。当一个植入物进入身体后，我们的身体会自然地在其周围形成一道由瘢痕组织构成的保护囊，而大部分医生在移除手术中都不会对它进行处理，除非患者出现了淋巴癌的症状。那是因为“截囊手术”是一项耗时更久，难度更高，也更加昂贵的步骤，并且就目前来看似乎并不影响乳房植入物疾病的康复。
就算如此，许多患者都表示更想进行瘢痕组织的移除，原因是可能游离的硅胶还残留在囊中。尽管许多医生都对这一说法保持怀疑态度，但最近的几项研究报告了至少两名女性分别在植入假体一年和六年后出现了植入物相关淋巴癌，而事后发现她们均未进行截囊。“我当时就坐在那儿，脑子里满是这件事。”托特说道，她在移除植入物时并没有进行截囊手术。
（pubmed.ncbi.nlm.nih.gov/35236698/）
就算是没有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干预，热度不断升高的乳房植入物疾病也会对假体植入行业产生连锁反应。数十年来，制造商和一些整形医生得以否定或者误导有关患者体验的负面信息。可一旦自我检测出疾病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加上自体免疫方面研究的飞速突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 Vitenas Cosmetic Surgery
届时整个产业将会需要一个新的战略，譬如向仍有需求的人群提供硅胶或生理盐水硅胶外壳替代品。两项新技术——纤维素植入物和脂肪移植——已经可供选择了，但它们的大规模流行或许要到几十年后（同时也需要可靠的安全性研究）。
（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539038/）
（allure/story/fat-transfer-breast-augmentation）
激进派也不再要求直接禁止硅胶材质的整形医疗器具。“我并不是个反隆胸人士，”托特说道，“我只是想得到专业性的知情同意。”许多甚至大部分接受了全面术前辅导的人，在得知其潜在的副作用后仍然会义无反顾地与自己的新乳房共同前行。
而有的人会选择摒弃这些所有疗程，可能是她们察觉到了情况可能变复杂的风险，亦或是无法消化即使是一丝出现坏结果的可能。可无论选择哪条路，首先都需要准确地评估风险。
就目前而言，西比尔·戈德里奇30多年前的建议如今仍然适用。“要求你的医生将他/她所知道的有关假体植入的一切都分享出来；不仅如此，要求观看假体的植入过程，”她写道，“如果他们拒绝，找另外一个医生。”
文/Eleanor Cummins
译/以实马利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slate/technology/2022/06/breast-implant-illness-what-is-it-cause-treatment-sci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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