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篇文章中我们谈到的（教科书里的鸦片战争：“一般性冲突”如何变成“流毒中国”？），在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之间，清朝的新学堂教科书对于“鸦片战争”的认知，属于一场“一般性的冲突”，而非“历史的转折点”，哪怕是经历了改朝换代，民国初年知识分子的认知图景，仍然着眼于鸦片流毒对于国人的戕害，而非滚滚而来的近代化车轮。
1928年之后，国民党统一全国，开始推行全新的教育政策，不但修订课程标准，而且对于教科书的要求更加趋同，整个教科书的书写也走向模式化，具体来说，即开始融入了国民党版本的“革命史观”。
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金兆梓的《高中中国史》在谈及《南京条约》时明确指出：
且自此约定后，法美等国，亦均援英例订约，于是满清之统驭力失坠，中国门户洞开，实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第一幕。
因为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才有“国民革命”、“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所以，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远较数年前的北洋时代版本为重。
而对于战争和条约的影响，又着重突出了前人教科书往往忽略的一条：
江宁条约既开协定关税之恶例，剥夺我国关税自主权，且自该约成，我国应偿之款为二千一百万元，先交六百万元，余以关税作担保。英国遂派商务监督及领事于五口，实行管理海关，而海关行政亦受其干涉。自是各国援例，亦各自征收其国的进口税，以交付中国。后虽曾一度收回此项行政权，然于民国前五九年，因太平军之役，税关不能行使职权，仍许各国领事之请，将海关归于外人保护之下，又与英美法领事协商，于三国侨商中选代表各一人，协理税务。一年后，更派英代表李氏Lay为总税务司，自是海关行政遂落外人之手，中国反不能过问。民国前十四年且以正式公文向英国承认总税务司必用英人矣。（《新中华本国史》第二册，中华书局，1929年）
之所以大段引述原文，原因在于其特殊性，或者说“现实性”，事实上，自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之后，即一直谋求关税自主，并将其视为利权沦丧的重头，这种“经济思维”并非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有，而是接受了近现代经济学思想熏陶之后的产物。
换言之，对于旧式知识分子而言，其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尺度之中，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向来是懵懂的，所以，鸦片战争的影响，往往止于烟毒和国民形象，而这种对于影响的理解，恰恰体现了新旧两种世界观的交锋和交替。
至此，受到之后世界观、历史观影响的“新”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了主流。
此后的1930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杨人楩《高中本国史》和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郑昶《新中华本国史》、1932年开明书局出版的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的视角都类似，历数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条款的“不平等性”，均明言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
而这些，在之前的20多年间的历史教科书中是比较罕有的。
到1933年的世界书局版《初中本国史》则干脆用激情恣肆的“诗性”笔调来写“历史”了：
（鸦片战争令）中国外交史上平添了一页损失的契券，而中华民族的身上又加上了一根牢不可破的铁链，这是多么痛心的啊。
从此中国政府做不成天朝的迷梦，一切顽强自大的态度，只索变成异懦畏葸的迁就政策了。
可以说，自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历史教科书即开始使用“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心描述鸦片战争和后续的《南京条约》体系，并将之视为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鸦片战争”已经在教科书中具有“转折点”的历史地位，在1930年代之后的国民政府官定教科书中，却并没有采用当时历史研究者们习用的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是沿用了桑原骘藏撰写的《东洋史要》中提出的“近世期”的说法。
这个说法以明末清初作为“近世期”的开端，又由鸦片战争分割为前后两段，究其原因，应与国民政府当时提出的初中、高中历史教育目的息息相关。
在1936年6月修正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国民政府明确提出：
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
《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则规定：
注重历代外交失败之经过及政治经济之问题之起源，以说明我国国民革命的背景，指示今后本国民族应有之努力。
翻译成人话就是，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地让学生了解，为什么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发生了，为什么是正确的，而要达成这个目的，就要将历史上的“光荣”与近代所受“侵略”进行对比，而最鲜明的对比，无过于“近世期”中清朝强盛期在整个“亚细亚历史”范围内的赫赫武功与辉煌，与鸦片战争之后，遭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屈辱。
要知道，当时的社会普遍认知与今天网络上的流行并不相同，反清却不恨清，在传统王朝的评价架构里，清王朝足可以作为对比的典范。
不过，时移世易。
彻底失败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早已保持着一种基于左翼思维方式引申而出的历史观念，但真正确立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地位的，实为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明确界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内涵，即：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看似与之前一脉相承，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理论体系，尤其是对于“中国封建主义”的界定和批判，基本否定了国民政府对于过往“王朝荣光”的回溯，也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理论基础。
参考资料：
刘超：《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学术月刊》2007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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