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中原地区正值战乱，河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并在前凉张轨政权的治理下较为安定，为大批中原人士提供了避难场所，不仅如此，由于统治者本身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不仅很好的保存了输入凉州的中原文化，还将其发展提炼，在之后又传回中原，对北朝、甚至隋唐的政权制度建立上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博大精深的隋唐文化也和河陇地区的文化联系紧密。
（一）上层移民——前凉张轨集团
自中原而来的移民大军中，最有名、也较早迁来武威的便是前凉的奠基者张轨。张轨到达凉州后，除了积极笼络凉州大族，其次便是积极吸引外来人口，选拨有才能的士人，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文化奠定了基础。由于张轨良好的经营，到永嘉之乱时，武威已是中原士人的“避乱乐土”，前凉时期武威农业、经济的巨大发展已毋庸置疑，而文化的进步更是突出，以它为代表的五凉文化成就不仅奠定了河西区域文化的基础，对后世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西晋年间，中原正值永嘉之乱、战乱频繁，而凉州地区偏安一隅，社会政局比较安定。在大批中原士人迁入武威的条件下，汉文化也传入了武威，并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到了北魏统一北方后，大批人口又被政府从武威迁往了内地，在这个过程中，汉文化又流回中原，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年间的制定典章制度方面就深受其影响。因此，不管是北魏还是北齐的文化流派中都应该有河西文化一脉。
（二）其他中原移民
在避难武威的移民中，除了像张轨这样的上层贵族，也有许多有识之士以及手工业等劳动力群体。
这些士人凭借着自身能力与才干在武威地区的统治集团内任职。除了这些士人，在迁入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便是其他普通群众了，这些人不仅为武威补充了劳动力，更带来了先进的中原生产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武威的农业、手工业等方面水平的提高。
另一方面，这些入迁人口在武威得到了庇护，在当地生产生活。还有其他劳动力群体也为北魏社会生活做出了贡献。《魏书》记载：“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可见当时的政权很愿意接收手工业者。北魏太武帝末年，苟颓“迁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
这里的“凉州作曹”应该是指北魏灭北凉后，将大批的凉州工匠迁入内地，这些工匠在当地组建的手工业作坊，单从他们已有能力自发地形成作曹，可见当时自凉州迁来的人口数量应该不小，而且都手艺不凡，能够在当时经济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武威地处中原与西域之间，它不仅吸引大批的中州人士，也接纳着许多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这就使得武威的文化不仅繁荣，更具有多样性这一特点。在十六国时期，放眼当时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北方，有不少少数民族执掌的政权，它们都存在矛盾尖锐的社会问题，其中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
原有的汉族统治的社会秩序被后来进入的少数民族所打破，民族成分、比例都发生了变化，甚至不由汉族执政，这些问题都是以前从未出现的，能否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决定着这个政权的兴衰，这个道理在汉族执政时也同样适用。河西地区民族的多样性与数量之庞大前文已介绍过，地处其中的武威地区同样是杂居广泛。
在这个时期，西北地区出现了五凉政权，它们或先后交替、或同时存在。这其中的三个政权是由少数民族氐、鲜卑、卢水胡分别建立的。虽然它们建立的政权时间都不长久，但都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三个政权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区别即是对汉族的态度和政策，这也就影响了它们各自的建树与成就。
（一）缺乏社会基础，矛盾尖锐
虽然当时的武威地区各民族不断迁入、人数不断增加，但汉族依然是人口比例中的大部分，而且其文化程度、生产水平远高于其他民族，尤其几家大姓更是代表当地的主流。前凉的张轨深谙这一道理，通过笼络大族很快奠定并坚实了自身的基础。但吕光在主政凉州后，积极推行氐族本位政治，即中央与地方的重要职位皆由氐族贵族担任，对非氐族人士一般都不委以重任。
偶有非氐族人士身居要职者，也易因谗言而获罪。如曾跟随吕光征伐西域、平定河西的杜进，此人因为吕光出谋划策、数次立过大功，后被授辅国将军、武威太守，就因石聪向吕光进言中州人“止知有杜进耳，实不闻有舅”，被吕光猜忌而诛杀。这种不信任其他各族、坚持推行氐族本位的做法引起各族的强烈不满，不仅不能有效维系各族间的关系，反而更加不断激化矛盾，为日后埋下祸根。
（二）与汉合作，有所建树
在后凉政权逐步走向瓦解之时，河西突发鲜卑建立的南凉登上了历史舞台。南凉的建立者秃发乌孤，是前文介绍到的领导鲜卑族进行反晋斗争的秃发树机能的玄孙。在秃发树机能举兵反晋时，曾一度“尽有凉州之地”，但后来被杨隆、张轨所压制。但鲜卑部落和河西的势力仍然很大，除了秃发鲜卑外，武威地区附近还集中了其他几个鲜卑部落，人数众多。
我们要看到北凉政权的建树，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北凉政权里，沮渠氏宗室仍然占据着各地要职，如包括武威在内的河西诸郡太守皆由沮渠氏宗室出任。此外蒙逊创建北凉是建立在不断征战的基础上的，因此繁重的赋税与兵役也使百姓负担繁杂，加上后期统治集团日趋黑暗，强盛一时的北凉开始衰落，并最终被北魏所灭。
同一个地区居住着几个不同民族、或一个民族分居若干地区。杂居越广泛、越交错，经济、文化的融合程度就越高。武威就是典型的这种“地区”。这个地区地处胡汉交汇地带，汉族与其他民族人员杂居程度高，虽然是以汉族为凝聚核心，但少数民族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夷化亦十分明显。
（一）胡汉统治下的社会经济
修盐池不仅经济收益显著，而且所产食盐可以拿来与少数民族交换粮食、肉制品，满足人口需要。此外，凭借着河西地区拥有天然牧场这一地理优势，畜牧业也发展迅速，不仅能够满足生产生活所需的牛羊等牲畜，还有条件驯养大量良驹，以至于到了前凉时期，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谣谚。
此外，农牧业的进步也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农牧业相比，手工业的记载相对较小，但仍有一些零星材料。在武威的魏晋墓中，不仅有许多蚕茧、丝束和绢帛画面，而且还发现了丝织品实物。在此以前的武威旱滩坡东汉墓的医药简中有“桑蚕矢”“桑叶”等药名。
（二）文化的进步与延续
在这个较中原更为安定的环境下，文化的进步十分突出，儒学更是有赶超中原之势。在这种有利的社会环境熏陶下，即使前凉灭亡，后来的少数民族执掌政权时，也都十分注重文化的修养。
他们首先意识到的就是必须尽可能汉化，并与汉合作。比如南凉与北凉的统治者，其文化水平都相当高。秃发傉檀对汉族传统文化颇为精通，被称为“经纶名教者”。其子民德归“年始十三，命为昌高殿赋，授笔即成，影不遗漏”。沮渠蒙逊本人“博涉群史，颇晓天文”，由于其昌明的学术环境，“五凉”中许多名人名著皆出北凉。而且在佛教传播方面，后凉与北凉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社会生活互相融合
在十六国时期，武威的社会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少数民族的影子。大批的鲜卑、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迁入，不仅在当地学习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带来了很多塞外的农禽产品。
可以体现河西胡商贸易繁盛的事情就是当地的萨宝多由西域胡人来担任，同时还受到北朝各统治者的认可。如前文提到的武威安氏，在“周、隋间居凉州为萨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安氏能够成为萨宝，对凉州产生重大影响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这是基于安氏迁入凉州后，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融入当地，积蓄自身实力为背景的。到了后期，萨宝作为视外流官，甚至具备管理侨民宗教、政务的作用。作为东西贸易的中转站，胡商的主要聚居点，由胡人担任这一职位有利于西域与当地的经商往来。
在胡汉轮流统治的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共同聚居生活的过程中，差异逐渐减少，形成了一种“多元化、一体化的新格局”。这是一种以地域为纽带的联合。这其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西北的“胡汉杂糅”与中原的情景不太相同，中原的“胡”是大股的，充满了征服的意味；而西北的“胡”种姓比较复杂，征服的意味比较弱，这样就使得西北的杂糅中汉文化的凝聚力就较大些，融合程度更深、过程中也更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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