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档》一书由著名曲艺理论家、作家高玉琮先生主编，曲协主席姜昆担任顾问并亲自撰写序言。书中详细介绍了23对相声名家搭档的艺术经历和成果。内容详实生动，有很强的资料性和趣味性。
高玉琮先生曾是《今日头条》知名创作者，发表过很多相声、曲艺方面的理论和趣闻史实。我有幸结识高先生，私信、微信交流颇多，受益匪浅。高先生于去年10月24日不幸逝世，周年忌日将近，陆续转载高先生最后的大作，也算是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吧。
（主编高玉琮先生）
书中有关相声搭档的文章分别为演员本人或熟悉演员的业内专家执笔。本篇介绍田立禾张文霞夫妻搭档的文章是由田立禾先生亲自撰写的。
（一）我和我的老伙伴张文霞
张文霞何许人也?她是我的老伴儿。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结为伴侣,在生活上、相声事业上携手共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双双步入耄耋之年。现在儿孙满堂、家庭和睦,我俩还时常能在舞台上、广播电视里露上一面,真是“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我们的艺术人生是怎么走过来的呢?那得从头说起。我们俩从1952年就在一块儿说相声,不过是同台不同场。当时我们也进不了鸟市的声远和南市的连兴这样的相声班社,只能在谦德庄、地道外西关外大街三角地等处流动演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晒网比打鱼的日子还多。合作的伙伴儿多是老弱残兵,年轻的有我们俩、王鸣录、丁文元等,年长的有龚玉璋、耿雅林、茹少亭、张佩如、冯子玉,老将当属相声耆宿周德山师爷。业内人称呼我们这样的相声演员,美其名曰“边关大将”,其实是进不了中原大地的------甩货。
（田立禾张文霞夫妇）
我们这伙人也是有分有合,聚散无常。张文霞和她父亲张佩如一场,所说的段子有《打灯谜》《洋药方》《五红图》《八扇屏(暗八扇》《夸住宅》等。我说的段子有《打灯谜》《五行诗》《洪洋洞》《山东话》等。我和张文霞在台上各演各的,在台下也无话可说,那时是但求温饱,不问前程。1956年冬,我们这个班社被命名为“天津市曲艺团相声三队”,不久归了天津市南开区文化科领导,被命名为“南开区相声队”(南开区曲艺团前身)。1957年,相声队在文化科的主持下评定工资,主演月薪一百三十元,其次一百二十元和一百一十元,我属于中档一百零五元,张文霞和魏文亮、李伯祥都是九十元。
1957年夏,全队在武汉市民众乐园演出,观众是大中小学教师。业务派我和任鸣启演《训徒》,这是三个人表演的群口相声,还派了一位老演员逗哏,但这位老演员婉言谢绝了,可能是怕我活不瓷实,或者是因为这段捧哏更出彩,人家不愿傍这个角儿。情急之下,业务负责人派了文霞。救场如救火,她答应了来不及对词了,任鸣启逗,我捧,文霞演徒弟。实际上《训徒》中徒弟这个角色是个白痴,并不适合女演员演,当时来不及考虑这么多了,结果她在台上不但没出洋相,还把分寸掌握得特别好,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
婚后多年我提到这件事,我问:“那个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了我了?”她不承认,那就是出于道义和友情了。1959年冬,经任鸣启介绍,双方家长同意,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们俩谁不知道谁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一个单位,又是同行,今后彼此有共同语言,遇事好沟通。经济上她的工资一半给她娘家,我给家里九十元,剩下的钱我们掌握。我们俩衣服一件没添,买衣柜和床我出钱她购买,十来平方米的藏娇金屋,物件多了摆不开。当初谈朋友时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窃窃私语的过程,现在老了,倒是出则成双,不但并肩还得携手,万一跌倒后果堪忧,最近几年把年轻时欠缺的都找补回来了。
（田爷夫妇）
1962年早春,我们在六合市场新新茶社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中午在家大开婚宴打卤面,卤子里肉片寥寥无几,海鲜珍品麻蚶子独占鳌头。贺客任鸣启、魏文亮正赶上饭口,都说吃完饭来的,谦让再三,魏文亮吃了一大碗,任鸣启则翻了一倍。吃完了一顿还能找补这么多面条,二位胃容量之大、消化系统运转速度之快令人叹服。成家立业了,日子怎么过?上边是奶奶、父母和一个弟弟,关系搞好了家和才能外顺。1962年底,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出生了,文霞出了产假就得抱着孩子上园子,有时还得赶一场,我一点也帮不上她。
从1960年开始,我就成了主演,场口不是攒底就是倒二,行内管这样的场次叫“刀口”,头上利剑高悬。传统段子越演越少,新的比老的寿命更短,如《死里逃生》《谁是灶王爷》《高人一头的人》,如初生婴儿,没进满月就夭折了。
1964年,按文艺级别重评工资,队里我的工资最高,文艺十级,跟苏文茂一样,月薪九十八元,比以前又少了七元钱,级别有了钱少了。张文霞更惨,什么错儿没犯,从九十二元工资变成四十八元五角,文艺级的倒数第二。因为当时有“女的不能说相声”的说法,改唱工又没五音,只能“坐以待毙”。我好运不善交,那会儿演战士节目需要穿军装演对口词,数来宝要求演员吹、打、弹,拉、说、学、逗、唱样样行,我是一门没有。有人说我的形象不能演工农兵这类正面人物,没法子,已然长成这样,那时也不知道国外有改头换面的高科技。以前拿中档工资台上干重活儿,现在拿高工资台上没我的活儿。我们这一对等吧,害眼贴膏药——没好儿。
1970年,我们都转到工厂,我进到红色缝纫厂,工资降到五十五元。车间活儿我不会干。我的手掌不如鸭掌,鸭掌能划水,我却不能。1974年,我调到北海仪器厂,一年没叫我们干活儿。1975年厂里成立了文艺队,我和孟祥光创演了《家庭会议》,在市工会文艺会演上得了一等奖,在天津市工人文化宫大剧场演了半个月。我攒底,前场有关牧村、董湘昆、高曼华、鲁园等,风光了一阵子。文霞帮不上我,我也帮不了她。几年来她在天津刀具厂什么工种都干了,连涨了三级工资。我们团转到这个厂的一共六个人,那五位一级也没涨。她退休时拿的是六级钳工的工资。我老婆比我强,真有螺丝钉精神,拧到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
1980年,天津市和平区实验曲艺团成立了,我调到团里说相声。工资恢复了文艺十级,文霞还在工厂。有一次她碰到相声前辈于佑福,于佑福是原和平区相声队的相声演员,问文霞怎么不来演出。“人家不要我,我想和魏文华说,团里不同意,领导叫烧锅炉。”当时不让女的说相声这个扣儿还没解开。不久她就退休了,我们二小子顶替了她的工作。退休后她在街道做家庭纠纷调解员,在化解矛盾上绞尽脑汁、磨破嘴皮,为邻里安宁、家庭和睦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由于她工作突出,街道给我们大小子安排到自来水公司上班。时光如梭,现在孩子都快退休了。我们这样的家庭,孩子都有工作,心就踏实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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