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转移到贵州遵义。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此刻红军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种子,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又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发言过后,原本应该热烈讨论的会议室,此刻却陷入了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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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会场内响起了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我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自此声后,原本沉寂的会议室里也开始不断地传出“我也同意”的声音。

最终在大多数人的同意支持下,毛泽东同志的方针被采用,红军也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成功的突破重围、走向胜利。

“是他投出了关键性的一票!”

毛泽东同志在之后回忆遵义会议的时候多次对旁人这样说。

“他”究竟是谁?这“关键性的一票”又是怎么被投出去的?

心系于党的多次“呐喊”

1935年1月15日,在红军刚刚经历了湘江战役等惨烈战斗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却依然坚持要剩余不多的红军北上湘西和国民党“硬碰硬”。

为了挽救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红军,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紧急会议。

结合此前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会议中心主旨定为:纠正“左倾”错误指导,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走正确指导路线。

那么要想真正地了解遵义会议的主旨,我们就先得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领100万军队,调令200架飞机对中共发动第五次围剿战争,准备彻底扫灭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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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百万大军的蒋介石,深知其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于是在步步紧逼的情况下,疯狂地在革命根据地周围修建堡垒,数量高达三千之多。

蒋介石采取“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准备逐步消耗红军的力量,从中一步步找到红军主要力量所处之地,以此来达到彻底消灭红军的目的。

在知晓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后的毛泽东,自然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

尽管此时毛泽东在军事上已经被“左派”王明等人架空,但他仍然心系于党,多次向党中央提出建议:面对如此强敌,要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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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的王明等人仍固执己见,在明知蒋介石所带领的敌军数量是红军数量的十倍之多时,大喊“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坚持采取激进的冒险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屡败,大受挫折。

果然,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当月月底,中央苏区的大门黎川就失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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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20日,在蒋介石仗着人数优势,“围剿”着正“起劲”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不得不分出大部分火力镇压提出“反蒋抗日”的蒋光鼐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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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此消息的毛泽东,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

他多次向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李德,博古等人提出建议:

“应改变此时的战略政策,变防御为进攻”

“在向其他没有堡垒的地方寻求作战机会,同时出动红军主要力量,突进至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皖地区去”。

可此时的李德,博古等人,却并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依旧照搬苏联红军的“城市包围农村”的作战政策,派出红军在正面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

并说毛泽东是农民暴动出身,只知道打游击战,不懂什么叫大兵团作战。

毛泽东因此被气得仰天长叹:红军在这种无知之辈的带领下,必定会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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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调转火力的蒋介石凭借数倍于红军的军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迅速地占领了广昌等地,火力直逼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危在旦夕。

在此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向李德、博古等人提出建议:如果国民党是一支队伍发起进攻,那么就避开其队伍的先头部队和后续部队,只打其中的接应部队;如果国民党队伍是多支队伍同时发起进攻,那么就集中火力攻其侧面的一队,这样国民党的围剿行动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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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毛泽东的数次建议,刚愎自用的博古、李德等人,依然坚持“左倾”路线,与国民党正面抗衡,甚至做出主动进攻的决定。

病榻上的谈论

1934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原本坚持冒险主义“左倾”派变成了逃跑主义,红军被迫开始万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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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毛泽东刚刚大病初愈,加上对红军生存命运的担忧,身体十分的虚弱。因此在长征途中,不得不躺在担架上。

也正因如此,他在这儿遇到了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行动中被敌机炸伤,从长征开始就一直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

王稼祥从第五次反围剿中,尤其是广昌战役后,就清楚地发现李德、博古等人的军事指挥是错误的。

此前,红军即将转移时,李德等人曾以王稼祥受伤养病为由,想将身为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留在当地老百姓家中,毛泽东极力替王稼祥争辩,让王稼祥随红军一起踏上了长征之路。

对于这件事情,王稼祥对毛泽东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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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二人在碰到一起的时候,王稼祥便有意无意地和毛泽东谈论的当下的局势。

毛泽东提出,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利,就是因为中共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军事分歧,此话一出,王稼祥便觉得他们对当下局势的看法高度相同。

于是,二人便时常在一起谈论政事。他们在行军途中谈,在吃饭的时候谈,在休息的时候谈。

通过这些交谈,王稼祥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思想,尤其在毛泽东分析谈论广昌战役之所以惨败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但李德等人却依旧对在外国学习的军事战略进行机械搬用”,王稼祥更觉如遇知己。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王稼祥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道。

可此时在经历了之前无数次“呐喊无声”的毛泽东,觉得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了话语权,于是自嘲的对王稼祥道:可惜的是,我现在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了发言权。

对此王稼祥回道:未必,我和政治局很多的同志都对此进行过交流,他们很多人,都很赞同你的看法。

谈至最后,王稼祥表示,之后他会跟更多的同志交流毛泽东的想法与建议。

此后不久,王稼祥便找到当时身兼数职的老同学张闻天,向张闻天详细地讲述了毛泽东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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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听后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在了解到毛泽东的想法之后,张闻天也开始利用行军和休息的时间与毛泽东、王稼祥进行交谈。

就这样,原来的“二人行”变成了“三人行”。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交流,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正巧这时王稼祥的旧时好友、当时的中央军委聂荣臻因脚部化脓,也随中央纵队一同前行。

王稼祥知晓后,很快便找到了聂荣臻,向他转述了毛泽东的主张后,王稼祥便直截了当地指出,必须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撤掉,改组领导团队,最好是由毛泽东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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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1934年12月10日,红军进入通道县内,李德、博古等人,在完全不考虑红军兵力折损的实际情况,仍然要采取“左倾”的冒险主义,坚持要北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然后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

战争即将开始,3万多将士该何去何从?!

1934年12月12日,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央在通道县内召开了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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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毛泽东提出避开敌人军事力量强的地方,放弃北进湘西改为西进贵州,从敌人军事力量薄弱的地方,着手寻找开辟新的根据地。

建议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也在会议上被通过。

随后,红军兵分两路,一路从通道县进入靖州县随后进入贵州;一路从通道县进入贵州的洪州,随后进入黎平。

1934年12月18日,在紧急会议召开后没过几天中央又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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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

毛泽东就之前在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的主张遭到了“左倾”派李德等人的反对。

但由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赞成,加上主持这次会议,负责作战指挥的周恩来也表示了赞成,会议最终采用了毛泽东提出的新的行动方针。

正是因为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的被采纳,使得蒋介石想要在湘西团灭红军的计划落空。红军才避免了重大损伤,一举突破乌江,进而占领遵义。

会议上的力挽狂澜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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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扭转了党和红军、改变了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如期召开。

按照会议议程,首先由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总结报告。

他在总结红军失利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指导,才是根本原因。

而接下来的周恩来,在作“副报告”的时候,将战争失利的原因归于错误的军事领导上,由于他是军事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主动承担了责任。

紧随其后的张闻天也作了报告,矛头直指“左”倾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通过结合之前四次反围剿成功,全面透彻地分析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错误的战略战术指导造成的。

毛泽东的发言,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冒险教条主义的错误。

会议至此,出现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地被摆上了桌面。

在这个时候,做第一个出来发表自己观点的人确实很难,因此此时的会议室内鸦雀无声,氛围紧张。

“我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掷地有声的一句话响彻了氛围紧张的会议室,一时间会议室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王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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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稼祥鲜明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同时,他还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有些人在脱离实际情况下的瞎指挥。

听到这儿,李德立马抬起头瞪着王稼祥,因为他知道王稼祥是在说他。

不过王稼祥并不在意,他直接点名李德等人,指出导致红军和党处于如此境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李德等人不愿接受党内正确意见导致的。

同时,王稼祥郑重地提出了改组指挥机构,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的建议。

王稼祥这段掷地有声的发言,正是引起后面层出不断支持声的关键。

在王稼祥发言结束后,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等人也纷纷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与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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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之后在回忆起遵义会议时,也多次说道:“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是他投了最关键的一票”

在拥护毛泽东正确指导呼声不断的情况下,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被取消,中共中央也终于结束了长达4年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成功地挽救了此时已经“命悬一线”的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随后,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顺利走完长征路,使得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此期间,中共也铸就了“长征精神”。

“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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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长征精神?它是毛泽东在被排挤被边缘化后仍坚持为革命考虑的“呐喊”精神;是毛泽东,王稼祥在病榻上也心系于革命的“大家”精神;也是王稼祥在众人都沉寂无声时,勇于作第一人的“打破”精神。

当然长征精神不仅仅只有这些,我们要学习还有很多。正如我们当代的领导人所说:“我们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长征路”。

我们在学习长征精神的同时,还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长征精神的精神,走好我们每代人自己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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