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己亥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政治而言，似乎并无什么大事，但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个己亥年却几乎成了一位中国文人的专属年号，因为就在这一年，一个叫龚自珍的文人，几乎以一天一首的速度，创作了315首诗歌，他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己亥杂诗》，在当时，一个文人出本诗集也许不算什么，但时隔一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发现，《己亥杂诗》更像是一支火把，照亮了这一年中国文化的天空。
龚自珍在己亥年的大爆发，其实缘于两点，一个是深厚的家学渊源，一个是抑郁的文人心境。龚自珍生于浙江钱塘县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之家，作为当地望族，龚氏自随宋南渡至清，已历四百多年，而龚自珍的家谱更值得炫耀，远的不说，从其曾祖父开始，已是四代功名，他们要么被封为朝议大夫，要么在内阁军机处行走，不仅都是官居上品，而且皆是饱学之士，而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更是了得，一部《说文解字注》，已经足以让其傲视学林。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龚自珍的文学发韧自然是占尽先机，而像祖辈那样功名卓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龚自珍从少年时代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中国文人的大悲哀也正在于此。背负着家族的厚望，自己又是博览群书，志在必得，残酷的现实却让龚自珍陷入了巨大的痛楚之中。自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龚自珍首次赴京参加会试，到道光六年（1828年）春，他连续八年参加会试，都接连败北，打击可想而知。也正是在科举失败的这八年间，龚自珍对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扼杀有了深入痛彻的思索，在他看来，以抄录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圭臬的八股取士标准，绝对不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而只能使天下学子“万喙相因”，“疲精神日力于无用之学”。正基于此，在道光三年（1823年），龚自珍连写三首《夜坐》，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直接对封建专制淫威下暮气沉沉的用人政策发出怒吼。这个夜中孤坐辗转难眠的江南才子太想找到求取功名的出口了，但这个出口于他而言，更像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
道光九年（1829年）三月，对龚自珍而言是难忘的，因为就在这一年，已经三十八岁的他在第六次参加会试之后，排名第九十五位，有了参加朝考的机会。对于这个机会，龚自珍看得很重，面对“安边绥远疏”这道天子考题，龚自珍更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才思，他根据当时的边防状况，大胆提出“以边安边”“足食足兵”的主张，以洋洋千余言，表达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然而，这纸答卷最终却以“楷法不中程”为由，未列优等，再次被朝堂忽视。尽管此后龚自珍也算在京城做了闲曹小官，但毕竟与其胸怀的凌云之志相去甚远，二十年的岁月蹉跎，最终却因书法不合规范而失去成为宰辅之材的可能，龚自珍只能拭一把热泪，徒唤奈何。
时间走到己亥年，这一年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北京城乍暖还寒，时年四十八岁的龚自珍抖一抖身上的寒霜，挂印辞官，悄然离开了他生活了二十年的京城。“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悄然离京的龚自珍看似走得很匆忙，其时心中的去意已盘桓多年，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说：“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 ，境遂大困，又才高动触时忌，……乃乞养归。”这段文字基本可以看作是龚自珍辞官离京的原因。
“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己亥杂诗•其五》） 这首诗是龚自珍离京南下路上写下的第五首诗，虽然脱离官场，但龚自珍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日后会成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名句；而更让龚自珍不曾想到的是，当摆脱了功名利禄的羁绊，当归隐林泉一路南下，这位大志难申的诗人，已经在文字中找到了可以任意驰骋的天地，他的目的地是杭州老家，一路上，他经河北，过江苏，出淮浦，入扬州，几乎无日不为诗，无物不入诗，完全将诗歌作为自己抒发胸臆的载体，尤其是在江苏镇江，龚自珍更是面对滔滔江水，濡笔立成，写下了这首千古传唱的佳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 《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 ）这首诗，堪称龚诗中分贝最高的作品，在奔涌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面对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发出的响遏行云一般的呐喊，这种呐喊卷集着层云，夹带着风雷，而他的出发点，决不是出自对个人命运的自哀自怜，而是出于对家国命运的大关怀，出于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盼，他希望的是，“天公重抖擞”，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大情怀，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回溯一千年前，与在破蔽的茅屋中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形成对应，都是时运不济的诗人，都是一生漂泊的思想者，两人站在历史长河的两端，已经用他们声震寰宇的呐喊，完成了精神的对应，掀起了巨浪狂澜！
由此，“己亥”,注定成为诗人龚自珍专属的年号。在己亥这一年间，龚自珍先是辞官南归，继而又接眷南归，往返九千里，伴着九千里路云和月，龚自珍曾自言，“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簏中，……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中有留别京国之诗，有关津乞食之诗，有忆虹生之诗，有过袁浦纪奇遇之诗，刻无抄胥，……乃至一坐卧、一饮食，历历如绘。”可以说九千里征途，对于龚自珍是一个自省的过程，是一个叩问的过程，更是一个将心绪由郁闷转向平和的过程，他将诗歌创作完全当作了自己羁旅行役的心灵之约，一个个跳动的文字，腾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的各个路口，最终构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数量最多并独领风骚的大型组诗。当龚自珍为自己这部创作于路上的诗集以《己亥杂诗》定名，他也许不会想到，在那个诗人寥落万马齐喑的时代，自己已经将“己亥”变成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年号，这个年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龚自珍死在49岁的盛年，彼时，他刚刚归乡不久，《己亥杂诗》也才修订完成，但就在一切归于平静之时，他却神秘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可谓众说纷纭，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几乎是一致的，他被史家誉为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是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自他之后，波及魏源，中经谭嗣同、康有为、蒋智由、再到南社诗人柳亚子、苏曼殊乃至秋瑾和早期鲁迅等人的诗歌创作，都在以倡言变革、呼唤风雷、冲破藩篱为诗歌的轨迹。“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梁启超对龚自珍做出的这番评价，决非过誉之词，而是源于一份发自心底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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