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被认为是对当时清朝官场沉闷、腐败的政治环境的尖锐批判，也是呼吁社会精英冲破一切阻力，革古鼎新，振兴中华的一声惊雷。
我有一本197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龚自珍诗文集》，那是配合当年“尊法批儒”运动的出版物。当时，对政治运动已经非常厌烦，但翻开这本《龚自珍诗文集》，却觉得文章的观点非常有特色，大都切中时弊。尤以《明良论》（二、三、四）、《乙丙之际著议》（六、七、九）所论述的观点鲜明辛辣，戮到了社会的痛点。文中指出的官场弊端，甚至在近年的反腐风暴中仍能见到踪影。
不妨摘录几段来欣赏：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向朝廷陈述主张）之日，始进（开始当官）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媮（苟且）；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文中“耻”，作廉耻、耻辱解释，亦泛指为民办事、为国分忧之心。
“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则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那是说，一般人不知廉耻，事关个人与家庭；当官者（尤其是高官）有无廉耻之心，则事关国家兴亡。
“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贺诗祝词）而己，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稍有恕色），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是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务车马、捷给者，不甚读书，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鲜矣。”
将这段文字译成白话文：我看如今朝廷大官，只讲究车马、服饰，耍弄花言巧语而已，别的都不关心。清闲一点的官，练练书法，替人写点祝词，别的事也不问。在朝廷上说话，看皇帝的脸色，皇上一时高兴，给点奖赏，便沾沾自喜，回去讲给学生、妻子听。皇上稍有怒色，则赶紧磕头请罪退出，另想别法讨好皇上。这些人哪里是真正敬畏皇上呢？若问朝中大臣怎么当？他会恬不知耻地说：‘我辈只能如此啊！’他内心想的却不会跟你说；那些追求车马、服饰，不大读书的人会说，我从早到晚在衙门值班，够好了，够辛苦了；会书法、会写诗的人，虽然读过一点书，但并不懂得书中的道理，认为在职位上苟且一天，就有一天的荣耀。因病辞官回到家乡，又用应举成名的思想来教育子孙，希望子孙后代以保守退缩为持重。至于国家大事，他认为，这不是我家要关心的事。唉！像这样下去，边疆万一有紧急情况，他们会像鸟一样惊飞，能够挺起肩膀与国家共存亡的人很少啊！
“明良”，原指“明君”和“良臣”，语出《尚书·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明良论》讨论的是明君与良臣。龚自珍写这篇文章，才22岁。能够提出如此鲜明辛辣的观点，不仅要有学识，更要有胆魄。读《龚自珍诗文集》，常常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由得对这位清代学者生出敬仰之心。
有一次整理旅游资料时，发现杭州保留有龚自珍故居，且已建成了纪念馆。
龚自珍纪念馆位于杭州环城东路与清泰街交汇处，两条路上都建有高架桥。进马坡巷一百多米左转，便是龚自珍纪念馆。那是一幢粉墙黛瓦的古典式二层楼，坐北朝南，前面有个小院。纪念馆大门朝东，石库门上方镶着一块石匾，刻着“龚自珍纪念馆”六个字，由赵朴初先生题写。
门外立有一块石碑，上刻“杭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小米园”。据说，“小米园”是清代浙江桐乡人汪维所建“小米山房”，汪家败落后，房屋卖给了龚家，龚自珍就出生在马坡巷“小米园”。
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标记
走进纪念馆大门，里面的门廊下立有一座精致的透雕木屏。走过木屏回头看，门廊的两根柱上挂着一副对联：
振聋发聩，批尽二千年专制腐败黑暗，梁任公视作前驱；
荡气回肠，谱成五十度春秋倜傥风流，柳亚子誉为第一。
上联“梁任公”，即清末维新派主将梁启超。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可见，龚自珍变革图新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公认是清末维新派思想之前驱。下联说，龚自珍只活到50岁，却活得荡气回肠，风流倜傥。当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对龚自珍极其推崇，他在《论诗三绝句》中写道：
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
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
门廊柱上的对联
纪念馆前的庭院不大，却有一方小池，池边砌以湖石，状假山而不高，如石驳而穿空，绿水荡漾，游鱼穿梭，颇有名山佳水之意境。纪念馆正屋五间，雕栏挂落，长格木门，均雕刻得异常精致。
院中的池塘
走进纪念馆大厅，正中是龚自珍的半身雕像。只见他长须飘胸，双眉紧锁，一脸忧郁而倔强的神态。堂上摆着几副清式靠椅、茶几。后梁高悬“剑气箫心”匾额。“剑”与“箫”是龚自珍寄托心志情绪的两样物品。他在《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诗中写道：“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其《已亥杂诗》有：“少年击剑更吹箫，箫心剑气一例消”的诗句。从艺术上看，“剑气”体现了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犀利的批判锋芒，也体现其雄豪飘逸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箫心”则体现其作为文学家发自肺腑的真情至性，浓缩了他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独特的情感体验。
屏风正面挂着几副对联，中间一副是龚自珍的诗句：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该句出自龚自珍《秋心三首》之一：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
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秋心三首》作于道光六年（1826年）。那年，龚自珍第五次会试落榜，好友谢阶树、陈沆、程同文等相继离世。该诗为亡友招魂，亦有自伤沦落之意。诗中写出了幻灭与希望，痛苦与执着。三、四两联说，西北地区烽火漫延，谁能亮出寒光之剑守卫边疆呢？东南富庶之地百姓怨声载道，到处都是令人心碎的箫声。表达龚自珍忧国忧民之心。
纪念馆一侧墙上挂有数十幅连环画，介绍龚自珍坎坷的一生。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出生于杭州马坡巷经学世家，祖父龚禔身，与胞弟龚敬身同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龚敬身曾任吏部员外郎，后任云南楚雄知府，为官清廉，有政声。龚自珍父亲龚丽正自幼过继给龚敬身为嗣子，嘉庆元年进士，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龚家人非但为官显赫，且都极有文学修养，包括龚自珍的母亲段驯在内，都有诗集、文集传世。其外祖父段玉裁更是学问深厚，是继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之后，又一位研究古文字学大家。他化30年功夫写成的《说文解字注》，至今仍是我国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著作。龚自珍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从小就接受文字训诂，书籍校勘，金石考证，掌故钩沉等方面的训练，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家、诗人奠定了基础。
龚自珍11岁时随父进京，师从宋鲁珍学习《四书》、《五经》。不久，又学会了击剑、骑马。因父亲为官四方，龚自珍随父辗转于中原和东南诸省，广泛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了解到基层民众的疾苦，逐渐形成其忧国忧民之思想。15岁时，龚自珍读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深为王安石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所感染。即手抄九遍，爱不忍释。
嘉庆十五年（1810年），18岁的龚自珍参加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副榜第28名。两年后，考任武英殿校录，开始研究校勘掌故之学。同年，随父调任徽州。四月，回苏州与外祖父段玉裁之孙女段美珍结婚。婚后携妻回杭州，同游西湖，作《湘月》诗，抒发其政治抱负。
嘉庆十八年（1813年）四月，龚自珍赴京参加顺天乡试再度落榜。七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第二年，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爆发农民起义，震惊朝野。年仅22岁的龚自珍撰《明良论》四篇，对官场腐败和君权专制进行尖锐抨击。外祖父看了他的文章，又惊又喜，欣然加墨批点，认为文中的论点击中当今官场时弊。
嘉庆二十年（1815年），龚自珍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洁云为继室。不久，祖父病逝，龚自珍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在北京法源寺南。期间，他撰写《平均论》、《农宗》等文章，他认为一个朝代的兴衰，与财富是否均匀有关。“帝王取一盂，大臣取一勺，民众取一卮，大体相齐。”社会才能太平。如果财富高度集中，贫富悬殊过大，这个朝代必将灭亡。他还提出限制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的措施，主张按天赋能力和耕种实效来分配土地，以人尽其力，地尽其利。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龚自珍将其历年所作诗文编纂成《伫泣亭文集》，送去前辈名士王芑孙征求意见。王芑孙觉得其诗文多半“伤时之语，坐骂之言”，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将带来祸患，劝他“修身、慎言、远罪”。但龚自珍不为所动。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龚自珍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王引之对其评价甚高。称其诗句“瑰伟冠场”，其文章“规契元籍，笼罩百家”。翌年春，龚自珍赴京恩科会试落第，暂居京城。期间结识湖南学子魏源，及著名经学家刘逢禄。魏源，清末著名爱国志士和革新家。1842年鸦片战争后，发愤著有《海国图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知识，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我国近代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参加会试再度落榜，以举人被选为内阁中书。自道光元年（1822年）起，任国史馆校对等职，前后共十几年。他在国史馆阅读了大量档案典籍，勾索旧闻，以探讨历代得失。他注意到十七世纪沙俄在黑龙江一带蚕食我国领土的教训，写出《西域置行省议》。主张在新疆置行省，移民垦边御外。东南沿海则担忧英商的鸦片贸易，以及买办的里通外国，撰写了《东南罢番舶议》。
龚自珍任内阁中书时，曾给大学士（宰相）写过一封建议书，针对“大官不谈掌故，小臣不立风节，典法陵夷，纪纲颓坏”的状况，提出改革内阁工作六项措施。揭露内阁人员不恤国事，不辨是非，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等腐败现象。指出“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事无不变，法无不改”的进步观点，体现其强烈的变法思想与革新精神。
龚自珍在科场屡遭挫折，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痛恨不已。道光三年（1823年）其母病故，心情更加抑郁。曾两度戒诗问禅，拜好友江源为师学佛，并结识了一些禅师和居士。
道光六年（1826年），龚自珍、魏源一同在京参加会试，均落榜。但他们的考卷“经策奥博”，深得主考官刘逢禄的赞赏，被誉为“翩然双凤”。两人虽未录取，却名动京华。刘逢禄是清代著名经学家，“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的外甥。由于刘逢禄的提携，龚自珍开始研读《公羊春秋》，成为龚自珍学术思想的一次重大转折。
龚自珍有诗记载这件事：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
龚自珍《已亥杂诗》第59首自注：“年二十有八，始从武进刘申受《公羊春秋》”。“武进”，即现在的常州市武进区，也是我的家乡；“申受”是刘逢禄的字。当时刘逢禄任礼部主事，故称“刘礼部”。诗中“虫鱼学”和“卖饼家”在前篇《杭州西湖马一浮纪念馆》已有介绍。“虫鱼学”典出韩愈诗句“《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后来有人将繁琐的考据学讥为“虫鱼学”。“卖饼家”语出《三国志·裴秀传》：“严干好学，喜《公羊》；司隶钟繇爱《左传》”。钟繇贬称《公羊》为“卖饼家”，他认为《公羊春秋》太实用主义了。
魏源
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龚自珍参加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策对时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了一篇《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因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了时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打击。无奈之下，龚自珍决定辞官南归。他4月23日离京，回到杭州；9月又北上接回家眷。两次往返途中，见物睹事，百感交集，写下315篇忧国伤时的诗，编成《已亥杂诗》。该诗充满了批判、呼唤与期望，反映诗人关注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爱国情怀，其中《已亥杂诗》第123首写道：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载禾。
诗中揭露清朝政府不重视关系国计民生的盐铁、税收和水利等问题，一味的依赖江南漕运，江南地区的负担越来越重。朝廷本来规定每亩地缴三升粮，由于层层盘剥，老百姓要缴一斗。农民苦不堪言，纷纷破产，卖掉耕牛，使得屠牛业兴旺，竟然胜过了种田。
道光十九年（1839年）前后，朝野围绕英国鸦片入侵闹得沸沸扬扬，形成主战和主和两派。龚自珍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毅然站在主战派一边。一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禁烟。临行前，龚自珍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为他送行。文中向林则徐献上“三种决定义，三种旁定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分析鸦片输入的危害，阐明严禁鸦片的意义，提出“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禁烟目标。主张对内严禁吸食鸦片，发展蚕桑、木棉等民族经济；对外杜绝鸦片、呢绒、燕窝、钟表等奢侈品进口，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他提醒林则徐到了广州要“重兵自随”，“整修军器”，防止英军发动侵略战争。林则徐看了龚自珍的文章，深受感动，在赴广州途中给龚自珍写了复信，盛赞其“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体现了两位爱国志士的惺惺相惜之情。
龚自珍南返时经过镇江，有个道观正在举行赛玉皇、祭风神、祭雷神等活动。道士得知大学者龚自珍到了，便请他写一篇祷词。龚自珍提笔写下一首著名七律：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名为祭神，实为伤时，是对清王朝专制统治下“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的强烈不满，期盼中国社会来一场革命，改变那种沉闷、抑郁的政治环境。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去世后，又兼任曾由父亲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那年六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广州打响。龚自珍按捺不住激愤的情绪，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写信，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抗英斗争。但是，就在那年的秋天，龚自珍突发急病，在云阳书院病逝，终年仅5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