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家族是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支力量，尤其是那些名门望族。一般而言，家族势力可以起到尊亲睦族、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家族之间因种种原因引发械斗，也让朝廷和地方官伤透了脑筋。
从史料记载来看，清朝时期，民间械斗陋习涉及的地域甚广，其中以江西、两广、台湾、福建等地最为严重。
晚清文人申翰周写诗“两姓相争严伍阵，拼将人命作收场”，展现了福建竹村两个家族械斗的劲爆场面。家族械斗，往往论族不论亲，有时翁婿舅甥之间，分属不同阵营，互相对垒。
1909年，四川嘉定府，打架现场。
咸丰年间，官员张集馨觐见咸丰皇帝时，曾汇报惠安的械斗情形：“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两方械斗，不仅阵容庞大，而且旌旗飘飘，自备枪炮刀矛，阵仗很大。
晚清学者陈徽言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广东潮州民间械斗：“凡剑、棒、弓、刀、藤牌、火铳诸器，家各有之。少有不合意，纠众相角，戾夫一呼，从者如蚁。将斗，列兵家祠，所姓宗长率族属男妇群诣祖堂，椎牛告奠，大呼而出。两阵既对，矢石雨下，已而欢呼如雷，胜者为荣。”
1909年，四川嘉定府，打架现场。
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约期械斗，为了防止人数不足，出重资雇人帮忙，叫做“鸟”，雇主和受雇者事先立约：“某某承雇某村鸟一百只，鸟粮每只日三百文。如鸟飞不归，议完恤费每鸟一百千文，听天无悔”。械斗之时，被雇来的“鸟”往往冲在最前面，如果这些“鸟”阵亡，则给以若干抚恤金；若因械斗受伤，则给予养伤金。
每场械斗都死伤累累。光绪年间，福建晋江塔头村刘姓建祠堂，奠基过高引起蔡姓不满，由此引发一场大规模械斗，周边二百多个村庄卷入其中，男丁16岁以上全部参与，最终双方360多人惨死，伤者更多。这场大案震动海内外，史称“刘蔡冤”。
1909年，四川，正在争吵的人群。
1887年，江西乐平县马姓宗族和弋阳县邵姓宗族之间因“互争坟山坝水”起衅，双方约定械斗，马姓39人、邵姓35人各持枪刀出村互斗，结果共有37人丧生。官府派兵弹压，营勇还遭到乡民的围攻。上海《申报》在报道此案时评论道：“此真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者矣！”
据记载，在械斗中“及死伤多人，始罢战议和，双方推除死者人数外，按名给恤了事，并不报官”。双方在死伤相互抵消的基础上，死伤更重的一方获赔“人命钱”。死者可在本族祠堂公所立一个“忠勇公”的牌位。
1909年的街景。
械斗对于地方的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朝廷多次命令地方官府出面禁止。但事实上，地方官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斗时，扬旗鸣鼓，枪炮交施，如临大敌，可数日不解。地方官之恇怯者，不敢出而弹压，亦不敢问两造之曲直，惟飞禀大吏，请示办理而已。”
阵容强大的“约架”，究竟为了什么呢？起初不过是“鼠牙雀角”的小事，如婚姻、土地、债务、盗窃等纠纷，奈何双方都不报官，寻求私力救济，或者父母官漠视不管，导致民隐不能上达，由此造成积怨，争吵演变成武斗。
参考资料：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林永匡、王熹《清代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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