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十大元帅在为新中国的建设途中，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但不可否认，无论是性格原因还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之间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误会和纠葛。而这当中，彭老总与刘伯承元帅之间就产生过三次纠葛。
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第一次纠葛，发生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期。
刘伯承在此之前已是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加之在苏联的高等军事学院深造过3年，所以归国后就在党内担任要职。
1931年冬，刘伯承正式进入苏区。次年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军总政委职务，博古成为了苏区的实际领导人，刘伯承则担任了红军总参谋一职。
此后不久，刘伯承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游击主义”的评论文章，他认为打游击是狭隘保守的经验主义战术，不能组织有规模的兵团正规战。
而彭德怀自井冈山时期追随朱毛以来，在长期以往的革命战争中对“游击战”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并且十分认同这项符合革命现状的战术。
在看到刘伯承发表关于游击战的文章之后，他颇为不满地说道：“如果按照他刘伯承的说法去打，跟国民党硬碰硬地去拼，那红军的家底早打光了”。
尤其是在1932年红军攻打南丰受挫后，彭德怀对刘伯承的观点提出了诸多不满，这些话也传到了刘伯承的耳中，但由于当时局势紧张，两人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交流看法，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
彭德怀与刘伯承的第二次纠葛，则发生在抗战时期的“百团大战”期间。
1940年，抗日形势正处于十分严峻的阶段，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命令一二九师6个团围攻关家垴的冈崎大队。由于冈崎大队是日军的精锐，装备优良，仅600多人就多次打退了我军的进攻，致使我军损失惨重。
彭总在得知战况后，并未作出较大调整，而是严令一二九师继续强攻。时任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得知这一状况后，立刻致电彭德怀，说道：“彭总，不能这样打了，如此强攻太不值了，待晚上再收拾他们。”
彭总听后则大喊道：“等不了，一定要现在拿下。”而一贯儒雅温和的刘伯承，在听到此话后也控制不了情绪，大声说道：“你这是在蛮干，在赌气。”彭总听后则严肃的回道：“拿不下，我就撤了一二九师的番号”。
此后，在我军对百团大战进行了总结报告，刘伯承在报告中对百团大战进行了批评，虽然并未针对彭总，但是有关百团大战的争论，在多年后影响了彭总的政治生涯。
两人的第三次纠葛，发生在建国后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促进我国军事现代化发展，中央打算建造一所现代化军事学院，而素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接此重任，于1950年创办了南京军事学院。
经过6年的发展，南京军事学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就在欣欣向荣之际，一阵“反教条主义”之风刮到了此处。
1957年，有人向中央反映南京军事学院的课业太紧张，考试过于紧张，并且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风气，甚至有人直接点名刘伯承采取“修正主义”的方式摧残了年轻的将领。
同年2月，中央组建一个工作班子进驻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考察。最终，工作班子向军委做了以下总结：“教学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缺点便是教条主义问题相当严重，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与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适应。”
次年，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现在的学校很奇怪，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不讲，专讲‘十大打击’”。而彭德怀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严肃地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地教条主义，不要忘了，在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害死过革命同志。”
同年7月，已60多岁且身体抱恙的刘伯承在一次会议上做检讨，不久后辞去相关职务并逐渐淡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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