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是我国现代文化名人胡适的原配夫人，1890年生于安徽旌德县江村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由两家老人决定的订婚之后，胡适到上海读书，又留学美国，直到1917年回家结婚一个学贯中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偏僻乡村的小脚女人，当时就有“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的戏谑之说，一时传为笑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胡适和妻子江冬秀?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
胡适的小脚夫人江冬秀江冬秀是我国现代文化名人胡适的原配夫人，1890年生于安徽旌德县江村。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由两家老人决定的。订婚之后，胡适到上海读书，又留学美国，直到1917年回家结婚。一个学贯中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偏僻乡村的小脚女人，当时就有“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的戏谑之说，一时传为笑谈。
江冬秀虽然出身于仕官之家，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新式文化的教育，仅仅读了几年私塾，粗通文字而已。她与胡适的结合，是由家母之命、媒妁之言、亲戚关系和算命先生等多种因素促成的，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尽管她是个出身于偏僻山村，而且文化不高的旧式“小脚女人”，但她却具有非同一般的德能和见识，不仅学富五车的胡适不敢对她小觑，而且亲属朋友和各界名流对她也都颇为尊重。
相夫教子，当好内助
江冬秀虽是村姑，但是很有见识。嫁给胡适之后，她就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在“相夫教子”上。胡适在外面忙忙碌碌，家务、孩子等繁杂的事务统统交给江冬秀料理，免除了胡适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胡适在事业、学问上的成就凝聚着江冬秀的心血。
江冬秀始终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腻关心丈夫的生活，胡适在异国他乡时更是如此。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有一次在纽约，胡适把领带翻过来给何炳棣看，原来，领带下端有一个小拉链，内中藏一张5元的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万一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到东城公寓。由此可见，江冬秀对胡适生活上的关心是何等的无微不至。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当时胡适在美国，无法定期给江冬秀汇生活费。江冬秀和两个儿子的生活一度十分窘迫。尽管异常艰难，但她却精打细算，克服困难，带着儿子度过了难关。
江冬秀自嫁进胡家，她便很快融入这个大家族中。她不仅孝敬寡居的婆婆，深得婆婆信任，而且善待家族中的每个成员，使大家对她都很敬重。胡适大哥是个败家子，三哥早逝，二哥境况也不好。所以，胡适侄子的上学费用几乎都依赖胡适的薪水。对此，江冬秀毫无怨言。胡适的二哥常在胡适家养病，江冬秀总是热情款待。一次，胡适的三嫂写信给江冬秀要皮袄子、皮背心，江冬秀手头紧，就把自己的一件皮袄子拆了改成一件皮背心，又另买一件皮袄子寄回老家。江冬秀虽然长年寓居在外．但她很关心本族的和睦和晚辈的成长。经常写信嘱咐他们严守规矩，爱惜名誉，不要败坏家声。
江冬秀为人爽直，疏财仗义，乐于助人。只要手头一有宽裕，总是非常慷慨地周济别人。有一次，江冬秀接到胡适汇来的1600元，她立即分赠给同样急需用钱的亲友，其中给罗尔纲夫妇一百五十元，吴晗一百元，借给毛子水一百元，给佣人一百四十元，又给几位同乡几百元，另外还捐给某学堂两百元。胡适很欣赏妻子的慷慨，在回信中称赞说：“我很赞成你捐二百元给周先生的学堂。我到欧洲之后，也还要设法寄点钱捐给他。你在患难中还能记得家中贫苦的人们，还能寄钱给他们，真是难得。我十分感激。你在这种地方，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不愧是我母亲的媳妇。”
江冬秀深爱胡适，知道书是胡适的命根子，所以也就爱屋及乌地爱上了书。抗战时期，江冬秀即便逃难也始终带着胡适的几十箱书。由于江冬秀的努力，使胡适的藏书在战乱中得以保全，胡适在信中说：“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胡适与江冬秀感情很好，经常要江冬秀给他写信，尽管错字不少，措辞不当，但胡适仍然予以表扬：“你这封信写得很好，我念了几段给钱端升、张子缨两位听，他们都说，‘胡太太真能干，又有见识’。”
江冬秀还有一手擅长做家乡“徽州菜”的厨艺，尤其会烧“徽州锅”、毛豆腐等徽州名菜。胡适在美国期间，江冬秀常常请在美国的同乡和朋友到她家赴“豆腐宴”，使远离祖国的游子在异国感受浓烈的亲情、乡情和友情。
江冬秀情系桑梓，热心公益，如一九四一年江冬秀回江村探亲时，发现从上庄到江村这条古道上的路面多年失修，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她回到江村后．便慨然捐资修复了杨桃岭附近的路面三处，还请了监工检查验收，至今，当地人们还念念不忘。
刚柔相济 进退有度
胡适与江冬秀的感情经历中也曾出现过波折和危机，但都被江冬秀软硬兼施化解了。胡适与曹诚英热恋时曾动过离婚的念头，江冬秀发现后以携子赴死予以警告，迫使心慈手软的胡适却步。但她深知有理、有利、有节的道理，有一次胡适住院，江冬秀推门进去，看见曹诚英躺在胡适身旁，她也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没有大吵大闹。胡适要为徐志摩和陆小曼主婚，她因猜忌陆小曼闹过，但最终为要面子的丈夫留了面子。对胡适在异国的女友韦莲司，她给予理解，尊重丈夫保有这位“精神上的伴侣”。江冬秀识大体、顾大局，刚柔并济，抓大放小，对原则问题寸步不让，迫使胡适就范；对有些问题则揣着明白装糊涂，尽量忍让，力求保持和维护家庭的稳定，又不致于伤害丈夫的名声和他人的情面。如对胡适与韦莲司的关
系，江冬秀没有大吵大闹，而是充分理解，不使胡适和韦莲司难堪。当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韦莲司曾致信给江冬秀表示悼念和慰问，江冬秀认为对这位来自异国“情敌”的慰问应该以礼相待，于是她要儿子给韦莲司写了回信，对她表示诚挚的谢意。
大胆泼辣，敢作敢为
胡、江婚后第二年，江冬秀到了北京为胡适主持家务。她虽然是一个身受封建旧礼教毒害较深的小脚女人，但颇有魄力，有才干，遇事能决断，具有男子汉气概。她发觉胡适与曹佩声有暖昧关系，不是温柔劝阻，而是抓住胡适爱惜名声的特点，采取进攻策略，寸步不让。有次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脸部掷去，虽未击中，但却迫使胡适与曹佩声断绝了关系。以致胡适对她颇为敬畏，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怕老婆的人。有一次，胡适的朋友从巴黎给他寄了十枚硬币，上面有PTT.的字样，胡适借此调侃，宣称要发起组织一个“怕太太协会”，只招收十名会员，以此十枚硬币作为会员证。胡适还主张新时代的男人要“三从四德”：三从，就是太太命令要听从、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四德，就是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由此可见，人们说江冬秀驭夫有术，不是没有道理的。
由于江冬秀刚柔兼备，不仅在家里能够镇得住，她还见义勇为，敢为社会上的弱者打抱不平。如北大教授梁宗岱成名之后，要同他的妻子何氏离婚，与才女沉樱结婚。梁妻性情懦弱，无可奈何。江冬秀听说后无法忍受，于是挺身而出，路见不平一声吼，先将粱妻何氏接到自己家中住下来，给她安慰、壮胆，接着勇敢地将此事诉诸法律，帮她出主意打官司。江冬秀亲自到法庭为她辩护，结果使梁宗岱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京城。人们对“小脚女人”江冬秀无不交口称赞。
抗战期间，胡适去美国，江冬秀非常同情抗日军民。1945年春，她从上海回到绩溪上庄。当时上庄既有国军驻防，也有新四军、游击队住，安徽省保四团驻扎在镇上，常到上庄去抓人，游击队员汪木海找她求援，她总是拿起她的名片去保。王必英的家住在革命老区王家庄．敌人把他房屋烧了，又下令捉拿他的母亲。王母无处栖身，逃到她的家中躲避，江冬秀欣然接纳，给予保护，可见其正义感和胆量非同寻常。
淡泊权势，讨厌官场
江冬秀虽然读书不多，但她却看透了官场的肮脏和丑恶。嫁给胡适之后．她始终力劝胡适不要走仕途，不要进官场，只希望胡适好好做学问。但是，由于胡适的名望使他很难跟官场绝缘，有时候身不由主，几度涉身于政界，做了官场棋局中的“过河卒子”。为此，胡适总是一再对江冬秀表示愧疚。
1928年3月，上海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校长何鲁被迫辞职，学校陷入混乱。校董事会公推胡适出面维持，以平息风潮，被胡适婉言谢绝。
但是，中国公学毕竟是胡适的母校，凭着这份情感，加上校方和王云五、朱经农等朋友三番五次劝其出山，盛情难却，他终于答应担任校长一职。校长本不是什么官，但就是这，胡适也向江冬秀一再解释：当这个校长完全是出于报答朋友的信赖，是“逼上梁山”，是不得已而为之云云。
1938年，蒋介石两次电报给胡适，要他出任驻美国大使。他写信给江冬秀说：“七月十九我到巴黎，次日即得蒋先生电，劝我做美国大使。二十五在英国又得到政府电。二十七又得到蒋电。我想了七、八天，又同林行规先生细谈。他说，我没有理由可以辞此事。我也明白这是征兵一样，不能逃的。到二十七日我才发电允任，二十九日写信托新六对你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你”。一个多月后，胡适再次写信给江冬秀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胡适留学归国时曾发下一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这时两者均末实现，所以说二十一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后来，胡适又写信给江冬秀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1938年在美国当大使胡适接到了江冬秀写的白字连篇的信：“我劝你早日下台罢，免受他们这一班没有信用的人加你的罪，何苦呢”？胡适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不贪图荣华富贵，与夫人江冬秀的不断提醒他“千万不要做官”和力劝他“早日下台罢”是不无关系的。
驻美大使，这无疑是令许多官迷垂涎欲滴、求之不得的美差，然而，当时的国家最高元首两次电令胡适出任此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勉强从命。为此，胡适竟多次写信向江冬秀解释，表达愧意。由于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胡适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家“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但“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胡适还进一步给江冬秀解释：“我们徽州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国家，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由于事关国家兴亡，江冬秀也不再硬加阻拦。由此可见胡适、江冬秀本心不愿做官，但要服从国家、民族需要的高尚品德。
1940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传出胡适要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有人向江冬秀道贺。江冬秀旋即对胡适婉言相劝：“昨天看见孙先生，他开会回来，见我头一句话替我恭喜，说你就要回来了。我莫明（名）其妙。他告诉我，命你回来做研究院长。我听了狠（很）不好过。……你要知道，万一有此事出来，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甚）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得）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1947年3月5日，蒋介石致函胡适，推举胡适为国民政府委员。胡适去南京见蒋介石之前，江冬秀再三叮嘱：“千万不可做官。”在3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晚八点，蒋主席邀吃饭，先约我小谈。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对孟真说，‘放学了！’”
3月1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我辞出时，他送我到门问胡太太在北平吗？我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先生笑说：‘这不是官！’”
胡适接受夫人的规劝，两次恳切坚辞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于4月19日复电照准。
官场是肮脏污秽之所，像胡适这样的书生和文人是很难适应的。每当江冬秀听到一些有损胡适声誉的流言蜚语时，她既不发火，也不辩白，总是亲自出马或要求胡适的朋友出面力劝胡适借病辞职——咱本来就不想当官，现在辞掉正好！
江冬秀不但不愿意胡适为官，也厌恶儿子从政。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致信胡适说：“小三（胡思杜）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后来，留在大陆的胡思杜非但做官未成，反倒落了个“右派”的头衔和“畏罪自杀”的恶名，用一根冰冷的绳索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1962年2月24日晚，胡适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逝世。江冬秀闻讯赶到，伤心之极，痛不欲生。2月26日，她的长子祖望闻讯从美国赶回台北，在瞻仰父亲遗容，行过跪拜礼后，转回家中，安慰母亲。母子见面抱头痛哭。后来，祖望几父亲遗嘱遗体火化问题征求母亲意见，江冬秀说：“不行．我和你父亲曾有约在先，后死者有权决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我是主张棺葬的”。治丧委员会把这个意见转报给蒋介石，蒋说：“就按胡夫人说的办吧！”
唐德刚曾说，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李敖也曾为此感叹：“认识江冬秀，才知道胡适有多伟大。”
有人说江冬秀是徽州女人中的另类，她具有“一种凛然不可冒犯的威风”。“在属虎的江冬秀面前，属兔的胡适像一只很乖很听话的小兔子，什么时候母老虎发威，小兔子吓得支楞起长长的耳朵，屁都不敢放一个。”说江冬秀“抓住胡适死要面子想做圣人的弱点，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得服服帖帖，也把自己的地位巩固得牢不可破坚不可摧——文人，特别是那些纯粹的文化人，在人世中多半缺乏一种周旋力，甚至他的生存能力远不如那些小市民。很多时候，胡适在很多方面远远不如小脚女人江冬秀。”这些说法虽然有开玩笑的意思，也未必十分准确，但却反映了胡适、江冬秀的性格。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明的出生地离胡适家只有15米，与胡适是同族本家。江冬秀是胡明父母的介绍人和证婚人。他说，江冬秀不一般，她虽是一个旧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保守。
江冬秀抓大放小、粗中有细、疏财仗义、大气磅礴的种种事迹，特别是她对官场的厌恶和对丈夫“千万不要做官”的劝诫，足见这位小脚女人非同寻常的见识。反观当下争先恐后、拥挤不堪的仕途以及买官卖官、肮脏丑恶的官场腐败现象，实在令人感慨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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