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朋友中，王文伯尝戏谑说:“Hu Shih can do no wrong”（胡适错不了）。故胡适的很多朋友都将他视作“正确者”，胡适一生，做了无数抉择，以后见之明审视，确实绝少错误。胡适两劝周作人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周作人的一生中，胡适对他的人生抉择有过两次劝告。这两次劝告，周作人都没听。这既导致了周作人生前的命运，又影响了他的身后名。
1938年，身在伦敦的胡适得知周作人仍然滞留在沦陷之北平，担心知堂先生落水，乃写了一首诗劝他远行，诗中写道：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此诗从伦敦到北平，途中耽搁43天，直到1938年9月20日，周作人才收到。看信后，周作人回复了一首诗，诗曰：“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以家累太重为由，周作人委婉拒绝了胡适的建议。后来，为了“多化些米面”，最终落水成了汉奸。
1949年朝代鼎革之际，周作人出狱，身在上海。据他回忆，他曾劝胡适留在国内，胡适不仅未听，反劝周作人南下去台。当时，上海《亦报》中有一则《周作人决定北归》的报道，报道说：“胡适、朱家骅等曾邀之南下，许以教授职，拒不住，闲居门生尤某沪寓。”当时，傅斯年执掌台湾大学，胡劝周作人做教授，极有可能是希望周作人去台湾大学教书。这一次，周作人再次拒绝了胡适的好意。留下来的周作人，晚年的命运悲惨之极。
1966年，周作人的房子被查封。8月24日，红卫兵“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 时年，周作人81岁。 此后，周作人上书求安乐死，意谓自己年过八旬，活着徒给家人增添负担，希望公安机关本革命人道主义原则，恩准服用安眠药来安乐死。结果未被批准。此时的八十老翁知堂先生，诚可谓生不如死。
周作人先生
周作人的一生中，胡适对他有两次至关重要的劝告。一次劝告在1949年，希望他去台湾，倘他听从胡适劝告，去台湾做教授，晚年必不致如此。另一次是1938年，倘若他听胡适劝告，前往西南，日子虽苦，但不会落水成汉奸。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只会更高。
胡适之两劝周作人，1949年的那次，事关周作人生前的命运。诚所谓“不听胡适言，吃亏在生前”。1938年的那次，事关周作人的身后名，诚所谓“不听胡适言，落水当汉奸。”
周作人之外，还有王毓铨与瞿同祖两个例证。
王毓铨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北大读书期间，王毓铨就上过胡适的课，深受胡适影响。抗战时期，王毓铨留学美国，期间跟美国共产党关系密切。1949年，流亡美国的胡适，与也在美国工作的王毓铨继续往来。当是时也，新政权频频邀请身在国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对此，本就思想左倾的王毓铨决定回国。回国前，王毓铨与胡适告别。1950年1月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王毓铨近年在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美国钱币学会）工作，替他们整理会中藏的中国古货币。今年他要回国去了（我曾劝阻他和他的夫人先晋女士），他邀我今天去参观。
未听胡适劝告的王毓铨，回国后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据王春瑜《怀念王毓铨先生》一文披露：
王毓铨民国时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来执教于美国，待遇优厚。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归国，他为之心动，找老师胡适商量。胡表示：“在美国的华人汉学家中，你的工资是最高的，大大超过了我。这样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应当珍惜。”但最后他还是决意回国。胡适就请他吃饭，并说：“你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批判我，否则你难以立足。”结果，王毓铨似乎没有听从胡适的赠言，并没有批判胡适，而果然一生遭际坎坷，身名寂寞。
王毓铨先生
1950年代，胡适与瞿同祖来往密切。对瞿同祖的学术研究，胡适非常看好。当时，台湾东海大学刚刚建校，东海大学校长来美物色人才，专门找胡适推荐人才。胡适立刻推荐了瞿同祖。对此，他回忆说：
胡适当时曾谈到他想将我荐往台湾，而我不肯去的事。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新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1956年来纽约，见到胡适时，请胡推荐在美的一位中国学者去东海任教。胡适向曾推荐了我。曾约农通过他在纽约的弟弟，约我在他下榻的旅馆共进早餐（曾瞿两家本有姻谊），提出了聘请我去东海大学之意。我当然不愿去台湾，当即谢绝了。
拒绝胡适的瞿同祖，最终回到大陆。回到大陆的瞿同祖，局限于国内形势，终究没能写出期待的学术巨著。本应成为一代宗师的他，任时光流转，终究成就寥寥。对此，晚年的瞿同祖后悔不迭。在接受记者采访，说到回国之后的情形时，他说：
虚度岁月，根本谈不上研究。刚回来时，在北京住了一年，安排不了工作。然后去了湖南，在那儿什么都没做，也安排不了。后又回到北京，住在宾馆里。那时条件不允许，也不允许做研究，根本谈不上研究了。
瞿同祖先生
倘使瞿同祖听胡适的话，前往东海大学教书，想来定能在学术上有更多贡献吧。
王毓铨、瞿同祖两人都未听胡适的劝告，结果都以悲剧告终，诚所谓“不听胡适言，吃亏在眼前”。与王毓铨、瞿同祖同样经历的还有巫宁坤。晚年的巫宁坤痛定思痛，禁不住感慨地说：“那个时代像胡适先生看得又清楚又远的能有几个人呢？”
巫宁坤先生
由周作人、王毓铨、瞿同祖的经历，可见胡适作为“正确者”是如何的名不虚传了。
朝代鼎革之际，胡适选择乘桴浮于海。上世纪的学界前辈，认为倘若胡适留下，至少可以做北京图书馆馆长，去美后，只能屈就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的馆长。如此对比，为胡适未能留下感到惋惜。这真是对胡适智慧的极大侮辱。胡适之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出如此愚蠢之抉择呢？
“正确者”之外，胡适还被誉为“民主先生”。这个称号，也是实至名归的。这要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形势说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心中的天堂。从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都是对苏俄的由衷赞歌。在这一潮流影响下，苏俄“狄克推多”的政治体制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最爱，包括鲁迅在内的知识分子都对苏俄充满期待。
受欧风美雨政治熏陶的自由知识分子多不迷恋苏联，不过，由于1930年代的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以此来抵御侵略。恰好，1930年代的时代潮流中，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在当时迅速成为了强国。于是，法西斯统治成为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宠儿。急功近利之下，很多坚信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变了，他们明知独裁是一杯毒酒，却依旧要饮鸩止渴；他们明知专制是一剂毒药，却依然要一饮而尽；他们当然知道独裁是决不能忍受的，于是美其名曰“新式独裁”。这一群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这里以钱端升为例。钱端升明确将1930年代的意大利、德国以及苏俄的政治体制视作极权主义体制。对这种体制，他写道：
“只劳动者享有公权，而不劳动者则无权；只国家得有产业，而人民不得有私产。……总言之，国家之权是无限制的，国家不受法律之拘束，法律仅是国家行使职务时的一种工具。”
对这一体制，受欧美教育影响甚深的钱端升是反感的。但是，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呼吁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对民主宪政的“成见”，去全力拥抱极权主义。这篇文章最后，钱端升写道：
“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钱端升先生
这里的成见，即偏爱民主宪政的欧美国家。在这里，钱端升呼吁的对象其实就是他的老朋友胡适。
当时，胡适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坚持站在民主宪政这一边。钱端升为何偏爱极权主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极权主义可以让一个国家迅速强大，而民主政治却不能。对于这一点，他论述的很清楚，同样是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欲使全国工业化决非一二十年内能够做到，但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
也就是说，在钱端升看来，极权主义可以让国家具有强大的力量，在这一无可阻挡的力量推动下，东南沿海各省可以迅速工业化，而民主制度对此无能为力。
此时的胡适，可以说，处于被左右夹击的状态之下。左有斯大林的苏俄，其支持者是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右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其支持者是胡适的老朋友们。左右夹击之下的胡适，只好左右开弓，一边认为苏俄的“狄克推多”万不可在中国实行，一边认为德国的“纳粹模式”绝对比不上欧美的民主宪政模式。
这只“救火的鹦鹉”，心急如焚地告诫人们：“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这只“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的乌鸦，苦口婆心地劝告人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
如今，距离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再来回顾这场论争，历史的演变早已证明了胡适的远见卓识。昔日强大无比的纳粹德国，早已灰飞烟灭；曾经雄霸地球的大国苏联，早已烟消云散。实行民主宪政的美利坚，依然是这个星球上第一等的强国。摆事实就是讲道理。事实就摆在这里，而胡适，永远站在民主宪政这一边。
胡适作为“民主先生”的另一贡献，乃是对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市场经济的坚守，要坚守市场经济，就不得不反对计划经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与德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成为潮流。于是，一股计划经济的思潮弥漫国中。迷恋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惊叹于苏联五年计划的成就，不用说，都是计划经济的拥趸。胡适的另外一批老朋友，如钱昌照、翁文灏等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也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他们主持的官方机构资源委员会，更是推崇“国进民退”，大肆鲸吞民营企业，让国家主导一切资源。
此时的胡适，在经济制度上，再次面临左右夹击。他只好继续左右开弓，坚持他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在给朋友的信中，胡适写道：
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 “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 “不漏”二字，而忘了 “恢恢”二字，和 “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 “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 “天网”或太密耳。
经济学方面，胡适是外行。美国读书时，经济学是胡适最不感兴趣也是成绩最差的一门。据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披露：胡适在英国文学、历史学以及法文德文等选修课上的成绩大都是八十分乃至九十分以上的高分，而他选修的几门经济学课程，除了经济理论史一门得了85分的高分，其他两门中，一门经济学入门得分75，一门财政学得分77，远逊于其他学科的成绩。因此，他对市场经济的坚守，不是建立在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之上，而是建立在他家乡经济发展的经验主义之上。
此外，他反对计划经济，还源于对无为哲学的发挥。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不作为的政府，这种不作为，指的是政府不干扰民间的经济活动，把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还给社会，进而建立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对于胡适的这一主张，就连那个一贯相信“Hu Shih can do no wrong”（胡适错不了）的王文伯，也真心表示反对，他祭出的法宝，还是世界之潮流。他给胡适写信说：
此次战后，计划经济成为世界不可移易之方针，一则由于苏俄之战绩，一则美国战时计划之成功与罗氏战前NewDeal（新政）之成绩，使我们反（返）归 “无为”与传统的农业自由经济，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也是世界经济势力不容许的。
在王文伯看来，如今的潮流就是实行计划经济。这一“苏俄模式”让那个最坚持市场经济的美国也要改弦易辙了。中国怎么能不追随这一世界潮流呢？
由王文伯的观念，可证胡适“逆潮流而动”的思想特质。作为“民主先生”，胡适对民主的信仰是深入骨髓的。当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行情见涨的时候，他当然是这一观念的信奉者。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乃在于当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行情下跌之际，依然坚信民主政治是世界之潮流，依然坚信市场经济更加符合人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新式独裁与计划经济弥漫于世界之时，胡适不为所动，逆潮流而动。如今潮水退去，我们后来者终于看见到底是谁在裸泳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今地球上，除了朝鲜这个活化石，还有哪个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呢？那些迷恋计划经济的学者，如今安在？
当新式独裁目眩神迷之际，在计划经济席卷全球之时，胡适择善固执，涛声依旧，固执于民主宪政的信仰，依旧于市场经济的信念，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何谓“民主先生”？这就叫“民主先生”。
与“民主先生”相对的是“自由男神”。为何称胡适为“自由男神”呢？
首先，当然是他一辈子都在争取自由。自成名之后，从1920年代的《争自由的宣言》，到1930年代的《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再到1940年代的《自由主义》，再到1950年代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对自由的争取与奋斗，可谓不遗余力至死方休。纵观整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论对自由的努力奋斗，胡适理所当然是第一人。
其次，胡适争取自由，尤重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20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争取自由时，更多侧重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在这方面，胡适不遑多让，亦有精彩发挥。不过，最能体现胡适远见卓识的是他对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重要性的体认。关于经济自由，胡适写道：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胡适提倡经济自由，可分两个层面理解。第一，知识分子大多清高，耻于谈钱。胡适并不如此，他曾公开鼓吹“拜金主义”，在他看来，唯有经济独立，人格才能独立。经济实现自由，才能不忧不惧的争取其他方面的自由。第二，从制度层面上，经济自由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干涉经济活动，应该让企业在守法前提下，公平竞争。胡适提倡经济自由，有为市场经济张目之意图。
胡适提倡政治自由，针对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弱点。他在《自由主义》中反思东方的自由主义时说：“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如何才能抓住政治自由呢？在胡适看来，最重要的努力是行动起来。因此，他在《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中高度评价陈独秀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此文最后，胡适写道：
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当然，胡适终究是秀才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跟蒋廷黻谈论如何组建反对党，蒋廷黻磨刀霍霍，反对党呼之欲出之际，胡适反而打退堂鼓了。唐德刚劝他可以以自己的名望来做形式上的领袖，组织行政工作全盘托付蒋廷黻就行。爱惜羽毛的胡适绝不同意，圣人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胡适与圣人一模一样。胡适回台湾后，雷震希望组织反对党，同样希望让胡适做形式上的党魁，他来全力以赴做具体工作。胡适就像拒绝蒋廷黻一样拒绝了他。这或许是胡适的缺陷，他明明知道要想实现政治自由，就必须“组织反对党”，但是他却临阵犹豫，让蒋廷黻与雷震空欢喜一场。当然，人贵有自知之明，胡适实在不是做行政的干才；而且人各有志，也不能勉强。为争自由，胡适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们又何尝忍心去勉强一位已经七十岁的老翁呢？
此外，作为“自由男神”的胡适，晚年多次提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时过境迁，脱离了的历史语境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时候真是给“我的朋友胡适之”招黑，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当胡适提倡容忍时，同时也在鼓吹“不自由，毋宁死”，为此，老胡适翻遍典籍，找到了媲美帕特里克·亨利这句话的一句话，就是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与胡适的容忍论，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两者不可偏废。
实话实说，作为自由男神的胡适，其实是失败的。
终其一生，胡适都在追求自由，然而在他晚年的时光里，胡适已经没有片土容身——大陆容不下他，以举国之力来批判他；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容不下他，发起“围剿胡适”的运动；香港的徐复观也容不下他，在《民主评论》上大肆痛骂他……从大陆到台湾再到香港，偌大的中国，都已无胡适的容身之地。
晚年的胡适，成为了他早年笔下的斯多曼医生，成了“无地自由”的“国民公敌”。“无地自由”的胡适，恰若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惶惶如丧家之犬。
即便在如此的处境中，晚年的胡适始终乐观，始终维持着一个人的尊严与人格，始终保持着“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风骨，始终维系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气魄，始终吟诵着“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真的不可救药。
胡适之所以乐观，当然是坚信历史站在他这一边，历史当可为他做证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胡适，失去了现在，终将赢得未来。
胡适成了“国民公敌”，正应了易卜生的那句名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适成为“国民公敌”，其实，反过来看，没有比这更尊荣的称号了。一个人收获了多大的诋毁，就将迎来多大的赞美。
古希腊人用毒酒杀死了苏格拉底，最终却为他塑起了铜像；遭犹大出卖的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但耶稣毕竟是耶稣；苏联人放逐了索尔仁尼琴，当他归来时，他成了整个国家的英雄。作为“国民公敌”的胡适恰如张爱玲所言：“摩西是被以色列入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苏格拉底之死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船上，写下“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1912年，梁启超结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回到故国，真个是举国欢腾。远在海外求学的胡适，也在密切关注梁启超的归国。他在日记中写道：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之第一大的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昔日的梁启超如此，未来的胡适之当然也会如此。统而言之，笔者对这位“自由男神”的评价就是：
以一个人敌两政权，最是文人不自由；
以笔杆子抵枪杆子，终信文章胜甲兵。
“我的时代还未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借用西哲尼采的这句话来论断胡适，最合适不过了。
写在后面的话：
《揭开胡适的真面目》系列即将迎来完结，第一次写人物系列作品，待到快完成时，心中却不免有些忐忑，就像自己养大的闺女就要出嫁一样。不管如何，胡适系列还有一篇就将完结了。各位笔友同好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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