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我国旧时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教学地方。私塾有多种,有塾私办的教馆、学馆,或地主、商人开办的家教等私人所创办的称私塾,以宗族名义办的,仅限本族弟子就学的,则称族塾,总称为私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举办的义塾,如西汉时疏广、疏受叔侄辞官后在家乡办的教馆。但在乡村较为普遍的是由较有影响的贤达牵头合请一名塾师教书,薪酬由学生分摊。私塾学堂学生一般10至15人,多数是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其年龄不限,小的七至八岁,大的十三至十五岁。

旧时私塾学生读书(旧时私塾摭谈)(1)

旧时农村百姓多数穷苦,但为了自己的子女成年后有点文化,不受他人欺负,再穷再苦也要让孩子读点书,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欲望是多么强烈的。私塾始于何时?据有关资料介绍: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2000余年延绵不衰。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还没有被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下臣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孺术”,儒家思想逐渐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私塾多为蒙学教学,塾师的文化水平也参差不一,县城的塾师有的是在院试中落榜粗通文墨且会写“八股文”的秀才,他们一生以教书为职业。而乡村的塾师一般是读过多年的私塾,粗通”三(即《三字经》)、百(即《百家姓》)、千(即《千字文》)以致“四书”“五经”,但不会写“八股文”,在地方上有点名气,被尊称为先生,地方上的“红白喜事”、书写契约,代写书信,非他莫属,算得上乡村的姣姣者。还有“识得上字会教学”的蹩脚先生,他们多数是亦农亦教,年轻时在家种田,但坚持练字,“颜、柳”写得不错,常帮人写些对联,年纪大了,不能从事重活即弃农教书。塾师的薪酬有多有少,多的年薪在40担谷以上,少的在30担谷左右。这些塾师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私塾的废除而失业,赋闲在家,也有年轻的具有一定文化经培训后能胜任继续教学的,则留在小学任教或教民校,八九十年代大部分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熟师不论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一般自己不起灶,由学生家派饭。私塾学堂(教室)也是简陋的,乡民以极少的租金租赁破烂不堪的私人闲间,稍经维修做教室,学生坐的是木长凳(两人共)课桌是各式各样、长短、高低不一的条桌,老师“办公”用的是一张四方桌,坐的是一把靠背的木交椅,还有一把竹眠椅权作午休之用,正面墙壁上贴一张孔子画像,像上方写有“万世师表”四个楷书,老师与学生同为一室。

旧时私塾学生读书(旧时私塾摭谈)(2)

由于父亲连书房门都未进过,只字不识,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因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着头皮让我读点书,加之母亲竭力促成,外公资助,于是笔者于1948年8岁时进入私塾学堂发蒙(启蒙),听到有书读,非常高兴,出于好奇心,与一些将要入学的同龄幼童奔走相告,又听说请的先生是外公,更是乐不可支。外公姓黄,名友庆,许多人称他为“土秀才”,略通一点文墨,深谙“三、百、千”,“四书”读得烂熟,中年后弃商从教,在乡村教私塾多年,在那个较为普遍文盲或半文盲的年代里,外公算是周边数华里内有文化的乡贤之一,村民需要写什么,都请他代笔,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也请他帮忙,所效劳之事,从不索取计酬,由东家随意,故在当地受人敬仰,外公家境尚可,有独家独院的一厅四房,内设书房一间,藏有许多书籍及文房四宝。外公不沾陋习,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但喜饮茶,每天茶水必备。

学生发蒙(启蒙)的第一天上午,算是“开学典礼”,学堂门口放一挂鞭炮,家长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堂,此时正值正月,家家尚有一些过年剩余的糖果、花生之类,家长都会带些到学堂送给老师吃,老师也不独占,将这些东西统统放在桌上与家长们和学生共享,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家长们千叮万嘱先生要严加管教自己的孩子,并表明无论老师怎么管教学生,家长绝不护短。老师也将学堂订的规矩告诉学生家长,不迟到,不早退,没有特殊情况不得旷课,有事要到学堂与老师知会一声,要求互相配合,意即共同携手培育孩子。启蒙的头几天,学生都由家长送到学堂并陪伴孩子,一则安抚孩子安心读书,防止孩子逃学,二则观察先生怎样管教孩子。

启蒙的第一课,是读简易的楷书课文:“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佳作仁,可知礼也”。这篇课文字少、简短,笔画除“尔”和“礼”两个字笔画较多外(原是繁体字),其它字的笔画都很少,句子又短,念起来易懂易记,但要反复的念,熟读背诵。这22个简易的文字既是启蒙的第一课文,同时也是开始习字的字帖,初学写字时,由老师扶手运笔,照字贴模写,(俗称“描红”)写得像模像样后,照字临模,每天写一张交给老师。

旧时私塾学生读书(旧时私塾摭谈)(3)

启蒙后大约十天半个月,学生的思想基本稳定,简易课文也背得滚瓜烂熟,开始读“三、百、千”。旧时,老师上课教读叫唱书,唱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学生背书叫交书,将老师当天唱(教)的书第二于要交(背)出来,交不出,继续念,当天不唱书,直至交出来为止。读“三、百、千”首先是读《三字经》,据评注者介绍《三字经》是中国旧时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启蒙教材之一,相传为宋·学者王应麟所作,明清学者陆续补充。近代革命家、著名学者章太炎对《三字经》的评价是:“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三字经》涉及知识的确很宽,除了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知识之外,提出的”经书有十八种“,”子书“五种,”史书“二十二种,其中历史人物那就更多了,约有近百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三字经》也可作为初学者阅读中国古籍的线索与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三字经》涉及知识如此广泛,幼稚的孩童那能懂呢?不要说唱书时老师未讲解,即使讲解了,学生也未必能听得懂。《三字经》读完之后,继而读《百家姓》和《千字文》。《百家姓》成书于(五代),由姓氏四个字组成一句,也是作为识字的课本之一。《千字文》也是四个字一句据评注者注释:相传为南北朝梁时周兴嗣所撰。作者官至少散歌侍郎、给事中,以文著名。《千字文》是一篇长文,共1000个字,且字字不同,介绍了天文、地理,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它文笔优美,词藻华丽,既是童蒙读本,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三、百、千“是私塾学堂学生的主要识字和必读课本,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

始学这些书时,老师一般只教读四句,学生能够接受,通过念塾,第二天交得出来,老师会根据学生承受能力循序渐进,或六句,或八句加大进度。好在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个字、四个字一句,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相对,读起来琅琅上口,比较易记,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所以老师根据学生接受程度,因人制宜,对学生分类施教,只要记得住,念得熟,每天老师教读的课程第二天合拢书本一字不漏背得出来即可。私塾学校除教学生念书识字外,每天还安排一定时间习字,模临字帖,每天一张,将写好的字交由都批注,写得稍好的,老师用朱红毛笔在字旁边打一“0“差的在旁边打一”ד,可以说,读了几年私塾的学生,一般都能写看得上眼的毛笔字。

旧时私塾学生读书(旧时私塾摭谈)(4)

从发蒙(启蒙)至“三、百、千”学完,大约需要半年多时间,又要将所学的书重新温习,从头至尾每天一本摇头晃脑一字不漏的背诵一遍,全部背得出,按现在的话说算是期终测验及格,背得出,老师高兴,学生自己也如释重负,接着安排新的课程,读更难的书,即《六言杂字》、《幼学》。《六言杂字》又称《建新杂字》、作者在最后一页写到:“新城宏溪孔氏,逐一编次分明”,证明作者是本县宏村孔洲人氏,后听宏村人介绍:《六言杂字》是作者于清代在牢狱中编写的,在无参考资料和人身不能自由的环境下,能够写出涉天文、地理、自然、医药等包罗万象知识的书,可见作者有全面、丰富的文化知识,功底深厚。《六言杂字》是六言一句,基本押韵,但许多生字复杂,笔划又多,难读又难写,因此一些学生挨板子、搓手指都是拜此书所赐。《六言杂字》应用广泛,其中包括一些称呼、婚丧常识、器具名称等,可算得上是一种实用知识课本。《幼学》(即“琼林幼学”)是作者以故事形式罗列句子精华而成,涉及天文、地舆、时令等28项,是一部比较全面蒙学的教科书,其版本有两种,一种是未加增补的原本,作者是程允升先生,另一种是邹梧冈先生增补(注释),谓之《琼林幼学》,成书于民国,该书内容更加丰富,泛及知识更广,加之又不是固定句式,每句文字有长有短,读起来实在太难,因此有少数的学生知难而退,半途辍学了。笔者幸运,有一优越条件,先生是外公,“吃点小灶”,在唱书时,多教几遍,加之母亲幼时习书,熟读过上述蒙学课本以及“四书”,每天晚上家务事毕,预授我第二天应读的课文,如此日复一日直至后续学的《弟子规》《增广贤文》乃至《四书》顺利“过关”都是母亲的帮助,所以一年之内基本上学完了蒙学时规定的课本。次年因外公年迈,加之身体不适,向家长们请辞,所以又请来了另一位先生。新学期除老生外,又增加了几个新生,老师对新生又要重新教读简易识字课本,而我们老生有的开始读“四书”,笔者是其中之一,尚有少数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们在读《幼学》,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还要教写字,且上课时,要一个个的唱书(相当于现代教学点的复式教字),确实很累,评心而论,过去的塾师相对比现在小学的教师要辛苦得多了。

旧时私塾学生读书(旧时私塾摭谈)(5)

“四书”指的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笔者只读了“三书”,因全国已解放,私塾已废除,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同时,1950年下半年已建立了公立小学,笔者已到石陂村小读书了,故未读《孟子》。“四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蒙学的一部分,算是高级教材,其难度就更大了,涉及思想、政治、哲学、经济、文化、教育,讲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等大道理,试想,十岁左右的幼童,那能懂得治国、平天下啊,老师教的能记得住,背得出来算不错了。当时读的书又无标点,句子字数长短不一,所以老师在唱书时,将字数较多的长句分为两段教读,读完一完整句,老师用朱红毛笔打一“○”号。读“四书”是从《论语》开始。《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共20篇,是儒家学派的首要经典,它的核心是“仁”,读完后,接上读《大学》、《中庸》,这两部书也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是孔子高足曾子(曾参)所著,共十传,《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共33章,读这些书时,老师也不讲解(也不一定讲得出),学生只是硬背死记,说实在的,现在重读这些经典著作,即便有注释,还是不很懂,因为它涉及语言许多历史及历史人物,笔者,知识浅薄,有些闻所未闻,要读懂这些书,难啊。就连俞平伯俞老先生这位鼎鼎有名的学者致信他的朋友说:“我近翻看三岁所读的《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十余年,诚可笑也”。老先生可能是谦虚,抑或是讥讽,但要领悟这些经典著作的真谛确实不容易。

旧社会,穷者居多,有的连一天三餐都朝不保夕,因此,绝大多数未进过学堂门,成年后成为睁眼盲瞽,有的也只读了1至2年书,为了生计,不得不辍学,多数父母原本不指望孩子图什么出息或做官,所以无论智、愚者,客观条件制约了他们的命运。为了让孩子读点书,父母省吃俭用,甚至负债让孩子学点文化,成年后,大知大用,小知小用,能识得几千个字,会写家书、契约、楹联、算数、记账等不求别人足矣,也可算得地方上屈指可数的“有用人材”。

旧时私塾学生读书(旧时私塾摭谈)(6)

私塾学堂规矩也是很严的,条文简单,但很明确:要求学生不迟到,不早退,在学堂不嬉闹,念书时不交头接耳说话,不打瞌睡,更不能相骂打架等,违犯其中一条,轻则跪地,重则板子相向。礼规也很讲究,规定学生一进学堂先向孔子先师画像鞠躬,然后向先生作揖行礼,接着扫地、抹桌、除尘,事毕,规规矩矩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或念书或写字。老师在唱书时,也是正襟危坐,学生侍立聚精会神听课,丝毫不敢打野,稍一走神,板子到了。那时读书又无星期天,更无暑假,一年三百六十天,最少三百三十天在学堂,念书、写字,课间又无活动,日复一日地在枯燥中度过。学生坐的是木长凳,又无靠背,坐久了,双腿麻痹,实在坐不住了,只能站一下伸伸腰,不能走动。无赖之下,学生也会想些主意,千方百计想到外面活动,因此就出现了每天到上半昼时,甲某学生喊:老师,我有尿,接着乙某学生喊:老师,我有屎,过一会丙某学生喊:老师我口渴,要喝茶,老师几乎用同样的动作,点一下头,表示同意。一个上午每个学生至少有二至三次“屎尿”、喝茶。其实,那有那么“屎尿”,无非是要到外面溜达,放松一下。老师对学生是严肃的,学生怕老师,历来如此,惩罚学生时从不含糊和手软。学生背书时,通常老师躺在眠椅上,咪着眼睛听学生背书,所谓背书,就是将书本合拢,背对老师,第一次背错了,老师提醒、点出,继续往下背,第二次背不出,跪地重新来过,第三次背不出,莫怪,自己脱下裤子,爬在凳子上,老师用板子打一下问“带不带记性”,学生除痛的“唉哟,连答”,“记得”。挨板子,算好一点,最难受的是搓手指,学生字写得不好,老师用两枝毛笔做“刑具”,其中一枝横在鸡手指和无名指处,中手指搁在笔上,用另一枝横在中手指上。

旧时私塾学生读书(旧时私塾摭谈)(7)

老师用手在笔上搓一下,中手指的骨头拍拍作响,揪心的痛,其它学生见此情景,吓得毛骨悚然。由于笔者屡次字写得不好,“八脚爬楼”,因此,常受搓手之苦,这种痛苦,至今刻骨铭心。学生受罚时,若遇家长经过看见时,不但不护短,反而“加尖”,有的看见了,眼睛往别处瞧,当作未看见。挨板子,搓手指,这是家常便饭,相信读过私塾的人,可能也尝过这种味道。板子头上“出状元”,这是旧时教育理念,那些从学私塾到进士,以致后来做了高官的士大夫们恐怕也未能逃过此劫。但惩罚归惩罚,学生对老师还是尊敬的,言行举止都很谨慎,在老师头上从不敢放肆,老老实实遵守一些礼规,如每次轮到学生家派饭时,学生情愿帮老师盛饭、夹菜、奉茶、递烟,这些是学生侍奉老师的具体表现。老师在平时对学生管教严格,惩罚学生时狠心,但也有互敬互爱的一面,因为师生长年同处一室,关系密切,感情融洽,尤如父子一般,有时先生买些糕点、饼干之类的食品,老师会和学生共同分享,每年端午学生向老师追节时,老师会盛情款待并和学生同桌进餐,客客气气帮学生盛饭、夹菜,餐桌上充满了那种其乐融融快乐的气氛,学生们无此的高兴,也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爱惜之情,学生对老师的情感永远也不会忘记。

旧时私塾学生读书(旧时私塾摭谈)(8)

笔者两年半的私塾,时间虽短,但受益匪浅,首先懂得乡村的一些礼规礼节,尊敬师长,其次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为后来读小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记得1952年在石陂读初小时,熊村区教办组织全区学生代表参加“到北京见毛主席”答题比赛(笔者是其中之一),答题100个(在比赛前,发题至学生背诵),组织者在100名学生代表中选优胜者三名,设答题点20个,起点由熊村中心小学经水枧头、横街、观音堂等地绕一圈返回中心小学,每个站点答题三至四个,谁答的题目最多,属优胜者,说明“见到了毛主席”。笔者幸运,得了第三名,第一、二名都是熊村小学的女学生,其中第二名好像是罗华珍,当笔者坐在主席台上受奖时,心情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也许这一荣誉得益于读私塾时打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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