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我国旧时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教学地方。私塾有多种，有塾私办的教馆、学馆，或地主、商人开办的家教等私人所创办的称私塾，以宗族名义办的，仅限本族弟子就学的，则称族塾，总称为私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举办的义塾，如西汉时疏广、疏受叔侄辞官后在家乡办的教馆。但在乡村较为普遍的是由较有影响的贤达牵头合请一名塾师教书，薪酬由学生分摊。私塾学堂学生一般10至15人，多数是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其年龄不限，小的七至八岁，大的十三至十五岁。
旧时农村百姓多数穷苦，但为了自己的子女成年后有点文化，不受他人欺负，再穷再苦也要让孩子读点书，可见从古至今，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欲望是多么强烈的。私塾始于何时？据有关资料介绍：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2000余年延绵不衰。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还没有被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下臣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孺术”，儒家思想逐渐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私塾多为蒙学教学，塾师的文化水平也参差不一，县城的塾师有的是在院试中落榜粗通文墨且会写“八股文”的秀才，他们一生以教书为职业。而乡村的塾师一般是读过多年的私塾，粗通”三（即《三字经》）、百（即《百家姓》）、千（即《千字文》）以致“四书”“五经”，但不会写“八股文”，在地方上有点名气，被尊称为先生，地方上的“红白喜事”、书写契约，代写书信，非他莫属，算得上乡村的姣姣者。还有“识得上字会教学”的蹩脚先生，他们多数是亦农亦教，年轻时在家种田，但坚持练字，“颜、柳”写得不错，常帮人写些对联，年纪大了，不能从事重活即弃农教书。塾师的薪酬有多有少，多的年薪在40担谷以上，少的在30担谷左右。这些塾师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私塾的废除而失业，赋闲在家，也有年轻的具有一定文化经培训后能胜任继续教学的，则留在小学任教或教民校，八九十年代大部分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熟师不论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一般自己不起灶，由学生家派饭。私塾学堂（教室）也是简陋的，乡民以极少的租金租赁破烂不堪的私人闲间，稍经维修做教室，学生坐的是木长凳（两人共）课桌是各式各样、长短、高低不一的条桌，老师“办公”用的是一张四方桌，坐的是一把靠背的木交椅，还有一把竹眠椅权作午休之用，正面墙壁上贴一张孔子画像，像上方写有“万世师表”四个楷书，老师与学生同为一室。
由于父亲连书房门都未进过，只字不识，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因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着头皮让我读点书，加之母亲竭力促成，外公资助，于是笔者于1948年8岁时进入私塾学堂发蒙（启蒙），听到有书读，非常高兴，出于好奇心，与一些将要入学的同龄幼童奔走相告，又听说请的先生是外公，更是乐不可支。外公姓黄，名友庆，许多人称他为“土秀才”，略通一点文墨，深谙“三、百、千”，“四书”读得烂熟，中年后弃商从教，在乡村教私塾多年，在那个较为普遍文盲或半文盲的年代里，外公算是周边数华里内有文化的乡贤之一，村民需要写什么，都请他代笔，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也请他帮忙，所效劳之事，从不索取计酬，由东家随意，故在当地受人敬仰，外公家境尚可，有独家独院的一厅四房，内设书房一间，藏有许多书籍及文房四宝。外公不沾陋习，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但喜饮茶，每天茶水必备。
学生发蒙（启蒙）的第一天上午，算是“开学典礼”，学堂门口放一挂鞭炮，家长们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堂，此时正值正月，家家尚有一些过年剩余的糖果、花生之类，家长都会带些到学堂送给老师吃，老师也不独占，将这些东西统统放在桌上与家长们和学生共享，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家长们千叮万嘱先生要严加管教自己的孩子，并表明无论老师怎么管教学生，家长绝不护短。老师也将学堂订的规矩告诉学生家长，不迟到，不早退，没有特殊情况不得旷课，有事要到学堂与老师知会一声，要求互相配合，意即共同携手培育孩子。启蒙的头几天，学生都由家长送到学堂并陪伴孩子，一则安抚孩子安心读书，防止孩子逃学，二则观察先生怎样管教孩子。
启蒙的第一课，是读简易的楷书课文：“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佳作仁，可知礼也”。这篇课文字少、简短，笔画除“尔”和“礼”两个字笔画较多外（原是繁体字），其它字的笔画都很少，句子又短，念起来易懂易记，但要反复的念，熟读背诵。这22个简易的文字既是启蒙的第一课文，同时也是开始习字的字帖，初学写字时，由老师扶手运笔，照字贴模写，（俗称“描红”）写得像模像样后，照字临模，每天写一张交给老师。
启蒙后大约十天半个月，学生的思想基本稳定，简易课文也背得滚瓜烂熟，开始读“三、百、千”。旧时，老师上课教读叫唱书，唱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学生背书叫交书，将老师当天唱（教）的书第二于要交（背）出来，交不出，继续念，当天不唱书，直至交出来为止。读“三、百、千”首先是读《三字经》，据评注者介绍《三字经》是中国旧时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启蒙教材之一，相传为宋·学者王应麟所作，明清学者陆续补充。近代革命家、著名学者章太炎对《三字经》的评价是：“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三字经》涉及知识的确很宽，除了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知识之外，提出的”经书有十八种“，”子书“五种，”史书“二十二种，其中历史人物那就更多了，约有近百位，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三字经》也可作为初学者阅读中国古籍的线索与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三字经》涉及知识如此广泛，幼稚的孩童那能懂呢？不要说唱书时老师未讲解，即使讲解了，学生也未必能听得懂。《三字经》读完之后，继而读《百家姓》和《千字文》。《百家姓》成书于（五代），由姓氏四个字组成一句，也是作为识字的课本之一。《千字文》也是四个字一句据评注者注释：相传为南北朝梁时周兴嗣所撰。作者官至少散歌侍郎、给事中，以文著名。《千字文》是一篇长文，共1000个字，且字字不同，介绍了天文、地理，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它文笔优美，词藻华丽，既是童蒙读本，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三、百、千“是私塾学堂学生的主要识字和必读课本，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
始学这些书时，老师一般只教读四句，学生能够接受，通过念塾，第二天交得出来，老师会根据学生承受能力循序渐进，或六句，或八句加大进度。好在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个字、四个字一句，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相对，读起来琅琅上口，比较易记，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所以老师根据学生接受程度，因人制宜，对学生分类施教，只要记得住，念得熟，每天老师教读的课程第二天合拢书本一字不漏背得出来即可。私塾学校除教学生念书识字外，每天还安排一定时间习字，模临字帖，每天一张，将写好的字交由都批注，写得稍好的，老师用朱红毛笔在字旁边打一“0“差的在旁边打一”ד，可以说，读了几年私塾的学生，一般都能写看得上眼的毛笔字。
从发蒙（启蒙）至“三、百、千”学完，大约需要半年多时间，又要将所学的书重新温习，从头至尾每天一本摇头晃脑一字不漏的背诵一遍，全部背得出，按现在的话说算是期终测验及格，背得出，老师高兴，学生自己也如释重负，接着安排新的课程，读更难的书，即《六言杂字》、《幼学》。《六言杂字》又称《建新杂字》、作者在最后一页写到：“新城宏溪孔氏，逐一编次分明”，证明作者是本县宏村孔洲人氏，后听宏村人介绍：《六言杂字》是作者于清代在牢狱中编写的，在无参考资料和人身不能自由的环境下，能够写出涉天文、地理、自然、医药等包罗万象知识的书，可见作者有全面、丰富的文化知识，功底深厚。《六言杂字》是六言一句，基本押韵，但许多生字复杂，笔划又多，难读又难写，因此一些学生挨板子、搓手指都是拜此书所赐。《六言杂字》应用广泛，其中包括一些称呼、婚丧常识、器具名称等，可算得上是一种实用知识课本。《幼学》（即“琼林幼学”）是作者以故事形式罗列句子精华而成，涉及天文、地舆、时令等28项，是一部比较全面蒙学的教科书，其版本有两种，一种是未加增补的原本，作者是程允升先生，另一种是邹梧冈先生增补（注释），谓之《琼林幼学》，成书于民国，该书内容更加丰富，泛及知识更广，加之又不是固定句式，每句文字有长有短，读起来实在太难，因此有少数的学生知难而退，半途辍学了。笔者幸运，有一优越条件，先生是外公，“吃点小灶”，在唱书时，多教几遍，加之母亲幼时习书，熟读过上述蒙学课本以及“四书”，每天晚上家务事毕，预授我第二天应读的课文，如此日复一日直至后续学的《弟子规》《增广贤文》乃至《四书》顺利“过关”都是母亲的帮助，所以一年之内基本上学完了蒙学时规定的课本。次年因外公年迈，加之身体不适，向家长们请辞，所以又请来了另一位先生。新学期除老生外，又增加了几个新生，老师对新生又要重新教读简易识字课本，而我们老生有的开始读“四书”，笔者是其中之一，尚有少数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们在读《幼学》，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还要教写字，且上课时，要一个个的唱书（相当于现代教学点的复式教字），确实很累，评心而论，过去的塾师相对比现在小学的教师要辛苦得多了。
“四书”指的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笔者只读了“三书”，因全国已解放，私塾已废除，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同时，1950年下半年已建立了公立小学，笔者已到石陂村小读书了，故未读《孟子》。“四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蒙学的一部分，算是高级教材，其难度就更大了，涉及思想、政治、哲学、经济、文化、教育，讲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等大道理，试想，十岁左右的幼童，那能懂得治国、平天下啊，老师教的能记得住，背得出来算不错了。当时读的书又无标点，句子字数长短不一，所以老师在唱书时，将字数较多的长句分为两段教读，读完一完整句，老师用朱红毛笔打一“○”号。读“四书”是从《论语》开始。《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共20篇，是儒家学派的首要经典，它的核心是“仁”，读完后，接上读《大学》、《中庸》，这两部书也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是孔子高足曾子（曾参）所著，共十传，《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共33章，读这些书时，老师也不讲解（也不一定讲得出），学生只是硬背死记，说实在的，现在重读这些经典著作，即便有注释，还是不很懂，因为它涉及语言许多历史及历史人物，笔者，知识浅薄，有些闻所未闻，要读懂这些书，难啊。就连俞平伯俞老先生这位鼎鼎有名的学者致信他的朋友说：“我近翻看三岁所读的《大学》，仍不大懂，虚度十余年，诚可笑也”。老先生可能是谦虚，抑或是讥讽，但要领悟这些经典著作的真谛确实不容易。
旧社会，穷者居多，有的连一天三餐都朝不保夕，因此，绝大多数未进过学堂门，成年后成为睁眼盲瞽，有的也只读了1至2年书，为了生计，不得不辍学，多数父母原本不指望孩子图什么出息或做官，所以无论智、愚者，客观条件制约了他们的命运。为了让孩子读点书，父母省吃俭用，甚至负债让孩子学点文化，成年后，大知大用，小知小用，能识得几千个字，会写家书、契约、楹联、算数、记账等不求别人足矣，也可算得地方上屈指可数的“有用人材”。
私塾学堂规矩也是很严的，条文简单，但很明确：要求学生不迟到，不早退，在学堂不嬉闹，念书时不交头接耳说话，不打瞌睡，更不能相骂打架等，违犯其中一条，轻则跪地，重则板子相向。礼规也很讲究，规定学生一进学堂先向孔子先师画像鞠躬，然后向先生作揖行礼，接着扫地、抹桌、除尘，事毕，规规矩矩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或念书或写字。老师在唱书时，也是正襟危坐，学生侍立聚精会神听课，丝毫不敢打野，稍一走神，板子到了。那时读书又无星期天，更无暑假，一年三百六十天，最少三百三十天在学堂，念书、写字，课间又无活动，日复一日地在枯燥中度过。学生坐的是木长凳，又无靠背，坐久了，双腿麻痹，实在坐不住了，只能站一下伸伸腰，不能走动。无赖之下，学生也会想些主意，千方百计想到外面活动，因此就出现了每天到上半昼时，甲某学生喊：老师，我有尿，接着乙某学生喊：老师，我有屎，过一会丙某学生喊：老师我口渴，要喝茶，老师几乎用同样的动作，点一下头，表示同意。一个上午每个学生至少有二至三次“屎尿”、喝茶。其实，那有那么“屎尿”，无非是要到外面溜达，放松一下。老师对学生是严肃的，学生怕老师，历来如此，惩罚学生时从不含糊和手软。学生背书时，通常老师躺在眠椅上，咪着眼睛听学生背书，所谓背书，就是将书本合拢，背对老师，第一次背错了，老师提醒、点出，继续往下背，第二次背不出，跪地重新来过，第三次背不出，莫怪，自己脱下裤子，爬在凳子上，老师用板子打一下问“带不带记性”，学生除痛的“唉哟，连答”，“记得”。挨板子，算好一点，最难受的是搓手指，学生字写得不好，老师用两枝毛笔做“刑具”，其中一枝横在鸡手指和无名指处，中手指搁在笔上，用另一枝横在中手指上。
老师用手在笔上搓一下，中手指的骨头拍拍作响，揪心的痛，其它学生见此情景，吓得毛骨悚然。由于笔者屡次字写得不好，“八脚爬楼”，因此，常受搓手之苦，这种痛苦，至今刻骨铭心。学生受罚时，若遇家长经过看见时，不但不护短，反而“加尖”，有的看见了，眼睛往别处瞧，当作未看见。挨板子，搓手指，这是家常便饭，相信读过私塾的人，可能也尝过这种味道。板子头上“出状元”，这是旧时教育理念，那些从学私塾到进士，以致后来做了高官的士大夫们恐怕也未能逃过此劫。但惩罚归惩罚，学生对老师还是尊敬的，言行举止都很谨慎，在老师头上从不敢放肆，老老实实遵守一些礼规，如每次轮到学生家派饭时，学生情愿帮老师盛饭、夹菜、奉茶、递烟，这些是学生侍奉老师的具体表现。老师在平时对学生管教严格，惩罚学生时狠心，但也有互敬互爱的一面，因为师生长年同处一室，关系密切，感情融洽，尤如父子一般，有时先生买些糕点、饼干之类的食品，老师会和学生共同分享，每年端午学生向老师追节时，老师会盛情款待并和学生同桌进餐，客客气气帮学生盛饭、夹菜，餐桌上充满了那种其乐融融快乐的气氛，学生们无此的高兴，也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爱惜之情，学生对老师的情感永远也不会忘记。
笔者两年半的私塾，时间虽短，但受益匪浅，首先懂得乡村的一些礼规礼节，尊敬师长，其次也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为后来读小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记得1952年在石陂读初小时，熊村区教办组织全区学生代表参加“到北京见毛主席”答题比赛（笔者是其中之一），答题100个（在比赛前，发题至学生背诵），组织者在100名学生代表中选优胜者三名，设答题点20个，起点由熊村中心小学经水枧头、横街、观音堂等地绕一圈返回中心小学，每个站点答题三至四个，谁答的题目最多，属优胜者，说明“见到了毛主席”。笔者幸运，得了第三名，第一、二名都是熊村小学的女学生，其中第二名好像是罗华珍，当笔者坐在主席台上受奖时，心情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也许这一荣誉得益于读私塾时打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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