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在清末动荡的岁月，有着不幸的童年，父母先后离世；但她才华横溢，她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才女，是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女作家，公认的才女，她与丁玲、张爱玲齐名；她也是奉命打入“日伪”的红色特工，她与汉奸、日寇左右周旋，虚与委蛇，战斗在隐秘战线；她忍辱负重，背负骂名，最终被迫与恋人分别，终身未嫁；政党一切柳暗花明时，她又因曾经的“特工生涯”坐了十年冤狱，在沉冤昭雪的那天，她选择服药自尽。
她的一生让人惋惜，她对信仰的执着让人崇敬。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 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爱情家庭，
公开身份下的秘密战斗李士群事件结束后，关露离开76 号后感到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下一块重压的石头。她向中共上海局情报系统负责人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组织上还将派你去担负新的可能是更加艰巨的任务。果然几天之后，吴成方就通知关露 ：“组织上已决定派你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去工作。”
他解释说，“这个刊物是由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合办的中文刊物，刊名叫《女声》，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中国名字叫左俊芝。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杂志社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找到日共党员，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关露本想脱身去前方参加抗战，一听又是让她搞情报，而且是直接与日本人打交道，就有些发怵。但战争年代身不由己，她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对组织的指令，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咬咬牙就答应了。
她利用“妇女儿童生活”、“影剧评论”、“读者信箱”等栏目，尽可能宣传较隐晦的而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女声》以丰富的栏目和较客观的视点，吸引了当时一些进步青年投稿。那时候，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地下党员，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关露与这些作者都互不相识，更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凭她多年的工作经验，慧眼独具， 在那么多来稿中，选用的却大部分都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关露曾说佐藤俊子是她的真心朋友。关露一面搞好编务，一面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地下党。
1943年8 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恰好佐藤俊子要派关露代表《女声》去参加大会，她便答应了。事实上，关露深知此行的险恶， 因为这是在抗战期间到敌对国啊！ 难免背上“汉奸”的骂名，她为此曾经犹豫过，但地下党要她“放下包袱，大胆工作”。
出发前，中国的赴日代表包括关露、张爱玲等十几个人全被登报，并配发照片。关露看到自己的照片登在报上，不仅潸然泪下，她又一次犹豫了。这时， 潘汉年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本国领导人失去了联系，便委托潘汉年设法找到秋田，希望通过老朋友秋田恢复与他们的交往。恰好佐藤俊子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
为了党的事业，关露再一次上路了。在日本， 关露完成了交信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方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被关露坚决拒绝了。她经过交涉，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
关露始终没有放弃离开上海到延安根据地的打算。据胡绣枫说，关露曾用暗语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和延安。胡绣枫说，她接到关露的来信后， 当即将这封信和姐姐的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邓颖超作了汇报。不久邓告诉胡绣枫，说延安已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仍要关露留在那里工作。
胡只好给姐姐回信说：“母亲不要你来，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顾弟妹。”1945 年 4 月，一直关心和保护关露的佐藤俊子因患脑溢血去世了，关露显得更加孤独和寂寞。
忍辱负重的代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毛人凤族侄）抵达上海，除了接收日本人的武器装备，还准备“肃奸”，关露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逮捕名单上！这一情况被上校参议、关露的大学同学、地下党员钟潜久获知，他马上通知了关露。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对关露表示了很大关切，指示在上海的夏衍具体安排。这样，关露于 10 月 30 日秘密到达了淮阴新四军根据地，逃过了国民党对她的逮捕。关露终于可以摆脱“汉奸”的帽子，和同志们在一起了，她感到无比的舒畅！此前她和恋人王炳南（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约定在日寇投降后就结婚，现在终于瓜熟蒂落，崭新的生活似乎在向她招手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简单。关露来到淮阴后，许多曾经在上海听过关露诗歌讲座的青年，在街上碰到就骂她“汉奸”。其实关露自从进入 76 号，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店、看戏、出入各种公开场合。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有些朋友开始疏远她，见到她时露出鄙夷的神情，有的甚至一提到她就朝地上吐唾沫。诗歌会的诗歌活动也不再通知她了。
特别是关露从日本回来后，人们对她的误解更加严重， 国内有些报纸也对她及张爱玲等人口诛笔伐。关露强忍悲愤，把参加这次会议的观感写成三份报告，交给上海党组织。作为一名特工人员， 鉴于当时敌我斗争的复杂性和“单线联系”的纪律，关露决不将自己执行特殊任务、尤其是打入 76 号的情况随意透露，她牢记潘汉年“你可不要辩护”的嘱咐，只能忍辱负重，有泪往心里流。
此时正逢新四军在开展审干运动，关露到达淮阴的第三天就被审查，把她送到淮阴城郊的板闸教育学院。关露脆弱的神经受到刺激， 她大病一场。满腔热情被冷水泼面， 常年的委屈无人倾诉，她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她不服气，就去找主持审干工作的新四军联络部长扬帆， 扬帆比较同情她，安排她在旅馆住下。关露将自己对党的追求写成一首诗，也被解放区报纸要求换一个署名，说她的名字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因身份与恋人的诀别，从此孤独一生此时，她收到王炳南的一封信，这封信更使她雪上加霜。本来王炳南是准备从南京来淮阴看望关露， 并商量结婚的问题的，就把自己的打算向组织上做了汇报。而由于关露受派遣的实情无人知晓，所以组织认为担负与国民党谈判任务的王炳南，与背着“汉奸”名声的关露结合，不利于党的事业。
王炳南回忆 ：“那时每星期有一次班机到淮阴，我曾想搭乘飞机去看她。领导临时决定不让我去，说因为她名声不好。”王炳南思前想后，就给关露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如实相告， 并说明与她断绝关系。连最心爱的人也离她而去，关露的精神支柱几欲折断。她找出精心保存着的王炳南送给她的一张照片，她在照片背面含泪题诗云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华中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后来得知关露的情况后，专门把她接到组织部谈话，关露将自己在上海工作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汇报。曾山充分肯定了关露在隐蔽战场的工作成绩，批评了她的联系人不及时向组织上沟通。曾山安排她住院治病。妹妹胡绣枫此时在上海为姐姐四处奔走，请有关领导为关露写了组织关系和证明材料。而扬帆也恰好在上海从报纸上发现一条消息 ：“中共上海方面负责人谈话，表示关露是共产党员，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进行地下工作，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共产党之间传递信件。”他迅速将报纸和自己写的证明材料寄往淮阴。有了这些材料，“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随着关露的心情逐渐好起来，组织关系也恢复了。
洗清污名后再度入狱，十年冤屈，初心不改1946 年 4 月，关露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担任文艺系副教授，教英语。内战爆发后，关露随学校撤退到山东，1947 年 9 月又随学校迁到大连。她被关东教育厅长江陵介绍到苏联新闻局担任俄语翻译，不久又调到《关东日报》任副刊编辑。北平解放后，经申请她回到了北京。周扬将她分配到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第三部。沙可夫为部主任，下设好几个室，文艺教研室主任是艾青，关露是他领导下的文学组组长，这个组里还有臧克家、贺敬之、碧野等著名作家。
这段时间关露心情舒畅，创作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篇。后来王炳南也来到北京，关露知道后去香山看望他，时过境迁，两人不胜唏嘘。王炳南劝说关露忘掉过去，重新生活。果然在此后几十年里，关露关闭了自己的心扉，终身未嫁，独守着这份感情度过了寂寞的岁月。1955 年，曾长期领导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扬帆被捕，关露也因此案的牵连，以“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 10 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着“潘扬案”的平反，关露的平反问题也提上了日程。1982年3月 23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
1980年后，她因患脑血栓症，全身瘫痪，失去工作能力。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成功昭雪并完成了回忆录后，她在北京香山寓所服安眠药辞世了，享年 75 岁。国家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首都众多文艺家参加了祭奠。
关露毫无保留地把毕生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血染的旗帜上有她一份光辉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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