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笔谈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访谈中刘和平教授分享了自身求学与成长的经历，畅谈了其从事教学、积极发展翻译教育事业的历程及相关思考，对攻读翻译专业的学生、从事翻译教学的广大教师、口笔译学者，以及翻译教育从业者与研究者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与启发性。
一、北京——布基纳法索——巴黎：我的“教师梦”与“译员梦”
杜磊：刘老师，您好!我们知道，一个翻译教师的成长离不开塑造他的环境。您是在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的时候考上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简称“北语”)法语专业的。当时中国社会正在酝酿改革开放，国家的普遍情况是急需英语人才，您为什么会选择法语?
刘和平：我是生在红旗下的“50后”。1962年入学，我上学时学的第一篇课文内容至今印刻在脑海里：“爷爷七岁去逃荒，爸爸七岁去要饭。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上学堂。”当时听到最多的不是电影明星的名字，而是工人时传祥，农民焦裕禄，解放军战士雷锋、王杰、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故事。当科学家、当工程师等是孩童的梦想。开学后的一天，老师问：“你们长大后准备做什么?” 因为当时给我们上音乐课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的主持人彭老师，她上课的样子我特别喜欢，于是我迫不及待地举手说：“我要当老师!”小学四年级时，我还去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小的招生考试，觉得外语特别好玩，但最终榜上无名。
是邓小平让我实现了学外语的梦。1973年，我初中毕业，也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年，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俗称“白堆子”)到我所在中学招生，我是英语课代表，学校推选我参加面试。面试官姜老师让我模仿法语中最难的几个发音，如唇前音与鼻腔音等，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语的我居然发出来了，结果就被劝说到法语专业就读。我最终决定就读前，班主任赵老师给我的建议犹在耳畔：“法语非常好听，又是国际通行语言，欧洲原来都是贵族才讲法语。你如果想做外事工作，学法语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我到“白堆子”念了中专，班主任刘老师曾经在外贸领域做翻译，讲一口流利漂亮的法语，我成了他的粉丝。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师大一附中教法语。庆幸的是，语文特级教师高福增老师成为我走上教师岗位的第一位导师。他文质彬彬，标准的普通话，开口必出金句，见人毕恭毕敬。他告诉我课堂上不能讲北京话，要讲普通话，还手把手教我写板书，给我开读书清单，嘱咐我抽空到图书馆去借阅细读……北师大一附中名声在外，外宾常莅临参观，我便带着学生用法语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当时的流行歌曲。唱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自己当时的法语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与外国人沟通的需要。
1977年，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让我圆了大学梦。国家恢复高考时，我自认为法语没有丢，而且此前还到北京大学进修过3个月，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几本基础著作，在学校还承担了高中政治课的教学。我觉得政治和法语能为我加分，于是通过考试与选拔，我以第一志愿实现了进入北京语言学院法语专业就读的梦想。1982年年初，我毕业留校，先做了一年辅导员，后全职从事法语教学工作。
杜磊：那么您又是如何走上翻译道路的?
刘和平：众所周知，1977级大学生是异常刻苦的。在北语，情况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班是法语高起点班，而且都是北京学生。每周七天，老师都会安排“大考”，同学间则相互“小考”，那个时候，能回到大学里学习很不容易，大家都十分珍惜，所以你追我赶，毫不松懈。我如饥似渴，看到别人周末不回家，我也不敢回，生怕跟不上别人的步伐。
四年的大学生涯转眼就结束了。到了毕业，我还是感觉心里无底。虽然留校当了老师，但却留下一块“心病”——我的法语水平还很不足，渴望有提高自己翻译能力的机会，希望跳出“象牙塔”，到一个广阔的天地里去实践，去做翻译。因此，1986-1988年整整两年间，我去非洲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做了医疗队随队法语翻译。
担任布基纳法索总统的口译
到布基纳法索后，第一场翻译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让我终生难忘。那是新老医疗队交接仪式，布基纳法索卫生部长和中国驻布国大使等20多位领导要员在场。部长一开口我就完全懵了: “Militantes et militants, Mesdames et Mesieurs…”我不知道如何翻译第一个词，“女战士们，男战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后两个词没问题，可前两个称谓怎么翻译啊?! 看我一脸紧张尴尬，大使站起来“解围”。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跟大家说，做翻译，尤其是做口译，仅靠从课堂上和书本或资料里学是不行的，仅靠从老师以及自己课下单独或组队操练也是不够的，因为语言现象千姿百态，唯有不断地从事口译实践，真正到口译发生现场去做口译，才能把口译的技能真正学到手，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那种不知如何表达的“卡壳”窘境。
作为随队翻译，我还需要不断地“跑腿”，如外出采购、与有业务关联的部门沟通等。另外，我还要陪医生出诊。整支医疗队包含内、外、妇、儿、眼、骨、针灸等科室，每天都有剖腹产急诊，随时要给病人医治嵌顿疝，处理车祸中的伤员，儿科发病更是急上加急，手术一周内几乎从不间断。当然还有麻醉、药房拿药、帮助病人开药等事务。这一切都离不开翻译的协助。另外，医疗队两辆法国产“非洲车”也时不时“生病”，出状况。对于一个随队翻译来说，脚不沾地，奔走于各个科室间，忙里忙外地应对各类突发与紧急情况，就成了“家常便饭”。然而，“跑腿”还是小事，关键在于做这样的工作对医疗专业知识和翻译能力的要求很高。除了日常口译，医疗队要办针灸培训班，我必须把医生自编的针灸讲义翻译成法语。我询问上一队翻译是否有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很干脆：“没有!”于是，我只能自己动手，尝试将这些医学资料翻译成法语，用西医知识和术语讲解中医的穴位和原理。任务虽繁重，但作为早期被中国政府外派到非洲的年轻法语译员，我很自豪，因为我到了祖国在海外最需要翻译的艰苦环境里，真正地做了一名一线翻译。我接受了这个高强度的翻译挑战，磨炼了自己的语言服务与实践能力，进步也很大。
参加针灸培训
杜磊：努力学习的精神是您这代“50后”外语人最突出的特质，是我们必须继承的。除了去非洲做法语翻译，您还在联合国机构内担任过翻译，是吗?
刘和平：我很感谢我的“翻译梦”中有这样一段“非洲之旅”，后来我在职业译员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这段重要的“初始经历”，因为头脑中很多关于翻译职业的基本观念与思路都是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正因有这样的基础，2000年我受学校委派到总部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季节”译者(即在中文科负责大会期间的文件翻译工作)时，才觉得游刃有余。在联合国，我在工作之余到会场感受了为国际机构会议提供口笔译服务的那种紧张、紧急的氛围，深切体会到了翻译在整个世界交流发展的场域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来以后，我相继承担了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大会”、在沈阳召开的“联合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汉法同声传译工作，也完成了诸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等重大国家级活动的法语同声传译任务。近年来，我完成了总数超过百场的谈判、企业内部年会、重要活动与仪式、大品牌市场调研等活动的法语同传或交传工作，始终坚持在教学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兼职参与口译实践。
担任法语同声传译工作
二、从北京语言学院到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我的“学术梦”
杜磊：您是国内很早就决意去海外留学的翻译教师之一。当时您是在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cole Supérieur d' Interprètes et de Traducteurs, ESIT, 简称“巴黎高翻”)学习，师从国际著名的翻译研究学者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教授和玛丽雅娜·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教授。这段学习经历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与启迪?
刘和平：1988年，我在非洲的随队译员工作结束了。在非洲的翻译工作让我有了一定的经验，但让我更感到有必要去“充电”进修，因此当时就产生了把实践经验系统化与学术化的想法。于是，去法国留学，去巴黎高翻求学，成为我的强烈愿望。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10月，我获得了法国政府奖学金，顺利抵达巴黎，重启中断了的学生生涯，又从老师做回了学生。我记得很清楚，赶赴新索邦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e-Paris 3)参加入学法语水平测试当天，恰遇巴黎地铁、公交和出租员工罢工，我只得步行去学校参加考试。经过多天焦急的等待后，考试成绩终于公布，我获得了巴黎高翻注册硕士生DEA(Diplômed' Etudes Approfondies, 深入研究文凭)的资格①。新索邦大学的巴黎高翻享誉全球，学院成立于1957年，主要培养国际会议口译翻译硕士，出版、经济和技术翻译硕士，法语手语翻译硕士，另设翻译学硕士和博士②。进入巴黎高翻之后，学习压力很大，除节假日外，在全年8个月的学习时间里，我要修满5门与我论文主题相关的必修课(语言学、符号学、翻译研究方法、口译与第二外语教学法)，还要完成必读书目上规定的20多本英语和法语著作的阅读，而且要每周撰写阅读报告，每周一晚在硕士研讨班上交流。
我在巴黎高翻学习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居然是“不会读书”。我清晰地记得，包括法国学生在内的来自多国的20多位学生在完成第一次阅读报告后，遭到塞莱斯科维奇教授的“狂轰滥炸”! 她在课堂上让我印象最深的话是:“什么是阅读? 阅读就是跟作者对话!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必须讲出理由，说明并证明你的观点。”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我感到很惭愧。于是我认真体会教授所说的“对话”的含义，并从此发奋。我开始“蹒跚学步”——做好每一次功课，每周“战战兢兢”地交上作业。结果出乎意料，我受到了教授的好评，成为她关注的中国学生。不久后，她宣布，学院筹集资金特别聘请一位法语老师每周帮我修改阅读报告，并指导我用法语撰写论文。这是学院为我破例，是对我的最大的奖励。8个月中，我就这样在学院读书、上课，接受高水平教师对我的学术指导。现在回想那段时光，那段纯粹的学生时光，虽夜以继日，辛苦付出，困难重重(一开始听不懂、读不懂)，但收获满满，没有丝毫遗憾!
塞莱斯科维奇教授退休后，勒代雷教授接任校长。1990年6月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勒代雷教授问：“你没有读博的想法吗?”我惊呆了!当时的中国高校老师有个硕士文凭就很不错了，还要读博?我的确没有想过。我告诉她，按国家规定，我已经学满了一年，必须回国。她回答说：“你可以晚一点回去，把博士论文提纲写好，然后回国，完成一章发给我一章，论文全部写完后回来参加答辩。”就这样，带着教授的期望，带着初步完成的博士论文大纲，我踏上了读博之路。
1990年12月25日，我回到北京，满脑子想着如何完成博士论文。那时候，我隔一段时间就写信给导师，汇报博士论文撰写情况，她最快需要10天左右才能收到信，随后她会给我寄来录音带，隔空对我进行指导。师生之间的交流从巴黎到北京一个来回需要近一个月。
回国后论文的撰写进展缓慢，因为我每周有10节课，孩子小，老人生病，但我不想放弃。第二年假期，我想集中精力写一章。为此，我爱人带着8岁的孩子外出，给我腾出时间和空间。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孩子回家推开门瞬间扑倒在地上。我们立刻带他去学校医务室，医生给开了痢特灵(呋喃唑酮)之类的药，可没几分钟，孩子便开始高烧。我们只能骑自行车赶往人民医院，接诊的是一位女博士，经验还算丰富，她让把孩子推到医院二层迅速清肠。孩子患的是红白痢疾，从而导致高烧，甚至昏厥……清肠后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观察治疗了24小时，有性命之虞。眼见孩子病危，做母亲的我心急如焚。
博士论文还能写吗?导师来信说可以延长读博时间，她会在申请书上签字。1993年3月，我又有幸拿到一年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再次回到巴黎。经朋友推荐，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暂住3天后到一位法语教师家做家庭助理(fille au paire)，地址在巴黎圣母院后面的圣·路易岛(Ile Saint-Louis)上。我的任务是帮助这位80岁的中学法语教师做晚餐，周末帮助她换床上用品等。每个月她给我一张两圈地铁票，外加2300法郎。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博士论文撰写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年后，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初稿。勒代雷教授约我见面，她望着我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用一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 新索邦大学要求至少3年，也就是在进入第4年的时候才能申请答辩。你的论文我看了，很多地方我不太懂，非常需要花时间细细打磨。”我说：“我就一年的奖学金，跟上次一样，期满必须回国，老人和孩子也希望我早些回去。”勒代雷教授立即说：“这样，我给你一个助教的职位，从10月份开始，你静下心来，慢慢写。每周上3门课，共4.5个小时，含笔译基础、经济翻译和汉语进修。必要时还可以跟研究生班的同学一起沟通交流。”就这样，两年里，我一边上课，一边撰写论文，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忧虑。然而，导师的一句话让我至今懊悔不已：“你每次交论文都是在放暑假前，我的假期都因为你而泡汤了!” 每次从导师家出来我都惴惴不安，怀揣着导师开出的需要继续阅读的书单，迫不及待地赶到书店、图书馆，然后回到“家”里发奋读书，渴望阅读后能有新的灵感迸现。1996年年初，导师拿着我那450页的博士论文“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en fin de cursus d'études universitaires chinois-français, français-chinois”(《中国外语院校高年级交替传译教学: 汉法—法汉》)说：“你可以申请答辩了，但有些观点我还是不同意!”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我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到“家”的。后来还大病了一场：一天深夜，我脸色惨白，虚汗浸湿了衣服，害怕打扰别人，于是独自去医院就诊，结果是我得了胃疝气。同年4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新索邦大学举行，塞莱斯科维奇教授任答辩主席，另有汉学家、二语习得研究专家、翻译学家组成答辩委员会，我的学生和好友也见证了答辩的过程和结果。拿到博士文凭后，我于1996年6月回到中国。返回前，我去游览了美国东部，回到法国后还做了10天的商务谈判翻译。
1998年，在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赞助下，塞莱斯科维奇教授应邀来华，随她一起来访的还有时任国际翻译家联盟(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 FIT)主席的弗洛朗斯·埃尔比洛(Florence Herbulot)教授，她们应邀访问了中国翻译协会等单位，同我国译界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塞莱斯科维奇教授等人的“释意理论”(théorie interprétative de la traduction, TIT, 也被称为“théorie du sens”)的价值在中国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许钧教授还借此机会对她进行了专访➂。2000年，还是在法国驻华使馆的赞助下，我邀请勒代雷教授参加国内举办的法语翻译教师培训。一天晚上，我们在青岛海边散步，她对我说：“我终于明白你博士论文中的观点了，你的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非通用语种的翻译教学。”我在学术上的努力终于在论文答辩4年后得到了导师的肯定!
与勒代雷老师在一起
于我而言，在巴黎高翻的这段学习经历永生难忘，我将永远铭记塞莱斯科维奇教授与勒代雷教授对我诲人不倦的学术指引以及这份遥远却浓厚的“异国师恩”。
杜磊：您给我们讲述了您完成翻译学博士论文的艰辛历程，让我们听得很感动。您的故事将会给许多正在译学道路上艰辛跋涉的博士生带来启迪，尤其是对那些跟您当时一样，一边有家庭需要照顾，一边又有学术梦想要实现的女博士生，更具鼓舞力量。
刘和平：希望如此。从最早选择学习法语到取得博士学位，我认为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学术追求，我都有一种克服困难与挑战的“定力”，而正是这种“定力”使我能不断磨炼自己，推动自己去学好、做好翻译，去教好、研究好翻译。
三、新的翻译教育方向:我的翻译“创业梦”
杜磊：刘老师在一次演讲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介绍了自己创办北语高级翻译学院(简称“北语高翻”)的“创业”经历。您说：“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也是‘创业’。”您体会到的酸甜苦辣不为外人所知，您还说希望以后能把其中的故事都写进书里。从一名翻译教师到高级翻译学院的创始人，是您完成的第二次蜕变。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您翻译教育工作外延的拓展，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象牙塔”里的这段“翻译创业”经历? 在中国办一个高级翻译学院究竟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刘和平：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前身是1979年成立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分别成立于2003年和2006年。北语这个“小联合国”高级翻译学院到2011年才“蹒跚而来”。虽为后来者，但优势在于能借鉴经验，当然也包括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等国际翻译学校的经验。
万事开头难，创办高级翻译学院的第一个困难源于对翻译专业的认识，理念要清晰。建设高级翻译学院的目的是搭建一个平台，从而实现培养高端翻译人才的目标。然而，在中国，很多人认为听、说、读、写、译是外语专业的培养目标，译虽然位列听、说、读、写之后，但却是外语学习的延伸，外语专业自然也等同于翻译专业。所以，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再建立专门的机构来培养翻译人才。这个问题在翻译本科专业学位(BTI)试办前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设立前进行过多轮专家论证。据《2019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全国已有281所院校开设BTI，253所院校开设MTI。但即使如此，还有不少人对此有所怀疑或认识模糊。
因此，第一个困难源于认识问题。到底为什么开办高级翻译学院?有的学校开设翻译专业似乎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专业，缓解外语专业就业“亮红牌”的压力。不少学校两个专业的培养方案相差无几，课程体系近似，有些教翻译的老师自己还不懂翻译，就匆忙上阵，贯穿整个教学的还是语言知识灌输的老一套。很多学校设翻译专业是跟风，根本没有考虑如何依托本校专业来整合，专业同质化现象严重。可见，没有全新的翻译专业的建设意识，忽视翻译职业本身的特性和要求，缺乏师资配备等客观条件，翻译专业重复传统的外语专业，这种情况下的确没有必要建立翻译学院。我认为要建好北语高翻，就必须要理念清晰，目标明确，教学课程设计科学合理。北语当时具备了实现这种转型的相关条件，但实现目标仍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第二个困难是人手不足。按照学校组织部安排，当时学院只设院长，没有其他职位。这就意味着从原外语学院出来“打拼”的11位在编人员不仅要承担本科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程，还要承担部分行政工作。我自己做主，分别设立了2位院长助理和2位系主任，其他老师分别负责专家聘请、招生、对外合作等工作。办公室有3位工作人员:一个管行政和财务，一个管教务，一个管学生。全体人员各司其职，人人管我，我管人人。大家齐心协力，工作效率很高。
第三个困难则是经费匮乏。学院定位、特色、发展目标、国内外合作、师资队伍建设、教学与研究等在成立之初就有计划，但所有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资金。11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外酬金没着落，学院成立初期老师们下课后“流浪办公”，几个月后才在学校教务处处长的关心下将一间小教室改造成教师办公室。中外专家来谈合作更是尴尬，没地方招待，也没资金招待，我只好个人掏腰包去学校咖啡厅。大家都知道北语高翻的建院仪式非常隆重，用仲伟合教授的话说:“北语高翻建院最晚，但建院仪式最高端!”这要感谢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王立弟教授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当时主办翻译国际论坛，我借机把参会的三大国际机构负责人和20多位国外高级翻译学校校长请到北语参加建院仪式，要知道，这些人出席仪式学校没掏一分钱!
第四个困难来自我个人的“别出心裁”。“学校没有相关规定”，这是我遇到困难时最常得到的答复。新专业和新学院的诞生无形中给大家增加了大量额外的工作和负担。例如，我申请去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ermanente d' 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Traducteurs et Interprètes, CIUTI)年会，目的是让北语高翻几年后能加入该机构。出国经费申请最终是学校党政联席会批准的，因为先前没有类似情况，外出参加年会需要特别立项。再如，我找人事处，希望引进一位巴黎高翻“科班出身”且有几年翻译实践经验的年轻人，人事处处长问:“你们还需要科班出身的人?!” 结果是这位老师等了一年半才最终办理入职手续!我们想引进一位北大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人事处负责人说: “硕士不能进!只能进博士!”“这个专业没有博士吗?”“不可能!”……最后是校长点头后通过学校人才引进会才破格录用。后来人事处这位负责人跟我道歉，说经过查询才得知，这个专业的确还没有博士毕业生。
北语高翻11位创业者一条心，一股劲，支撑大家的是对翻译专业的爱!因为大家的努力，我们才克服了创立北语高翻的“九九八十一难”，有大家的汗水和奉献，北语高翻才得以迅速成长壮大。
杜磊：刘老师能否再介绍一下北语高翻口笔译课程的设置情况，以及您在学院的授课情况?我从北语高翻学生那里听说您“雷厉风行”，您真的是这样一种风格的翻译教师吗?
刘和平：北京语言大学翻译本科于2008年起开设汉英、汉法高起点班。在北语高翻成立后，专业于2014年改为汉英和汉英法两个方向，2015年经过专家论证增设本地化方向。目前北语高翻的招生规模为3个班，共60人左右。本科不分口译和笔译，汉英方向在二年级开设笔译课程，三年级增设口译课。汉英法方向的三年级学生全部出国到法国、比利时或其他国家交换，学分互认。四年级回国后开设笔译和口译课，每周各2课时。研究生从最早的汉英和汉法发展到今天的8个语对—汉英、汉法、汉日、汉阿、汉韩、汉德、汉西、汉俄，另在笔译下增设本地化管理方向，在口译下招汉英法三语学生。总体招生规模在150人左右，含外国留学生，但留学生人数不受任何限制。研究生8个语种学生在学院注册，学院负责开设以下通开课程(不分语种、不分中外):翻译理论与实务、口译方法论、笔译方法论、论文写作方法、计算机辅助翻译(CAT)、项目管理，以及和合作企业开设的国际出版与传播类课程(共四门，学生从中任选至少一门)。具体到语对训练时，学生回到不同学院，由经过MTI中心认可且有翻译经验的教师授课。
为了满足翻译教学网络化趋势的要求，我们在2015年投入1200万元建设了“中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开启产学研一体化教学与研究，并特别设立了在线课程平台——高翻学堂(简称“学堂”)，这是我们目前投入开发的一个特色线上翻译教学项目，共有微课程67门，包含翻译专业课程、语言基础课程、计算机基础课程与中文基础课程四大模块。所有课都在“学堂”上同步反馈。开学前一周，教师们会将一学期的教学任务书和每周安排上传到网上，学生可提前了解并做必要的准备。课堂授课记录、课后作业(笔译、“口译录音 笔记”、研讨会录像等)也要求学生上传到“学堂”上，由教师进行批阅。有些课程我们做了全程录像，如我主讲的翻译硕士必修课，也是北语高翻第一门大课:翻译理论与实务。这门课每周由学生负责录制、课后剪辑和编辑，然后作为学院的一项重要课程资源放到“学堂”上，供学生随时回看或复习，新生也可以提前感受学习氛围，了解课程要求。“学堂”还设有讨论区，学习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或沟通(学生之间互动、师生互动)。
关于我的教学风格，我想用一届届学生口口相传的话——“刘老师很厉害的!”来展开。其实这话不仅是在说我的翻译业务能力，也是对我个人教学与管理风格的总结。开办一个学院，就要有配套的管理，要让翻译教学的管理作用在高级翻译学院这个平台上得到充分展现。最重要的是抓学风，我认为学院的管理要坚持遵循翻译这个专业本身的严谨性。大学是走向职场的最后一个阵地，高级翻译学院每年都会迎来新的年轻面孔，经过两到三年的训练后他们会步入职场，因此，对他们的翻译职业道德、职业伦理与职业精神的培养绝对不可小视。这些培养必须落实在平时教学的点点滴滴上，体现在学院管理中，如上课不准迟到，作业不许迟交，上课不能无备而来，讨论不能借口逃避，实战绝不能缺席，等等。翻译教师应该谨记，翻译教育管理的这种严谨性对于学生以后步入职场将会带来“辐射性”的影响与作用，因为假如做学生的时候尚且缺乏这种对待学习的认真严谨态度，他怎么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或译员?
我坚信，高级翻译学院一旦管理有所疏失，其学生在职场上就很难做到合格! 直到现在，只要我上课，无论教室大小，人多人少，我都喜欢站着，因为我需要密切注意学生的眼睛，督促他们思考，并根据他们的反应调整我的教学思路。30多年来，我承担过几乎所有法语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1996年博士毕业回国后，我的状态基本上是学院本、硕、博三个层面的课程连轴转，翻译课、翻译理论课和方法论课不间断，有时一学年要上7门课，上下学期还有两门课要临时调整。现在有的翻译教师似乎比较害怕“多头”，怕精力分散了不好，我倒认为一个教师承担多门课有好处，课程间可以相互辐射、紧密衔接、相得益彰。而且翻译教师既教实践，也教理论，对于实践的思考通过理论教学会更容易转化为心得，写起文章来也能左右逢源，不怕肚里没货。教学上，我的学生知道我“厉害”，也从不欺负我，年年教评打分都十分客观。有一个插曲:我当院长的时候，一次“五一”放假前夕查岗，发现专家的课有4个学生缺席。我让其他学生立即打电话联系，电话另一头的回复是，提前回家在火车上或在外有事……我拿过电话说:“好吧，你可以回家了，下学期也不必回来了!”结果几个同学都半路“打道回府”。
我认为，高级翻译学院的设立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需要，更是翻译职业化教育发展的需要。
四、“优秀译者应借助机器寻找意义”:我的翻译教学理念
杜磊：从刘老师的讲述中，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到您是如何走上翻译教学与研究之路，又是怎么完成新的翻译教育方向的建设的。现在我们还是想回到您自身来谈翻译教学，来请教一下您对翻译教学的理解。我想，这方面，最合适的是从“释意理论”开始。在国际口译研究舞台上，“释意理论”一直受到译界的广泛关注。您和其他中国学者将该理论引入中国，您的博士论文也是以该理论为基础，探讨中法口译教学的。而在“释意理论”中，最吸引人的概念莫过于“脱离源语语言外壳”(déverbalisation)。对这个术语，很多学口译的学生与教师都耳熟能详，您能不能以这个术语为中心向我们阐释一下“释意理论”对于口笔译学习与教学究竟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刘和平：要理解一个理论，一开始必须梳理这个理论的发展史。“释意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塞莱斯科维奇教授和勒代雷教授通过录制职业口译有声资料，通过长期实践与大量观察➃，并借助认知语言学、心理学和阐释学等相关理论，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反复实证分析、对比和论证共同创立的，是当代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由于该理论诞生于巴黎高翻，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同时也是该校的教师或博士毕业生，因此这一批学者也常被称为口译研究的“巴黎学派”。
“释意理论”的第一大突破是在传统的翻译过程“理解”-“表达”之间增加了“脱离源语语言外壳”，从而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翻译过程的假设➄。“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由此成为整个理论的核心概念。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是论证职业翻译语境中语言与意义的关系，或称思想与言语的关系。我本人认为，用中文的“得意忘形”来概括“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是得其精髓的。简言之，持不同语言的人走到一起的目的是沟通和交流，而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的对象是意义，不是承载意义的语言。这个理论揭示的是，翻译的对象应是意义，而不应是语言。用勒代雷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即“优秀译者寻找意义，这同其他一般读者没有不同，他们只对文本内容感兴趣”(法文原文：Pour le bon traducteur à la recherche du sens comme pour tout lecteur intéressé par le contenu d’ un texte…)➅。这句话的关键是要体会“寻找”二字所体现的译者主观能动性。那么意义的单位是什么?换言之，既然要翻译意义，那么翻译的单位是什么?这个理论强调独立的单词或句子不是翻译的对象，话语/篇章才是翻译单位。口译过程是稍纵即逝的，它和笔译可以反复回溯原文的翻译方式完全不同，这个性质决定了口译的对象与目标应是意义，而不可能是形式。我认为，口译教师都有必要充分认识“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这一概念的含义，并将其应用到口译教学之中，因为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口译与笔译的本质区别。
“释意理论”的第二大突破是在翻译过程中引入了“人”。译员成为被研究的对象，翻译的动态过程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作为一种交流活动，其发生的场所、背景、交际双方的认知水平和能力、主题知识和交际目的等因素，甚至双方作为听者的反应，均会对意义的形成产生影响，所以“脱离源语语言外壳”之后的再表达就需要将翻译的这些动态交际因素纳入其中。“释意理论”对翻译教学的最大意义就是让师生在职业双语交际环境中教授/学习翻译方法。回到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强调语言形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盛行的背景下，“释意理论”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其理论解释力可谓独树一帜。该理论初创时只涉及口译，随后逐渐扩展到笔译，在文体上也从科技翻译延伸到了文学翻译，甚至手语翻译，可以说该理论对翻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任何理论模型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释意理论”也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为此，我早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就提出了以下“三问”：(1)“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后大脑中的信息意义有载体吗?载体是什么? (2)按照该理论，学生在没有娴熟掌握工作语言的情况下就不能学笔译，更不能学口译。然而中国能达到娴熟掌握外语的学生不多，市场需求却很大，这种情况下真的无法教授翻译吗?如果可以教，条件是什么? (3)按照国际惯例，译者只做外语到母语的翻译，即B-A或C-B-A➆。中国的多语言(这里不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环境远不如欧洲，很多非英语语种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学习另一门外语，外语的“娴熟掌握”又该如何定义? 达不到“娴熟”的情况下是不是真的无法学A-B翻译? 这些问题虽然我在博士论文中已初步回答，但其实直到现在，我的思考仍在继续。
关于第一个问题，概括地讲，“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后的载体既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符号或形象的。因此，符号学研究成果对翻译研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不断深入研究和论证。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口译在上述情况下依然是可教授的。在实际的口译教学中，我们可以有很多教学手段与资源来适应与弥补学生语言水平的不足，如降低材料难度、由学生扮演演讲人、加强译前主题的准备、适当调整语言培训的讲授比例、协调外中和中外翻译训练进度等，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具体地讲，在确定学生中文和外语实际水平和能力后，教学初期可适当降低所用材料的语言难度，同时让学生自己准备(选择)讲话或翻译材料，并加大译前准备力度(因为认知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语言知识的欠缺)，在保证所译材料信息完整的前提下，从学生熟知的主题开始训练，译后让学生还原源语语料(回译译文)，以不断提升工作语言水平(占口译课的30%—40%)。至于A-B翻译，可以考虑采用与B-A相同的步骤与方法，语料上甚至可以相互借用(甚至是B-A阶段使用过的、值得留存的)等。此外，中外学生同堂或国外教师与学生远程同时授课也是我本人尝试后认为非常值得推荐的教学方法。中国口译市场上一般不会请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同时做交替传译，A-B翻译无法回避，不可能不做，但目标和要求肯定会与西方有差异，在质量评估上也会略有不同，尤其是在语级的使用上会有差异。
在“释意理论”框架下，翻译教学该怎样设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口译课题，当然还有一个中外语对的特殊性问题，即中文与法语或其他欧洲语言的差异很大，存在很多公认的西方语言之间从未碰到的问题，这些特殊问题在口译教学中如何加以解决呢?
当前，现代化教学工具在不断普及，线上、线下等口译教学手段不断丰富，口译语料库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广大口译教师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努力探寻能与中国国情相匹配的教学模式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杜磊：您曾用“人机共舞”这个词来形容当下的翻译时代。机器翻译的发展对翻译专业与职业造成的强烈冲击，我们不可能视而不见。有一位在高校教翻译的朋友甚至跟我提出，现在外语或者翻译专业的学生不好好学习，翻译水平欠佳，译出来的文本可能还比不上百度、谷歌或现在很流行的DeepL翻译器。他的话令我反思:在当下这个“人机共舞”的时代，翻译教师到底应该教什么，怎么教?幸而最近读到了您在《东方翻译》2019年第2期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人工智能背景下笔译的学与教》，其中提出“12步曲式教学法”。大家都觉得很有新意，认为这是对这一问题很好的回应。您是否可以再跟我们谈一谈您提出“12步曲式教学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一教学法的内涵是什么?
刘和平：如何学与教翻译是我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上大学时遇到几位“牛”老师，他们是巴尔扎克的译者，《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等名著的译者，还有将《老残游记》翻译为法文、曾获得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盛成教授。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自学成才”或是“在实践中成才”的翻译家典型。每周上课，我特别兴奋，因为除了羡慕和敬佩，我还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但是，到了大四，我感觉自己的翻译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学过的会了，没学过的，阅读后还是翻译不了。我有点茫然，如果这样下去，倘若一周掌握5-10个单词或表达方法的翻译，每周2个小时，我什么时候能跟老师们一样自己做翻译呢?那不是一辈子也无法达到他们的水平吗?
后来到巴黎高翻学习，“释意理论”解决了我的不少疑惑，我也就这一理论展开了翻译教学研究，领悟了一些科学的教学原理。翻译到底教什么?就翻译教学来看，不可能是单词或词组，这是语言教学的任务，而不是翻译课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授人以鱼终不如授人以渔，翻译课是方法论课程，应当教授的是如何解码、抓取与表达意义的特殊认知与思维方法。
现在全国的翻译教育规模上去了，尤其是翻译硕士教育，但质量肯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现在进入了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时代，职业翻译出现了知识专业化、技术现代化、任务快速化、质量标准化和工作团队化等特征➇。教师不仅要和新技术为伍，更要思考如何让学生来适应这种变化。目前翻译教学最显著的一个问题是，翻译技术没有真正融入翻译课堂。我观察到的现象是，很多教翻译的老师不会用相关软件，也不了解翻译市场需求，他们满足于使用Word软件，将其他翻译工具拒之门外;而不少专攻技术的老师又不懂翻译，更为严重的是把技术工具的使用当作知识传输，一周能讲完一个学期的课程内容!因此，我基于多年的翻译教学经验和在全国教师翻译教学法培训中的感悟，与另一位教师一起执笔撰写了《人工智能背景下笔译的学与教》，提出了“12步曲式教学法”。这一教学法的目标是完整地将职业化翻译流程引入课堂，包括技术或软件的使用，尝试解决传统课程与技术“两张皮”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清楚，翻译实际上只是语言服务过程中的一个核心环节，并不是全部，翻译教师还要考虑大数据时代的职业翻译情景。例如，如何运用“搜智”工具拓展必要的语言及专业知识来理解文本，如何熟练使用翻译软件并建立自己的“语料库”和“术语表”，如何实现“人机共舞”。“12步曲式教学法”是一种人机协作、师生协作的教学方法，其初衷是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开展交叉授课、单元式授课，以职场翻译程序为原则安排教学，提倡过程式教学，线上线下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分析、思考、应用、总结，教师把“授业”放在第二位，让“解惑”成为教学的重点。
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互动问题，实现职业翻译教学思路，如某公司的在线会议系统、某学校开发的云课堂等。现在大家进入了后疫情时期，翻译活动，尤其是口译更是将进入一个必须与远程直播软件打交道的时代，应该说，“人机共舞”将是未来各行各业的特征，翻译行业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如何在“人机共舞”的时代开展翻译教学，是所有翻译教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杜磊：最后，您想对广大翻译学习者和教师提出什么建议?
刘和平：世界变化很快，新技术、新情况层出不穷，译者随时需要挑战自我、与时俱进、终身学习，从而保证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语言服务，实现不同语言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➈。面对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世界的变化，教师的任务更多应体现在方法论上，体现在人格培养上，正如我反复向学生强调的原则:做事之前先做人，做翻译之前先做人!
我一直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能做好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世界上的诱惑很多，但人的能力和时间有限。我喜欢口笔译实践，但不会因此影响教学工作;我喜欢翻译教学，但不满足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愿意阅读和思考，因为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更是知识分子获取知识的关键途径。每次参加研讨会或师资培训时，很多老师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会促使我深入思考。回答的问题不在于大小，而在于价值和意义。我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所长和所短，努力扬长避短，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和能力范围内对一些基本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我的电脑里还存有多个研究课题，每当读书有新想法时就记录下来，反复思考，在课堂上积极实践，然后跟同事交流，经过反复论证后最终形成文字。我不是多产作者，更谈不上著作等身，但我认为，我是一个能将想法付诸实践的人。换句话说，我没有野心，没有崇高的理想，只想做好翻译、教好书，闲暇之余品茶读书，阖家欢乐。当老师是我的梦想，一个好老师不在于炫耀自己的知识，而在于给学生以人生和专业上的指导与启迪，即“授之以渔”。我的课上会涉及人生、职场上的精彩片刻或一些经验与规则，有的毕业生因我的教学而走上翻译之路，有的总记着上课时我说过的话，有的每次送来祝福时都感谢我的“谆谆教诲”。我很知足，这就是人生，我喜欢的人生。我最想说的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翻译要学好，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只有认真思考，踏实完成好每一个口笔译任务，你的水平才会不断进阶。
我也注意到，近来随着机器翻译的发展，很多人，包括外语教师在内，对自身的专业越来越缺乏自信。我还注意到，外界乃至外语界内部，对外语或者翻译专业设置的必要性提出了非议，当中不乏一些奇谈怪论，给师生，特别是给学生制造了很多不应存在的噪音。我认为，对学生要讲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下苦功踏踏实实地把语言能力学到手，不管哪一门外语，学好语言、学好翻译就一定会有用武之地，没有必要因为机器翻译的出现就对前途产生种种焦虑与恐惧。机器来了怎么办?我刚才引用勒代雷教授的话说“优秀的译者寻找意义”，那么我们不妨拓展一下勒代雷教授讲的道理: Pour un bon traducteur, il faut chercher le sens à l’aide de la machine——优秀的译者应借助机器寻找意义。
要立志做“法语人”就要有对于专业的“定力”，也要有一颗“初心”。译者，使者也。能用外语为各类会议提供服务，这是我儿时的梦想。用外语为讲不同语言的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挑战自我，服务他人”是我“把和平带给世界”的承诺。在中国，法语这门语言的活力很强，在国家“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很多地方都能派上用场。国家现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非洲国家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之一。我很高兴现在不少法语专业的本科生与硕士生会把非洲作为毕业之后工作的“首站之选”。作为一个曾经在非洲锻炼过的“50后”“过来人”，我认为现在年轻一代的法语专业学生，尤其是“90后”，以后会是“00后”，必须有一个“法语人”的意识，也就是说，既然我选择了法语，那么时代会赋予我一个用所学的法语建设国家的使命，这样的使命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20世纪80年代末，我刘和平是其中一分子，现在责任就落到了年轻人肩上。法语不仅是一门“美丽的语言”，更是一门大有可为的语言，关键是要有能吃苦的精神。要圆“中国梦”，少不了包括法语教师与法语学子在内的所有“法语人”的共同努力!
杜磊：感谢刘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及给予我们的支持，感谢!
本文原载于《东方翻译》2020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内容有所更订与修改。
注释
①DEA是一个国家文凭，毕业相当于“bac 5”文凭，或者中国的硕士，获得DEA是在法国读博的第一步。
②从1978年让·德利尔(Jean Delisle)等两名博士毕业至2017年，巴黎高等翻译学校为全球多个国家培养了共84名博士生，含中国大陆8名，分别是:1989年赵和平、1994年闫素伟、1996年刘和平、2000年孙雪芬和谢思田、2006年邵炜、2007年王吉会、2017年张雯(音译)。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分别指导了其中的27名和22名。
③许钧.翻译释意理论辨—与塞莱斯科维奇教授谈翻译.中国翻译，1998(1):9-13.
④塞莱斯科维奇曾担任戴高乐(Charles de Gaule)总统的口译员，一生从事过36个领域的翻译。
⑤刘和平.释意学派理论对翻译学的主要贡献—献给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教授.中国翻译，2001(4):62-65.“达尼卡·塞莱丝柯维奇”在国内的通行译法为“达尼卡·塞莱斯科维奇”。
⑥勒代雷.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刘和平，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
⑦这里的B-A是指译员的语对(language pair)是母语译到外语，C-B-A是从第二外语译到第一外语或者母语的情况。
⑧刘和平，梁爽.人工智能背景下笔译的学与教.东方翻译，2019(2):20.
⑨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提出的院训为:挑战自我，服务他人，沟通世界。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刘和平，1982年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学院，后就读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获翻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2001年被法兰西教育部授予“教育棕榈骑士勋章”。现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口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对外传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法语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Babel杂志编委。曾荣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北京市师德榜样”等荣誉称号。刘和平教授是我国法语学界既精于翻译实务与翻译职业教学，又长于翻译教学理论研究的一位学者。
访谈者简介
杜磊，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和翻译教学。
文献来源：原载《东方翻译》2020年第6期，第48-57页，并收录于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98-119页（收录时，内容有所更订与修改）。引用请以期刊或原书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