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继承古法到对创作中的拟古主义的批评，到万历三十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而其中最具代表的是程远的摹古印谱《古今印则》的问世。在这部印谱的序跋中，曾为《印薮》命名并作序的吴门文坛领袖王穉登，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而我们亦要注意，王穉登的批评，是针对其时印坛拟古主义的批评，而非针对《印薮》。他写道：
《印薮》未出，坏于俗法；《印薮》既出，坏于古法。循俗虽陋，泥古亦拘。
语虽不多，然目标直指由《印薮》而引出的拟古主义。这段文字出于王穉登的声望和影响，亦可以看成是反拟古主义的一面大旗。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穉登对《印薮》的木刻失真所引发的拟古主义是始料不及的，亦是这种与初衷相反的结果，才导致了其批评的言辞亦是犀利的。
我们在程远的摹古印谱《古今印则》的序跋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思想的交锋。
其中，屠隆言：
诸艺悉可自创机局，独古篆之法，虽有绝代神智，必遵古人。至于图刻（此处指印章创作），以刀代笔，所贵法律森然，精彩自在，小笨则采之，微纤则法亡。
屠隆，字纬真，一字长卿，号赤水、鸿苞居士。官至礼部郎中，工书善诗文，此处他对印章艺术似乎有所看轻，他认为其他艺术均可“自创机局”，而独印章艺术“必遵古人”，这其中当然有其时流派篆刻兴起不久有关。
但是张纳陛的序文，则又与屠隆的观点完全不同：
今之拟古，其迹可幾也，其神不可幾也。而今之法古，其神可师也，其迹不可师也。
指《印薮》以为汉，弗汉也，迹《薮》而行之，弗神也。夫汉印存世者，剥蚀之馀耳；摹印并其剥蚀以为汉法，非法也。《薮》存，而印之事集；《薮》行，而印之理亡。吾友程彦明氏，悟运斤之妙，得不传之秘，与予有独知之契，而又病今刻之仿《薮》不知其原，盖伤之。谒其友人项氏希宪、晦夫、玄度昆季辈，尽发所藏汉印，精择而谨摹之，并摹近代诸名家于后，刻名曰《印则》。其文则藏于《薮》，其法则备，集百世之神以之变，留不磨之理以为工，不得不约，不得不刻，彦明之用心良苦矣。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纳陛与屠隆的观点的不同，屠隆认为“必遵古法”，“法律森然”。而张纳陛则认为对古法，“其神可师，其迹不可师”。张纳陛又以《印薮》为例，指出拟古主义者只重其表面剥蚀，“此非法也”。更是对程远的摹古印谱，大加表扬，认为其得真汉印之神，是谓真得法。
而《古今印则》中，姚士麟的序言就更加鲜明的提出“因体成势，存乎其人”和“开古为今”、“驱今为古”的观点。这些序跋中汇入的批判拟古主义的思潮告诉我们，通过对《印薮》带来的弊端的认识，明代印章艺术的人格精神已经凸现出来，而亦是对拟古主义和摹拟主义的批评中，入古出新的思想，越来越成为印人追求的目标。
此种入古出新的思想对如今的印坛亦是指的借鉴的，如今印坛承古不足，却多有以巧、匠、奇为宗者，观明代印坛之发展，当有所警醒。
万历三十七年，王穉登为即将问世的苏宣的摹古印谱《苏氏印略》作序，再次论及《印薮》，云：
《印薮》未出，刻者草昧，不知有汉、魏之高古；《印薮》既出，刻者拘泥，不能为近代之清疏。
盛赞苏宣“非泥古徇俗之辈”，“上下古今、独臻妙境”，完全立足点放在“近代”的印章艺术之上。在告诉人们其时明代印章艺术已经有了自己的体格。可以说明代的流派篆刻，是印章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变，而从文、何始，不到几十年，明代的印章艺术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格。
万历后期到明末，流派印章的发展，拟古主义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其时即使很多篆刻名家，亦有很多摹古印，而少有独具个人风格的印作。其时印人以当代名家印人为效颦对象，摹拟者往往以表面形式的劣作，把流派篆刻的风格弄得面目全非。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亦严重影响了印章艺术的健康发展。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批判，立即成了这一时期印章批评的重要内容。在印论之中，或以鉴别流派印章中开派大师的“变今”特点，或以早期开派人物的拟古现象为批判的目标，尽管看似观点出入很大，但是其宗旨都是以“入古出新”为理论根据，以唤起印人注重个性。
在朱简的《菌阁藏印》中，其好友韩霖作序言云：
自顾氏《薮》出，而玉石兼收，鲁鱼相混。何长卿一生伎俩，不过刻画形似，遂名噪一时。乃后之人，又取何氏而摹拟之，何异谈诗者摹拟七子，七子而后，所摹拟者又某某也。
余究心此道者二十载，殊觉登峰造极之难，于今人中见其篆刻之技近千人，与之把臂而游，上下其议论近百人，其尸而祝之者必曰何氏、何氏。余观何氏生平所摹拟，肖则因规就圜，如土偶之不灵，不然则斫璞为琱，犹画鬼以藏拙，技止此耳。众人匹之，得无举国之狂乎！乃朝学鼓刀而夕得糈也。
韩霖敢于直接批评当时公认的篆刻名家，显然是印章批评的一种进步，目的正在扫除摹拟者心目中的偶像，这也是因为在韩霖眼中何震称不上是值得崇拜的偶像，此处他以诗坛摹拟前七子来比喻何震的追随者，非常形象深刻地把当时摹拟形式主义勾画出来。这里我们要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在流派篆刻兴起之时，文、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其时印坛形式主义的摹拟何震，方是值得审视的地方。韩霖之言，有言过之处，有失公允，当然这也与其时正值公安派、竟陵派崛起诗坛，新文学思潮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出笔。”
在石材治印流行初始，文人自己治印刚刚兴盛之时，文、何之贡献更多的在于开宗立派，促进篆刻艺术的诞生、发展上，其在艺术上的造诣，更是要结合时代来看，而以后世之点来刻意批评，稍显不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
各个时代的印坛都有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只是所涉及的角度不同。无论何时，对于印人而言，对前人的继承，和结合时代建立自己的风格都是一个大问题，近代篆刻大师齐白石曾对弟子许麟庐说：“学我者生,似我者亡。”这就是一个拟古主义的问题。学习前人，学的是什么？学的是神，而不是单单的形似。而入古出新便是针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
文章最后，我们附上文彭和何震的传世印作，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流派篆刻兴起之时，文、何对秦、汉印的摹拟，亦可以看到他们印作中融入的各自的独特风格。
明代篆刻家文彭传世印作：
明代篆刻家何震传世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