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田在西班牙战场抢救伤兵。
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拜访一位老先生，谈到西班牙内战（1936-1939），留下多少动人的艺术记忆；譬如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Guernica），画下1937年纳粹德国地毯式的空袭，夷平西班牙古城格尔尼卡的人间浩劫。谈话中，老先生想起一首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老歌，当下就唱给我听：
“西班牙有个山谷，叫哈拉马，人们都怀念它，多少英雄战死在山下，哈拉马开遍鲜花。国际纵队，留在哈拉马，保卫自由的西班牙，他们宣誓要守在山旁，打死那法西斯狗豺狼。”
这不就是一首英美流行的老歌《哈拉马山谷》吗？曲调来自加拿大的民歌《红河谷》，填上了中文歌词。老先生说1950年代时这首歌在中国挺流行。
歌曲中的“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是西班牙内战中传奇的部队，总共有4万人，来自53个国家，他们志愿前去，抵抗德意法西斯军援下的佛朗哥叛军，保卫民选出来的西班牙共和国。令人惊讶的是在“国际纵队”中还有中国人。能够确认的有12位，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那个抗日战争的年代，自救都来不及，不意还有中国人去帮助西班牙抵抗法西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比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早一年。那年就有5位中国志愿者从法国赶到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其中两位山东大汉张瑞书和刘景田，后来还参加了1937年2月的哈拉马（Jarama）战役，那是西班牙内战中一个惨烈的战场。这个讯息惊动了几位朋友，2019年秋天，他们要我们带路走一趟哈拉马山谷，亲暏张刘出生入死的战场。
连橄榄树也在淌血
从马德里搭车南下，在通往地中海岸巴伦西亚（Valencia）的公路上，不出半个小时就看到远方山头冒出一个高耸的褐色纪念碑。到了山底，抬头仰望，纪念碑上紧握的两只巨大的古铜色的手，直擎一望无云的蓝天。山坡上是一片低矮灰绿色的野生百里香，凋谢的小花朵仍满布枝头，可以想见夏天花季时山坡一片花海，醉人的香味飘送百里，难怪《哈拉马山谷》歌词里写着“开遍鲜花”。我们沿着中间辟出的泥巴小道，慢慢往上爬。
这座紧握双手的纪念碑，朴素而庄重，似乎向苍天誓言团结。碑文写着：“莫拉塔（Moratade Tajuna）的人民，向为了自由而团结起来，参加哈拉马战役的国际纵队致敬。”
每年2月这里有纪念活动，许多国际纵队老战士、亲友和研究者从各国赶来，追思他们逝去的战友，现在老战士已经尽数凋零。2006年10月7日纪念碑揭幕时，当地市长主持，汇集的人群从山头一直延伸到野百里香铺满的山坡，纪念碑前面还站立不少白发苍苍的贵宾，他们就是当年参加国际纵队的志愿者。许多老战士说，参加西班牙内战之前他们从未摸过枪，到了哈拉马战场，面对的竟是佛朗哥的精英正规军，惊惶不可言喻。
纪念碑背后贴近峭壁处，被一长排橘色的塑料网围住，牌子上写着“此处2013年列为古迹保护”。塑料网后面的古迹，就是西班牙内战时留下的蜿蜒战壕和地道，深比人高，阻挡从山下往山顶上冲锋的战士。峭壁下的山谷，是一大片低矮的橄榄树园，子弹飞来，根本没有掩身躲避处。当年在哈拉马战场上一位爱尔兰诗人查尔斯·唐纳利（Charles Donnelly）有感而发，叹道：“连橄榄树也在淌血。”语声刚落，敌人一阵机关枪扫射，结束了他的生命。
国际纵队的传奇人物
战场上伤兵累累，救护兵中有两位山东人张瑞书和刘景田。他们是一战时来到法国的合同工人，当苦力，战后留在法国，在巴黎雷诺汽车工厂当工人，1936年11月28日两人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当救护兵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想当机关枪手，但因为年龄太大，没有被批准，那年张瑞书43岁，刘景田46岁。
战后，张瑞书回国谈到战场：“那救护工作也不容易呀，一次战斗是两个礼拜。在这十几天中，天天作战，一阵炮火下来的时候，阵地上满是敌我伤员，我同刘老抬起伤员就跑，一气就是十几公里才能放下。并且常常在敌人火力下抢救。”在哈拉马战场，张瑞书自己也受过伤。
有多少伤兵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没有人知道，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哈拉马战役结束当天，连队杂志就头版刊出一文《刘和张》：
“在这些救护兵中，有两个人最突出，他们已成为国际纵队的传奇人物。这两个人一个姓刘，一个姓张。国际纵队的步兵、炮兵或机关枪手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都很尊敬地称呼他们为中国同志。”
哈拉马之役，是西班牙内战中一场关键性的战役。佛朗哥叛军想跨越哈拉马山谷，拦截马德里到巴伦西亚的公路，便可直驱北上夺下首都马德里，宣告内战结束。国际纵队和西班牙军队坚持作战，宁死不退。三个礼拜的战役，伤亡人数双方都超过一万五千人，谁也不肯放弃一寸的土地，形成了僵局，国际纵队成功地保住了马德里，使得西班牙共和国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下，继续奋战两年，直到1939年4月佛朗哥才占领了马德里。这是为什么莫拉塔的人民要为国际纵队竖立纪念碑的原因。
1937年马德里《Es-tampa》杂志封面，刊登张瑞书的巨幅照片。
也是多国语言的合唱
站在纪念碑旁，听到车声，一辆白色车开上山顶。五条大汉钻出车门，年龄不一，其中一位穿着跟我一样的黑色运动衫，上面有纪念国际纵队的图案。我们高兴地上前相迎，原来他是本地导游，难怪知道有车道通往山顶，他陪四位丹麦游客来看哈拉马战场。
我们猜，也许他们有家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年长的丹麦人简先生笑着说：“啊，没有关系，我们纯粹是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才来。”他反问我们来意，我们摇头说：“跟你们一样，不过有两位中国人参加了这场哈拉马战役。”
话匣子就这么敞开了。简先生一脸白色络腮胡，以前是个海员，身材壮硕，他说：“丹麦有五百多人参加西班牙内战，有的骑脚踏车跨越欧洲来到西班牙。”他表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丹麦人口少，所以从人口比率来看，丹麦参战的人数比例相当高。他说读过许多丹麦志愿者的故事，“在哥本哈根还有他们的纪念碑呢”。
正聊着，突然听到一声银亮的叫声：“哇，你们也在这里！”转头一看，是满身活力的阿穆女士爬上山头，跟着上来的是一位金发中年女士。阿穆是西班牙国际纵队友人协会的会长，对国际纵队有兴趣的，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她。她介绍身旁的女士，是来自美国的玖蒂医生。
玖蒂为什么来看战场呢？“看到美国的情势，我很忧心，所以走访其他国家，看看别人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她含蓄地说，因此她到西班牙各地游走，遇到许多人，听到许多故事。在贫富悬殊、种族歧视日益严重的今天，也许西班牙内战反法西斯的历史，对她有所启发吧。
谁会料到，哈拉马战役82年后，三批人来自四个国家，不约而同地聚在哈拉马山谷，怀念国际纵队。阿穆忽发奇想，要大家聚在纪念碑前面，拉开国际纵队红黄紫鲜亮的旗帜，一齐唱一首歌。“就像西班牙内战当年，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翻越过比利牛斯山，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时，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一起唱《国际歌》。”阿穆动容地说。
在西班牙的秋阳下，中﹑英﹑西﹑丹四国语言的《国际歌》歌声飞扬，越过纪念碑，震动了山头。我心想，张瑞书和刘景田，这是献给你们的歌曲，你们听到了吗？
成了杂志封面人物
下了山，车子往东开，不多久就到了莫拉塔，停在哈拉马博物馆前。进门一看，是旅馆的后院，院子里摆了许多张铺着白布巾的宴桌，盛装的客人围坐谈笑，看到一群中国人走进来，他们满脸疑云，是否中国人也来参加婚宴？新娘新郎站在后面的一座门前拍照，我们不好意思地穿过他们，沾上新人的喜气，眼前是一栋粉红色镶着蓝色窗架的平房。
推门而入，白色墙上满是镶了相框的黑白照片，多到贴近天花板，延伸到隔壁房间，那些都是82年前参加哈拉马战争的战士和战场的照片。伴随着这些封存记忆的照片，还有当年战场上的实物，譬如步兵制服﹑防毒面具﹑反坦克大炮﹑榴弹炮﹑信件﹑各种废弃的子弹壳，还有抬伤兵的担架，等等。
在这些琳琅满目的物件中，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照片，特别有一面墙上密密麻麻贴着将近两百张战士的小照片，我们仔细检阅，认出战士有来自美国﹑英国﹑菲律宾﹑伊拉克等国家的，但是不见来自中国的张瑞书和刘景田。走到服务台询问，巧得很，站在一旁的长者正是馆长。我兴奋地告诉他参加哈拉马战役的还有两位中国人，从背包里拿出一本西班牙文版的书《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指着红色封面上背伤兵的大汉：“他就是刘景田。”馆长翻着书，要秘书抄下出版社的名字和地址。我想起背包里还有一张放大的张瑞书照片，随即取出，递给馆长，讲了一段照片背后的故事：
“1937年秋天，张瑞书来到马德里。每次战役下来他总是待在队里工作，从不休假，这次他的队长命令他必须去马德里休假。他走在满是内战标语和海报的街上，一张光头大照片吸引了他，走近一看，这是大开本《Estampa》杂志的封面，而这个封面人物竟是他！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队长下令他休假。这时围观的民众一拥而上争相拥抱他。”
馆长指着张瑞书这张杂志封面照，问道：“我可以留下这张照片吗？”正合我的心意，希望他能尽早把这张照片挂在博物馆。
张瑞书(左二)、刘景田(右二)在西班牙与国际纵队第十四旅的战友合影。
难忘异乡人的恩情
馆长名字是Gregorio Salcedo，朋友叫他高尤（Goyo）。他个子不高，肩宽胸厚，一双眼睛硕大有神，留着一撇浓密的八字胡，黑里露出几根白胡，一点也看不出他已经75岁了。我们好奇地问：“你怎么会收集这一屋子的内战记忆呢？”
这就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5年，高尤在莫拉塔出生，童年的记忆是痛苦的饥饿。“六七岁时跟着爸爸和哥哥去战场捡弹壳和铁片，卖了的钱去买面包。战后的西班牙，生活很苦，原料物资缺乏，许多人都靠捡弹壳贩卖维生。”他回忆道。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始思索这场毁灭性的暴力是怎么发生的，他需要厘清楚，才能了解那些在战场上收集到的实物，于是开始认识这场战争，学着怎么把实物分类，挽救本地那段灾难的历史。
每个礼拜天，他都去马德里的跳蚤市场，买西班牙内战的旧照片，添加博物馆的记忆库。现在战场上留下的弹片少了，不过他还去捡拾弹片，他说：“战场上的弹壳弹片，有的嵌在橄榄树皮上，有的埋在地里，等到农民挖土时才发现。”他是个机械工人，业余时，喜好把收集的废弹壳熔化，铸成各种形象。博物馆里摆了不少他的铸塑作品：《战争之后》，是一双铐着脚镣的脚；《十三朵玫瑰花》，呈现13位年轻女子的半身裸体，没有头，也没有手脚，她们在内战结束那年被捕，被拉到马德里坟场枪决；《向被哈拉马弹片撕裂的人致敬》，是一个比真人高大的铸塑铁人，他花了一年的功夫才塑造出来，把死亡转化成新生命。
这个博物馆，是高尤18年前建立的。“我得感谢熙德旅馆（El CidInn）的老板皮拉尔（Pilar），慷慨提供这个场地作为博物馆。”高尤说。他还透露了创建过程的曲折：“这个博物馆起先是不合法的，我们没有营业执照。头几年有同情佛朗哥的人检举我，说博物馆里有枪炮，怀疑我有问题。于是宪兵来这调查了好几次，还把手枪拿回去检查，发现没有问题。”不过，坏事变好事，检察官送了他一张超大的当年哈拉马山谷地图，让他挂在博物馆，还给了他一些改善博物馆的建议。
我们注意到博物馆进场不收费，尽管熙德旅馆老板提供免费的场地，但是维持费和添加展品的费用，从哪里来呢？我们好奇地问：“有政府的补助吗？”
“过去我试过多次，都没有成功。所以博物馆的经费都来自私人捐款，特别是从国外来参观的朋友。”高尤说道，“不过以后我们会得到政府的帮助，不久会搬到一个百年建筑的博物馆。”我们真为他高兴，大家纷纷忙着掏钱，塞进捐献罐子里。
高尤经历过这么多的波折，靠捐款建立这个哈拉马博物馆，不断地充实，是什么动力促使他这么做呢？望着我们诚恳的眼睛，高尤回答：“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记着国际志愿者，他们家不在这里，他们是异乡人来这儿为西班牙而战，来这儿送死。我感谢国际纵队，所以18年前在这里建了博物馆。”
倪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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