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 ——刘庆邦
有人说，到陕北，只要提路遥，就有人管饭；到矿区，只要提刘庆邦，就有人管酒喝。
刘庆邦，何许人也？他是著名作家，被誉为“短篇之王”，曾做过农民、矿工和记者，其长篇小说《家长》获2019年南丁文学奖，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
《神木》就是刘庆邦反映矿区生活的作品，据此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那时候，20岁的王宝强和一群群演聚集在北京电影厂门口，等待一个路人甲的演出机会。偶然的一瞥，李扬导演感觉这个少年的原生态气质，和印象中的元凤鸣重合，他勾勾手指，给了这个有梦想的少年一个机会。
王宝强不负所望，凭青涩的面孔和精湛的演技，获得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人奖”、法国第五届杜威尔电影节“最佳男主演奖”以及第二届曼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小说《神木》鲜有人知，独立电影《盲井》有如“神助”，名声大噪，成为王宝强的电影处女作和成名作，他从此摆脱群演身份，走上主演之路。
“神木”在小说中，源自老窑工的话：长在煤上的树叶是煤的魂。煤原来叫“神木”，大树老得变成神，变成神木了。
《神木》的故事简单：农民工唐朝阳和宋金明，合伙骗人到小煤窑挖煤，然后伪装井下意外“办”了矿工，再冒充死者亲属，和矿主私了骗取赔偿金。
在这期间，两个原本同样恶的人发生了分歧，一个走向恶的死地，另一个，未泯的良知被唤醒，选择了善，并与恶同归于尽。
这里，我想讨论一下，唐朝阳和宋金明如何被贪欲吞噬一步步走向死亡，良知在“恶”身上的复苏过程，以及在社会现实中，“善”该何去何从。
农民赵上河和唐朝阳为了生活，到一私家小煤窑干活，在井下亲眼见到一个老乡用镐头把同伴打死，向窑主诈取抚恤金。
目睹这一特殊生产方式的赵上河和唐朝阳，什么力也没掏，老乡却给他们每人分了一千块钱。
这给出苦力讨生活的赵上河上了生动的一课，他懂得了为什么有人穷，有人富，“原来富起来的人是这么干的”。
赵上河和唐朝阳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常年背井离乡，辛苦劳动得不到应有的报酬，承受着矿井坍塌带来的生命危机，和矿主坑害压榨的生存危机。
目睹老乡靠“点子”发财的简单手法，生存的需求和内心的贪欲两方夹击，他俩铤而走险，也干起了打闷棍的买卖。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层次是由低到高的，并且：
- 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不同层次的需求，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也不相同。
- 某一阶段，哪个层次需求占主导，要看那个需求表现出来的迫切程度。人在某一时期，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
宋金明清楚地知道做点子挣钱比挖煤容易，可万一有个闪失，自己的命也会搭进去，但他不想“像过去一样，上面派下来这钱那钱他都得卖粮食，不致于为孩子的学费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处借。”
在对金钱的不断追逐中，他们成了丧心病狂的禽兽，在他们眼里：
一个点子就是一堆大面值的票子，眼下，票子还带着两条腿，还会到处走动，他们绝不会放过。
如同狼发现了猎物，他们不仅兽化自己，他们眼里的点子也已经物化为“两条腿的动物”和“行走的钞票”，被称为“目标”。
宋金明对“目标”施展演技，让一个老实软弱，期待靠劳动挣钱改善生活的男人，心甘情愿地跟他们走，变成他们的猎物。
- 抛出诱饵：谎称去煤矿做工能获得高工资；
- 欲擒故纵：重金诱惑后就远离目标；
- 加重钓饵：给讨钱的妇人和年轻女人钱，伪装“富有”和“善良”；
- 双簧戏码：和唐朝阳一唱一和，直至彻底成功。
唐朝阳一直用“办”的眼光去看点子，元清平“这种可怜虫生来就是给人做点子的，留着他有什么用，办一个少一个。”在他眼里，“元清平”已经死了。
弱者和弱者相遇，并没有激起人应该有的同情和怜悯，竟也上演起一场弱肉强食的厮杀。人性之中的恻隐之心，已经被金钱的诱惑吞噬，他们对生命漠视，对死亡泰然。
原本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在现实面前发生了分化：唐朝阳和宋金明泯灭了人性，眼里唯有金钱，成为“吃人”的恶魔；而本分的“点子”元清平，落入恶魔的圈套，成为“被吃”的对象，坠落到社会更底层，最终死于非命。
原本宋金明是个贪图小利的人。作为中间人，他娴熟地在矿主和唐朝阳之间周旋；悄悄接受矿主塞的两千元；点子死后，带走了他的鞋，分得一百四十元。
回到家乡，宋金明恢复了真名“赵上河”。在落后的农村，在这片净土上，他是慈爱的父亲和恩爱的丈夫，一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正是这家庭的温暖，让赵上河已经冰冷的灵魂渐渐回暖。
农村是农民工的家，也是人们疯狂追求物质生活时被忘记的“根”。
他为自己犯下的罪恶痛哭、忏悔、恐惧，坚决不带同村的孩子出去，主动借钱给邻居的孩子上学。妻子的疑问，使他心底深藏的恐惧和隐痛被触动，甚至决定到此为止，不再干那生意了。
生存的压力是悲剧的助燃剂，而人性的贪婪则是根源，对金钱的欲求扼杀了人性。
赵上河并未停止罪恶。俩人又换了名字，变成王明君和张敦厚。
物色的下一个点子是16岁的元凤鸣。
这个辍学的孩子，要出来挣钱交妹妹的学费，还要打听爹（元清平）的下落。
王明君（宋金明、赵上河）似乎真的不想杀死王风（元凤鸣），他借口“这小子连女人是什么味都没尝过”带王风“开壶”（嫖妓），又提出让王风“喝点上路的酒”；张敦厚（唐朝阳）决定亲自动手时，他却喊出声来示警。这一次次的犹豫和拖延，引起了张敦厚的怀疑。
至此，这两个兽化的人之间，又发生了分化：一个坚决做禽兽，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一个人性复苏，发生了动摇，由“恶”向“善”转变。
但这个转变一直没有彻底完成，所以“善”只是复苏，他只是“等等再说”，并没有坚决地放弃杀王风。
一方面，是因为宋金明在王风（元凤鸣）身上，看到自己儿子的影子。他对儿子的感情，“移情”到了王风身上。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曾说：她见过的杀人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感情麻木，所谓感情麻木就是缺乏移情和感同身受的能力。显然唐朝阳没有这种能力。
另一方面，有唐朝阳“绝不绝后跟咱有什么关系”的阻挡，也有他自己 “我同情他，谁同情我？”的心理暗示，这些话语刺激着宋金明，提醒着他生活的残酷，让他一直处在挣扎矛盾中，导致他人性的复苏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
直到最后，唐朝阳要亲自动手“办”了王风（元凤鸣），宋金明才不得不做出行动，来实现他最终“善”或者“恶”的选择：杀死唐朝阳后，他和唐朝阳同归于尽，一起毁灭在假顶下。
杀人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挣扎矛盾的宋金明也解脱了，完成了他最后的“善”的救赎。
元凤鸣是个不谙世事，淳朴善良的高中生。因为家境贫寒，他不得不背着那个黄帆布书包，辍学出来打工。
他拘谨，没见过世面：“目光固定地瞅着一处，不敢看人，也不敢多说话。”他“神情忧郁，眼里老是泪汪汪的”，还老实，有问必答。正是这种纯真的稚子之气，打动了宋金明的心，让他良心发现，开始犹豫。
元凤鸣是善的代表。作者在这里，还给与了他一种圣洁的神性，结合“神木”的寓意，让这种神性去拯救宋金明的人性。
元凤鸣对社会缺乏认知，他问“二叔”宋金明“社会上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对人怀着善意“我看还是好人多”，进入煤窑却感觉是掉进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跟窑上的人世完全不同，仿佛是一个充满黑暗的鬼魅的世界。
苏格拉底说：善是人的内在灵魂，没有谁生来就是坏的。
宋金明临死前，让元凤鸣说自己是他的亲侄子，去找窑主索赔，然后“好好上学，哪儿也不要去了！”。
可元凤鸣跟窑主说了实情，窑主“只给了元凤鸣一点回家的路费”，就打发了他。他在“一道荒路茫茫的土梁上走得很犹豫。既没找到父亲，又没挣到钱，他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
刘庆邦在谈到结尾的安排时说：“我想用这个孩子的心灵给人性一点希望。”作者对被物欲扼杀的人性做出批判时，又哀叹他们在底层生存的艰辛；揭露了人性恶，质问人类良知的缺席，但对人性仍然寄予美好的愿望。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药》，旨在暴露黑暗，但也着意表现光明，在夏瑜的坟头：“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神木》写人性丑，是为了呼唤人性美，在对丑的批判中，又充满了理解和向善的期待。
青涩懵懂、朴实善良的元凤鸣，在社会上游走一番，最后两手空空，他内心的“神木”还存在吗？他会是下一个唐朝阳或宋金明吗？努力赚钱，是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社会认同的唯一途径吗？
《盲井》的结尾，一身校服的王宝强仰头看向远方的天空，一根冒烟的烟囱下面，正在火化着“唐朝阳”和“宋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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