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三届艺术节的展演剧目中,有两部传记剧,话剧《路遥》和沪剧《敦煌女儿》,备受关注,两位主人公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精神的魅力,深深感染了观众,引发热烈反响和共鸣。

作家路遥赢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桂冠,他和有着“敦煌女儿”美誉、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同时获颁“改革先锋奖章”和“最美奋斗者”称号,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取得的非凡成就早已家喻户晓,也成为多种艺术形式青睐的表现对象,如今,他们又鲜活地“立”在话剧和沪剧的舞台上,成为深入人心的传记剧经典形象。

两剧堪称一剧一格,两个主人公个性鲜明,他们有着不同的遭际和境遇,但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他们都高扬信仰的旗帜,以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果决和勇毅,一寸寸攀上事业的巅峰。可以说,在精神追求的层面,他们极具共性。

学习民艺传承的感悟,微评十三艺理想情怀与精神魅力的交响(1)

《敦煌女儿》剧照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两位主人公最大的共同点,是对事业和理想的热爱,这种“爱”焕发出无穷的动力,使他们坚守初心,奋斗不息。理想像磁石,牢牢吸附着他们的身心,从生到死,从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到两鬓斑白的夕阳风景,这种非凡的“爱”贯串了二人的一生。

“爱”的质地和成色,“爱”的深度和温度,是由种种阻力彰显出来的,现实的磨难将这种“爱”锻造成精神的合金,藉此支撑起巍峨的理想大厦。《路遥》和《敦煌女儿》精选一个个故事和场景来表现主人公遇到的人生难题,这些困境是考验,是煎熬,更是对理想的冶炼和加持。

路遥出身陕北的贫寒人家,从小饱受饥饿和贫穷的折磨,但文学梦想一旦在他心底扎根,便无所顾忌,长势惊人。步入文坛的路遥,经济上依然捉襟见肘,时常举债救急,却不为暴发户要他写传而开出的令人咋舌的价码所动,心无旁骛地跋涉在文学创作的崎岖之路上。他像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兄弟一样,耕耘着文学园地,过着“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日子,勤勉,笃实,展现出劳动的本色,庄严而神圣。文学创作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其间充满迷雾和变数,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起“落伍”“陈旧”“不合时宜”之类的质疑。为了理清思路,找到“主心骨”,他回到陕北,观察变革中农村的人情世相,他下到煤层深处,置身于煤矿工人在黑暗中心怀光明的火热劳动场景,这些见闻和思考使他力排众议,坚定了用朴实的文笔书写百姓心声和时代史诗的信心。路遥说过,只要不倒下,就要出发。他背着生活沉重的纤绳,攀上了文学的高山,他耗尽心血,浇灌出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等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他对文学的热爱,对讴歌平凡人生的热爱,是一种360度无死角全身心的投入,真正做到了以命相搏、生死许之的极致,也召唤着无数同道者继续前行。

“敦煌女儿”樊锦诗本是一位柔弱的上海姑娘,中学课本上的“飞天”形象启发了她的“敦煌梦”,北大考古系毕业后来到莫高窟,与第一代敦煌守护人常书鸿先生三击掌打赌,独自度过惊心动魄的莫高窟首夜,赢得同仁的赞许,然而,立志在风沙肆虐、条件窘困的敦煌扎根一辈子,实非易事,不仅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挥智慧、因地制宜地去适应、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要累及家庭,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分居19年,孩子无人看管,被绑缚在床上,下班回来的樊锦诗最欢喜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害怕发生悄无声息的悲剧。剧中樊锦诗忍痛签字请求调离,彭金章察言观色,深知妻子对敦煌魂牵梦绕、万难割舍,一把将亲自拟好的请调报告撕掉,毅然接过抚养孩子的重担。这么多年的坚忍、忧思、渴盼难与人言,只要守护着敦煌的精美文物,忘我地工作着,樊锦诗的身心就会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中,似乎进入了妙不可言的真如境界。敦煌留住了樊锦诗,樊锦诗带领同仁用“高保真”数字存储技术永远地留住了敦煌。“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樊锦诗与敦煌“爱”的约定。

两位主人公的执着信念和精神魅力焕发出巨大的感召力,《路遥》和《敦煌女儿》中人物之间守望相助、温情互动的情节,如同风吹铃铎,声播四处,八方应和。

路遥是个性格爽朗、知情感恩的陕北汉子,对乡土家园刻骨铭心的眷恋,对父老乡亲的牵挂和悲悯,与煤矿工人的倾心交谈,与说书艺人的亲热逗趣,种种感触和情愫都揉进了他的小说。特别是他与程远的爱情,尽管有缺憾,有抱愧,“遥远的路程”上彼此有错失,但毋庸置疑,爱情使路遥的创作激情愈加蓬勃,他用程远给他的定情之物,那只“永生”牌钢笔写就《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代表作,英年早逝的路遥也因这些作品得以“永生”。这对夫妻有着“形而上”的相知和契合,却因“形而下”的生活而渐生罅隙,《路遥》对二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处理得克制得体,一方是欲说还休的怨言和总被打断的劝诫,一方是一再落空的许愿和延宕未言的表白,他为了文学大树的茂盛而忽略了对爱情花朵的照料,这枯萎的落英,是对理想的献祭。病床上的路遥最后一次“执子之手”,倾诉着“与子偕老”的祈愿,那曾经的龃龉和怨怼,被彼此的泪水彻底冲淡。

除了凄美的爱情,路遥与王天乐的手足之情,也令人唏嘘不已。多年来,天乐就是哥哥的“生活秘书”,为他处理一切琐事,送烟,买车票,包括奔走作品出版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借钱。阮囊羞涩,一次次为难这对自尊的兄弟,为了支持哥哥的文学梦想,天乐四处求告凑足盘缠,终于把他送上进京的火车,他脱口而出的一句“怨言”——幸亏你得的是茅盾文学奖,你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到哪儿去给你借美元啊?!令路遥一时语塞,兄弟俩面面相觑,百感交集。天乐眼见一门心思沉迷创作的路遥,搞垮了身体,搞散了家庭,搞得日子左支右绌,困顿狼狈,真是忧心如焚。他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劝路遥不要太拼命,太忘我,实际上却身不由己紧紧跟上路遥飞奔的脚步,随时听从召唤,生怕他有闪失。这样的兄弟情深,让人想到梵高与提奥的故事。天乐扶助路遥完成了文学梦想,作为孙少平的模特,他的生命也融入了《平凡的世界》这部史诗巨构。

从上海姑娘到“敦煌女儿”,樊锦诗经历了反差巨大的“蝶变”,从格格不入到适应西北的大漠荒寒,从两地相思到夫妻共守敦煌,从留在敦煌到留住敦煌,《敦煌女儿》用樊锦诗的“家乡戏”沪剧咏唱她的敦煌人生,贯穿全剧的情感力量,尤令人动容。常书鸿、段文杰等几代敦煌守护人前仆后继、相互鼓励,激发不离不弃的决心,凝聚不屈不挠的斗志,志同道合的事业追求产生强大的情感向心力,樊锦诗置身这样的集体,接收传递着关爱,舞台上情感暖流的涌动一次次掀起共鸣的高潮。彭金章的支持更是樊锦诗坚守敦煌不可或缺的后盾,剧作展现了他们新婚的甜蜜,红烛和佛灯交相辉映,也预示了他们聚少离多的境况,事业和家庭的两难,撕扯着他们的身心,夫妻二人泪眼遥望,隔空嘱告,深情抒怀,铭心可感。最终彭金章调来敦煌,一家团圆,也彻底圆了樊锦诗的“敦煌梦”。

《敦煌女儿》背景中几次现出莫高窟第259窟禅定佛陀的影像,“这尊坐佛长眉细眼,身披圆领通肩袈裟,衣褶纹理生动流畅。佛像双腿盘坐,两手交握,自然地收于腹前,神情庄重,沉静甜美,仿佛全然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樊锦诗无数次与禅定佛陀照面,观想着光明澄澈、尽善尽美的妙相,体味着佛教宣扬的慈悲和奉献,身心遨游于宁静愉悦的天地,这种心灵的相通是一种至高境界的修行。《敦煌女儿》唱出了樊锦诗对敦煌的痴情,更是对自我牺牲的“莫高精神”的礼赞。

《路遥》和《敦煌女儿》以精巧独特的舞台呈现,打开了主人公广博深邃的心灵世界,他们的浩荡心声如黄钟大吕,理想情怀和精神魅力的交响,是其最美的乐章,久久回响在观众的耳畔心间。

(作者简介: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 张川平)

作者:张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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