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易经·格卦》
吴文俊先生是大数学家。他大学毕业时正逢抗日战争，在沪上做过六七年的中学老师，也曾在杭州的之江大学代课。后来留学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吴先生在拓扑学、中国古代数学研究和数学机械化三大领域均做出杰出贡献，3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0年，他与水稻专家袁隆平一起，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可是，每当有人说他是天才时，吴先生都会嗤之以鼻，说自己是一个笨人，同时补充道，数学是笨人学的。
吴文俊先生除了喜欢数学，还从小爱看闲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他还爱看电影和话剧。吴老拥有一颗顽童的心，78岁时曾让一条蛇缠绕在自己身上，83岁时曾骑到大象的鼻子上，90多岁时还曾自己打车去商场看电影，然后去星巴克喝咖啡。晚年他在口述自传里说，“对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的书和泡在书里的那些日子。”
吴文俊先生性格温和，为人谦和。即便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的头上也没有被戴上“反动”的帽子，没有被批“里通外国”，也没有被关进“牛棚”，所以有人说他是大智若愚的人。他甚至可以抽身，带着九岁的独生儿子，坐绿皮火车到南方“串联”了将近一个月，那是在1969年。他们去了许多地方，包括杭州西湖，年轻时他在那里教过书。父子俩一边玩耍，一边品尝各地风味小吃。
吴文俊先生不仅什么都明白，而且非常懂得感恩。正因为如此，他是个有福之人，每逢人生的关键时刻，总会遇到朋友或贵人指点、相助。因此，吴先生有着松柏之寿，也是非常自然的。他是上个世纪50年代当选学部委员的190位杰出科学家（另有社会科学家64名）里最后一位辞世的，享年99岁，他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笔者虽只在20多年前与吴老先生有过一面之交，仍记着他的风采和人格魅力。那是在1996年冬天，吴先生应邀参加台湾的数学年会。那次笔者也有幸受邀，与吴老一同出席，且我们是仅有的两位大陆同行。吴老先生平易近人，我们常私下里聊天，并一起游览了风光旖旎的日月潭。回国以后，我们也曾有过函件往来，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保存好吴先生的墨宝。
在吴文俊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我为《数学文化》杂志撰写了一篇纪念他的长文，后收入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带着数字和玫瑰旅行》中。今年5月12日是吴先生100周年诞辰，京沪两地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也将文章做了改编，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绘本。插画师李亚男女士为本书花费了心血，她的堂妹李丹同学是我的研究生，不幸在浙大读研期间因患结肠癌早逝，本书的出版也是我们对她的纪念。对我个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种新的尝试。（蔡天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