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性别比失衡，原新认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相较女性多出来的男性，数量太大，基本上是个无解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可能主要还是怎么去防范由此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来源丨原子智库
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长期以来被热议的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得到印证，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则需更深入的探讨。
腾讯新闻·原子智库日前就此对话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原新教授曾担任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专家组组长十多年，是权威的人口学者。
他认为，老龄化的形势已经无法改变，只能用发展经济来应对老龄化——本质是经济发展，通过挖掘新的机遇，把经济蛋糕做大、做强，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应对老年人问题是个民生问题：分蛋糕的问题。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了，才能为包括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公共政策和民生保障，提供财富积累。
对于性别比失衡，原新认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相较女性多出来的男性，数量太大，基本上是个无解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可能主要还是怎么去防范由此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以下是正文：
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与风险
原子智库：您刚谈到这次关注的问题中，有一个是人口结构变化。这两天讨论得非常多的是老龄化问题，有机构预测，2022中国就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您怎么看？
原新：对于这两天说的明年老龄人口就有可能超过20%，我不认同。我的判断是，别那么绝对，保守一点说，在“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社会，“十四五”末期老年人口规模超过3个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了，至于具体到哪一年，早一年，晚一年，炒这个概念没任何意义，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老龄社会正在深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和更多的难题。
原子智库：老龄化的持续加深，一方面会造成社会保障的较大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经济整体，它具体会怎样影响经济发展？
原新：老龄化对经济领域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或者说风险。
第一，老龄化速度的加深、加快，会带来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风险。因为老龄化不只是老年人口变化，是整个全龄人口的变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它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力的价格上升。这意味着，我们传统的靠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出口优势，慢慢在失去，它对未来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压力，肯定是存在的。
第二，它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一些压力、风险。到这个世纪中期，老年人口和老龄化水平在现在的基础之上还会翻一番，达到5亿人左右，老龄化水平将升至35-36%，伴随着基本养老保障、基本医疗保障的全覆盖和未来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个经济收入中用于养老的资本就会增加，而国家经济的大盘子就这么大，用来发展实体经济的部分就会变少。
第三，到本世纪中期，老年人口会在现在2.6亿的基础上增长到5亿，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伴随基本养老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养老保障金、基本医疗保障金的盘子将非常巨大。这样一个巨大的金融资本的管理、保值增值、资金安全等，会给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一定的压力。从去年开始，养老保障金有一部分可以投向股市，这其实都是压力和风险。
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压力，第一是基本养老保障的压力，第二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压力，第三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的压力。这三大压力，我不想解释得过多，即便保障、医疗的人均标准不再提高，伴随着老年人口翻一番，资金总量的需求也得翻一番。更何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障标准也在提升，老年人数在快速增加，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压力以及增压是显而易见的。
老龄化对城乡发展的影响。老龄化对城乡发展、对三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次普查，农村的老龄化水平比城市高了7.99个百分点。从理论上来说，生育率相对高、预期寿命相对低的农村地区，老龄化水平应该低、老龄化进程应该慢，但事实恰恰相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的历次普查资料均显示，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进程快于城镇。
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的存在——这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总量是3.7亿，其中跨省流动的1.3亿。流动人口有典型的“三八”特点：8成以上来自农村，8成以上流入了城镇，8成以上是青壮年劳动力。
这样就给农村造成了“四留守”现象：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残疾人，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但中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准备、制度准备都不如城市，但它恰恰比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农村率先迎来人口老龄化大潮，这个挑战是更加严峻的。
这样的挑战对“三农”的影响：一是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会短缺，尤其是人口流动比较活跃的农村地方；二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劳动力的高龄化，可能影响整个农业的发展甚至粮食安全；三是农民本身的发展，农村出现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的现象，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发展。
应对老龄化只能是单腿走路
原子智库：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如何应对？
原新：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战略思想上来说，一要加强对老龄社会的认识，创新思维，加强准备。因为既然老龄社会不可避免、不可逆转，而且程度还在不断加深，那对我们来说，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是依靠控制人口数量和发展经济两条腿走路不一样，现在老龄化大趋势不能逆转，改变不了，只能去发展经济，用发展来适应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所以，单腿走路、单向行动去解决问题，困难和挑战会更多。
针对这个情况，我的态度是，既然人口老龄化不能改变，老龄社会程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应对的逻辑，第一步就是去适应它。适应的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它，明白挑战，寻求机遇。现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不光是普通百姓，还有决策者，制定的很多政策，缺乏老龄化的视野，应该尽快改变。
思维的改变，需要四个突破：一是突破人口学的思维局限，我们一谈到人口老龄化，就拿人口数据、拿老年人口说问题，这固然很重要，但应该在老龄社会语境下讨论老龄问题；
二是突破老年人思维，应对老龄化不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是整个全龄人口、全生命周期的问题；
三是突破部门应对的局限，现在一谈到应对老龄化，该要找民政部、找卫健委、找国家老龄委，不对！这是全社会、全体国民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需要共同应对；
四是突破孤立地看待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而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国家战略体系当中去谋划，以一个统筹的通盘的总体观来认识这个问题。因为人口老龄化是未来30年发展的基本国情，只能去适应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去应对它。
既然上升到国家战略，就要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战略配套应对，设计政策体系。应对老龄社会的本质是经济发展（怎么样把经济的蛋糕做大），应对老年人问题的本质是民生发展（怎么样把蛋糕分好）。老龄社会结构性问题不断加深的状况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无疑在增强，我们就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新的机遇，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经济的蛋糕做大、做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积累更多的财富储备。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应对老年人问题，让老年人充分公平的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增强幸福感和获得感。试想一下，不把经济蛋糕做大，一天到晚谈论应对人口老龄化，你拿啥应对？只能是空谈。只有把经济蛋糕做大了，才能为包括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公共政策和民生保障，提供财富积累。
基于这个情况，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要充分包容人口老龄化的视野。也就是说，在人口老龄化这个不可逆转的基础之上，要认清楚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未来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主要表现在：一、劳动力虽然减少，但数量依然巨大；二、人力资本的存量不断地雄厚；三、落实老年人的延迟退休政策之后，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开发，以及开发性别红利。也就是说，未来的教育红利、性别红利、老年人红利、人力资源红利，尤其是人力资本红利，都应该得到充分开发。
第二，科教兴国战略，还是要继续不断地提升全体国民的综合素质，提升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有效利用率和有效供给。不能仅仅只看到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的数字，而要继续发展教育，让人们能得到更好的能力、知识和技术的发展，积累人力资本。
第三，在充分就业的国家战略之下，让劳动力更加有效地就业。既要提高劳动参与率，同时更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让每个人创造的财富更加丰富、人均能够养活的人更多。伴随着寿命的延长，要开发长寿红利，让人的生命周期当中能够创造财富的时间更多地延长，这是延迟退休的根本所在。同时，就业是进入各类正规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是最好的养老保障，是最有效的养老保障。
过去小学没有毕业就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十五六岁就开始工作了，现在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年，二十四五岁才开始工作，也就是说，人生中进入劳动市场的年龄延后了10年，但退出劳动年龄的时间没有变化。而平均寿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制定退休制度时的40多岁到了现在的77岁，还保持那样一个退休年龄，是对人的生命的一种浪费。
第四，健康中国战略。国家制定的政策非常明确，健康要从娃娃抓起，要促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素养和健康行动的提高。而老年人的健康，是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素养、健康行为的积累和结果。生命周期的健康条件好了，老年的健康条件自然就好了。老年人健康条件好了，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机会就增多了，养老的成本也就降低了，老年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依赖也就减轻了。
第五，科技发展的战略，要充分纳入到未来的养老保障当中。智慧化养老、数字化养老，智能化养老，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整个老年人的生活当中，消除老年人的数字鸿沟。
第六，文化强国战略。中国对老年人的态度，《宪法》写得非常清楚：成年人有抚养小孩成长的义务，同时还有赡养老年人的责任。养老、敬老、孝老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构建和发扬光大，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的表现，是我国跟西方文化巨大的区别。这样一种优秀的中国文化应该得到发扬，同时也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
总之，不要孤立地看待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而是要把它融入到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体系当中来统筹。
性别比失衡
原子智库：男女性别比，也是这次人口普查中大家非常关注的点。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但有学者提出，总人口性别比是个平均数表象，分人群之后，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适婚人口性别比都偏高，您怎么看？
原新：我在国家人口计生委担任过十多年国家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专家组组长。性别结构的失衡，主要原因是有长达40年左右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积累。
1982年我们就发现，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离了正常值，高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103-107的上限值，然后一路波动攀升，到2004年达到了最高值121.2。2005年之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国家治理的推动下开始下降，2015年为113.5，2020年为111.3，仍然偏高。
从80年代偏高到现在，这么多年多生出来的男孩，如果按照平均105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的正常值为基础计算，“男性盈余”或者是“女性赤字”，大概就有三千多万——这次普查下来，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了3700多万。
但是，不能理解成将来一定会有这么多的光棍。原因很简单，一是不同年龄阶段的性别比是不一样的。男性的预期寿命比女性要短5岁左右，女性本来就应该多一些，但是，一般在高年龄段。
二是目前20-40岁的适婚年龄段，也就是1980-200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增长最快时期的出生人口，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个数字，婚龄阶段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人，这是值得关注的数字，会造成相当数量的男性失婚现象，成为主要的不能结婚者。
原子智库：这是个问题吗？
原新：它是个问题。第一，总体上男的多了3000多万，但真正出现问题应该是在婚龄阶段。无非就是两个问题：一是婚姻的竞争会加剧，二是婚姻成本会提高，如彩礼疯涨、结婚成本提高等——很多事实都已经证明了这个。
第二，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比如，青壮年有性方面的需求，可能会增加由性导致的犯罪事件。到了老年阶段，按现行养老体系，既没有伴侣也没有后辈的这些人——在农村叫“五保户”，在城市叫“三无人员”，都属于国家养老保障兜底的人群，又增加了国家的养老负担。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出生队列，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如期而来，这是人口发展规律所致。
因此，应该做好处理这些问题的准备。很多人说去找外国新娘，但这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婚姻问题，大部分人是结不了婚的，而且他们主要沉积在边远落后地区，主体是各种能力较差的男性，所处阶层相对较低。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给中国社会留下长时期的隐患，应该尽早认识尽早准备，尽量预防和控制负面问题的出现。
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现象，如果说大量的男性不婚是因为先天性的缺乏与之匹配的女性人口，是被动的结果，那么，还有一部分女性则主动选择不婚和独身，这更加剧了婚姻市场性别失衡现象的存在。这部分女性主要是学历、职业、收入等都很不错的群体，自理能力强，自主性强，根本不愿意结婚，她们与不能结婚的男性往往不在一个阶层，甚至差距很大。
原子智库：在国际上，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一般有哪些解决方案？
原新：无解。人口现象是长周期事件，人的生命周期平均约为80年左右，出生性别比已经偏高三四十年所形成的男性“盈余”的现象，只能伴随这批人的生命周期的结束而消失。
当然，国际社会的经验来看，人口较少的地方，可以通过移民采用进口“新娘”的方式来弥补本地的“女性赤字”。比如中国台湾，曾经也出现过30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但是男性一共就多出来二三十万人，通过大陆新娘、越南新娘、菲律宾新娘等，基本上解决了因为出生性别比失衡而形成的婚姻问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3000万的“盈余”男性或“女性”赤字，依靠出口新郎或进口新娘都只能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人的问题。
所以，已经出现的性别失衡基本上就是个无解的问题。我们能做的，可能主要还是怎么去防范由此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当然，防患于未然，阻止出生性别比继续偏高，让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是消除性别失衡的根本，这是解决未来性别失衡的治本之策。落实这个策略需要经济的发展，社会公共政策的健全，尤其是老年保障制度的健全，消除男孩偏好的文化基础，弥合男孩女孩比较利益的差距，消除选择性别生育的冲动和需求，真正实现生男生女一样好，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也就自然而然会消失。韩国就是最好的例子。（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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