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宋朝，我们旧有的印象是“积贫积弱”。关于“积贫”，钱穆先生说“宋代内部又终年闹贫，几于穷得不可支持”；至于“积弱”，从表面现象看，它的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
现代史学家经过认真研究，发现宋朝既不“积贫”，也不“积弱”。“积贫”不过是宋代统治阶层力图改革的舆论宣传。两宋时期，国家财政收入较隋唐时期有了大幅增加，国家财政和民间财富的积累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与汉唐时期脆弱易分裂的游牧联盟国家匈奴、突厥相比，两宋所要面对的，是新兴起的拥有二元管理体系，能够对国家内不同的农耕和游牧民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北方帝国这种强大得多的敌人。说这个在战争中立国，同数个强大敌人战斗并生存300多年的政权“积弱”，在逻辑上说不过去。
事实上，宋朝在过去被严重低估了。在许多著名史学家眼中，宋代不仅仅是文化最发达、科技最进步、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也是民生最富足的时代。费正清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而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则认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 ”。
重视“劝农”以“尽地力”
农业隆兴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史称宋代“百姓康乐”，当系事实。
宋承五代战乱之后，特别重视“劝农”以“尽地力”。农村设有“农师”，教导农民耕稼之法，并监督农民之勤惰，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可告之于州县治罪。宋太宗尝亲自检察汴京近郊青苗的生长情况，并告诉群臣，农民太辛苦，如果不是“兵食所资”，他真想免征租税。他曾“亲耕籍田，以劝农事”，可见其对农业的重视。
“澶渊之盟”后，四方无事，农村开始繁荣，但“天下废田尚多”，朝廷乃设法鼓励流民耕种。迨生齿日繁，废田已尽，朝廷遂有开垦荒地之议，包拯即以辑抚流民屯田有功。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太宗时，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余顷（每顷百亩），宋真宗时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余顷，至宋神宗时，天下垦田已逾三千万顷，故农产品丰盛。
南宋高宗即位之初，农民逃亡者众，乃“诏有司招诱农民”，给予赈贷或免税之优厚条件。时黄淮流域饱受金人迫害的百姓纷纷逃至江南，也对充实江南农村极有帮助。宋高宗曾谕令：“淮北之民襁负而至，亦可给田，以广招徕。”开垦荒地的农民，政府均不加税，故无“旷土”。
水利是发展农业的要务。宋太宗时即发诸州戍兵一万八千人，筑堰六百里于福建，引水溉田。宋仁宗下诏（1044）制定对官吏兴水利成绩的惩奖条例，对振兴水利、开垦田畴有功者有不次升赏，不力者从重黜罚。宋神宗为兴筑陕西渠堤，不惜动用内藏钱。南渡后，江南多水田，水利尤其重要，兴水利被视为官吏的天职，官吏对于陂塘沟泽的整理浚疏，莫不尽力而为之。总之，两宋有“民生性命在农，国家根本在农”的观念，故朝廷对水利之兴建，灾荒之赈济，均全力以赴。
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工商业自亦发达。宋代的工业技术已很进步，当时已可以利用水力推动安装有三十二个锭子的大纺纱车；指南仪器、胶泥活字印刷术、火药武器等都有长足改进。
宋代的主要工业由官方经营，工人分为兵匠与工匠两大类，制造的产品种类繁多，亦可分为供应皇室日常用品与武器两大类。产品自织绣到铁甲，应有尽有。汴京皇室工厂有一百五十余所，兵匠与工匠合计达两万三千余人，可见分工之细与规模之大。宋神宗十三年（1080），朝廷全年铸铜钱五百余万贯（一贯为一千文），铁钱八十余万贯，为唐朝极盛时代（玄宗时）的十八倍，铸造技术一定大有改进。
与武器及铸钱平行发展的是矿冶工业。北宋时年产银最高约三十吨，铜约九千吨，铁约三千七百五十吨，以七八百年前的标准而言，产量已是惊人矣！
民间工业的规模不大，但成品的质与量，都足令后世钦羡。其中以纺织品、瓷器、漆器及造纸最盛，如成都的蜀锦，景德镇的青瓷，定州的白瓷，温州、杭州的漆器，宣州的宣纸，台州的玉版纸等均负盛名。
工业兴盛，贸迁有无的需求增长，商业由是活跃。商业中心分布全国，北宋时代，今浙江、山东、河北中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商业最发达。今浙江及太湖一带稻、布帛、工艺产品丰盛；今山东一带出产绢绸，有海口与南方及外商如高句丽商人贸易；今河北一带因与辽通商，亦有商业中心。苏北盛产盐、茶，故贸易兴盛。广州、福州、泉州为对外贸易中心，自五代时即已如此。
宋代对外贸易设有市舶使，对内各地均设有征税机关，称为“务”或“场”，征收过往物品商税。宋神宗时全国有务场一千八百五十处。南宋时务场更多，其密如网，可称之为“商税网”。虽然如此苛扰，因为税率只有百分之三，开店铺的税率为百分之二，故商业仍然很发达。
宋代对商人的歧视较前代为轻，不似唐代规定坊（住宅区）、市（商业区）分开，市有一定的营业时间等种种限制。宋代只要纳税，任何地区、任何时间均可设店营业，并有夜市，可营业到清晨。还有“草市”的兴起，即设在城郊定期的市集，后逐渐发展成为永久的市镇，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即变成州县。唐代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不过十余处，到宋徽宗时，此种城市全国增加到五十余个，这与商业的兴盛有密切关系。
宋代的货币数量多而又划一，交易起来自是方便。宋真宗初年四川出现“交子”，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宋仁宗元年（1023），政府在四川设“交子务”，次年发行交子一百二十五万余贯，以后逐渐增加。交子到南宋时便很普遍，流通全国，这对贸易的扩大极为有利。奇怪的是，北宋货币虽多，似未造成通货膨胀。据专家研究，北宋一匹绢的平均价格反较唐代的低。
宋代提倡文治。欧阳修尝惋惜士人何不幸而生于五代。宋太祖针砭时弊，特别奖励文风，重用儒臣，自是正本清源之良策。他除优礼士大夫外，最重要的政策是重视科举制。他即位次年（961）即开科举，进士及第者仅十一人，可见读书种子之少。他立即“释褐”，即派为官之意，与唐代进士及第后尚需经吏部考试合格后再授职不同。在优异的名利鼓励下，士人日增，进士及第的人数也增加，太宗二年（977）朝廷已录取五百余人，均授优职。应考者亦日渐增至万余人，录取七百人。每三年一试（1066），遂为定制。这种转移世风的政策，确是用心良苦。
宋真宗还写过一首通俗的《劝学诗》，来劝导民众走科举之途。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富贵、荣华、娇妻均可于读“五经”而得之。此诗意境卑下，文辞鄙俚，是北宋开国之初所作，但其用心良苦，亦可概见。
为更进一步地奖励读书人，宋廷提高官吏的俸禄。以左右仆射为例，除正俸外，其他衣食住行均有津贴，名目繁多，包括酒、茶、厨料及从人七十人衣粮，此外有退休金及额外恩赏。每岁郊天，行“推恩封荫”，各官均被赏赐银帛，并封“荫子”，即推恩及子孙。
宋代重视科举，兼及学校。宋太祖初设国子监，生徒额为七十名，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习五经，以后人数增加，但入学资格限制过于窄狭，不符合要求，乃增设太学，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皆可入学。宋徽宗时有太学生三千八百人，学生皆有生活津贴。
南宋高宗十七年（1143），政府恢复太学，入学采用考试方法，最初报考者六千人，取录三百人，其后报考者众，至南宋宁宗八年（1202）时，参加太学生入学考试的人数已达两万七千余人。
在朝廷“崇儒”的政策下，读书的风尚大盛。地方的州县也分别立学，入学者可免户役不等，设有“教授”以督导之。
私人讲学以北宋的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四大书院最著名。书院起源于唐，自宋而大盛，均设在风景优美之地，藏书丰富，有学者讲学其中。白鹿洞书院有“学徒常数千百人”，朝廷对之十分鼓励，均颁额赐书。南宋成立的书院更多，可考者有四十余所。两宋教育之发达，读书风气之浓厚，为亘古所未见。
在宋代，印刷术的精进与普及对于文化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时虽已发明活字版印刷术，但一般仍用刻版，木板、纸张、墨、雕刻术均极讲究，故宋本成为后世拱璧。宋室倡导文风，故由政府汇编丛书，以享社会，其最大部丛书有四：《太平御览》一千卷，集六朝至唐代类书；《册府元龟》一千卷，以历史为主；《文苑英华》一千卷，辑选南朝至唐代之诗文；《太平广记》五百卷，辑小说。
其他经、史、子类的书籍，政府亦刻印，包括刊刻佛教的《大藏经》及道家的著作。政府刻印普及各家典籍，毫无偏颇。地方政府亦刊印书籍，称为“公使库本”。书籍普及，与必须手抄一部《汉书》才能开始攻读汉史的情况，相差不啻霄壤。典籍既不为极少数门第世族所独享，普及于一般人士，自极有助于文化进步。当时人士的著作，亦盛行刻印，亦足以鼓励创作。
当然，繁荣的前提是和平。两宋先后经历了与辽、西夏、金、蒙古的对峙和战争，但国境内大体上和平的时期居多，尤其是大江南北几乎没有大战乱。长时期的和平使农业兴盛，工商发达。富庶的民生，熙和的社会，正是创造文化的温床。何况还有唐代所创发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做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