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害死苏轼的乌台诗案(他是乌台诗案始作俑者)(1)

虞美人·寄公度 舒亶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小词的作者,正是那位罗织了“乌台诗案”而害得苏东坡凄苦半生的大名鼎鼎的“奸臣”舒亶舒信道。今天且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奸臣”的词是否也如同其名声一般腐臭不堪,令人疾首蹙额。

元丰六年(1083年),舒亶因与尚书省意见相左被逐出京城,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后才得以复起。这首词是舒亶重新出仕后,感慨物是人非所作,并寄于友人。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开头两句写日暮登台所见,境界宏大,隐有吞吐天地之豪气,寥寥几字便勾勒出一幅烟波浩渺的画卷。“芙蓉落尽”点明时节,暗示草木摇落、衰败孤寂之意。“天涵水”则是登高眺望所见之景,暮色将至,水面上腾起浓浓的雾气,远远望去,水天一色,苍茫一片。“沧波起”点出寒意,冬季傍晚时分,波涛涌动,带来阵阵寒气。此两句重在写天地之广,暗含人世沧桑的慨叹。

差点害死苏轼的乌台诗案(他是乌台诗案始作俑者)(2)

接着,词人将视角由平远而移向高远。“背飞双燕贴云寒”,正当独立苍茫、黯然凝望之际,却又见一对燕子,相背向云边飞去。 “背飞双燕”尤言“劳燕分飞”。《玉台新咏》卷九《东飞伯劳歌》云: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牵牛)织女时相见。”后即用来称朋友离别。“贴云寒”状飞行之高;高处生寒,由联想而得。一个“寒”字,又从视觉升华为一种心理,暗示着离别的悲凉况味。“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是补叙之笔,“独”字轻轻点出,既写倚栏眺景者为独自一人,又透露出触景而生的孤独惆怅之感。

下片“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两句是说光阴荏苒,转眼又是岁暮,雪满京城,寂寥寡欢,唯有借酒遣日而已。渲染出了一派冷寂的气氛:雪夜把盏,却少对酌之人,岁暮怀人的孤凄心境可想而知。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故人即指词人好友公度,“早晚”为随时、每日之意。这两句从对方着笔,心有同感,友情的思念彼此相似,我之思彼,亦如彼海内存知己之思我,想象老朋友也天天登高望远,思念着我;即使道远雪阻,他也一定会给我寄赠一枝江南报春的早梅。南朝时的陆凯曾折梅题诗,不远千里寄于挚友范晔以表相思,传为千古佳话。这里运用此典,这一枝明艳清香的“江南春色”,定会给“雪满长安”的友人带来亲切的问候和友情的温暖。虽是用典,却又切合词人当年与友人置酒相别的一段往事。

若非知晓此词为舒亶所作,恐怕有不少人会把它当作是稼轩手笔。此“张冠李戴”倒也无可厚非,小词全篇都洋溢着豪迈的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虽身处逆境、物是人非,可是心中所珍视者,却从未改变。就像刘梦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像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更像辛稼轩“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还真别说,舒亶的十年赋闲倒与辛稼轩在带湖的十年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出人意料,一个在史书中身败名裂的“千古罪人”竟能作出此等壮阔雄浑,而又流淌着纯净清气的文章诗词。可揭开了这历史这位绝世美人的面纱后,一切,却又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差点害死苏轼的乌台诗案(他是乌台诗案始作俑者)(3)

舒亶,慈溪人。慈溪,即今日浙江余姚,鱼米之乡,人杰地灵,一方水土孕育了无数的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及冠后,舒亶前往附近的明州,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

彼时代官家牧守明州的,正是后来的变法领袖王安石。王安石在明州鼓励教育,兴建州学,明州由是文运大振,学风渐浓,产生了并称为“庆历五先生”的五位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青年时代的舒亶,沐浴着王安石的恩泽,仰望着王安石的容颜,心中渐渐将王安石视为偶像,这也为他今后参与变法埋下了伏笔。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舒亶考中进士,仅24岁的他在礼部考试中获第一名。寇莱公,尚未及冠即中进士;苏东坡,年仅二十便中榜眼,在那个中举比例千里无一的文人的时代,舒亶也可以称得上“少年得意”这四字了。

此后,朝廷授临海尉,他却因少年意气,一怒之下擅杀不孝部下而辞官回乡。复起后,调任审官院主簿。不久,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即出使西夏,划分宋夏疆界。西夏问题一直是大宋的一个沉疴宿疾,数百年来游牧民族不断侵扰进犯疆界,搞得西北民不聊生。那时的大宋刚刚与西夏结束了一场战争,双方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但舒亶却谢绝了护卫,单骑匹马进入龙潭虎穴,向对方宣示朝廷旨意。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他颈上予以威胁,但他却神色自若,慷慨陈词。这些壮举感动了尚勇崇武的西夏君臣,使之接受宋朝划定疆界的意见,舒亶倚仗着他一腔为国的赤胆忠心,圆满完成了任务。

此时,昔日偶像王安石进入中枢,出任参知政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大名鼎鼎的“熙丰变法”。舒亶当然也参与了这一历史性改革,并成为王荆公的左膀右臂。

王安石很是喜欢这个忠直耿介的晚辈后生,觉得他很像自己,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往无前。商君变法成功,却惨遭旧贵族五马分尸;谭公嗣同,变法失败,亦殒命于菜市口。变法就意味着否定过去,意味要与朝中大多数的勋贵公卿为敌,无论新政结果如何,他们这些新党都注定不会有好下场。王安石知道,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而能陪他一起走这段路的人,必须是和他一样的“倔驴”,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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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开始后,舒亶进入御史台工作。他天生就一块做御史的好料。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皆置“史”,负责记录言行、纠察百官,国君之史即为“御史”。这些御史们,整天窝在满是柏树乌鸦的御史台里,眼高于顶,满脸菜叶子般的青黄之气,心中总是想着明天弹劾谁,同行之间也无话可说。他们被文武百官视为瘟神灾星,碰到之后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里,生怕有什么刺儿被他们挑出来大做文章,百口莫辩。

毫无疑问,偏执而又忠勇的舒亶在御史台里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做到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而此时,舒亶做出了最为后人所诟病的一件事:乌台诗案。

当时的苏轼已经接过了恩师欧阳修文坛盟主的位置,隐隐成为天下文宗,在广大士子心中的地位也举轻若重。而苏轼又偏偏不与王安石合作,反而到处阻挠贬低新法。苏轼嘛,典型的大嘴巴,口舌又毒,不给人留情面,便是宽厚如王荆公也被他弄得心烦气躁。

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党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他“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最终,苏轼被逮捕下狱,险些丧命。这便是由舒亶参与策划的“乌台诗案”。

虽然舒亶的初衷只是为变法扫除障碍,可是却害惨了苏东坡。自此之后,苏东坡,兜兜转转,流浪于南北各地。

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名传千古的散文家,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仙人。喜爱苏轼成为了中国历代文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而舒亶,这个用文字狱将苏轼置于万劫不复的宵小之徒,自然背上了千古的骂名。

可一件事真的能代表人的一生吗?

差点害死苏轼的乌台诗案(他是乌台诗案始作俑者)(5)

舒亶正应了那句话: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一怒之下擅杀部下是少年意气;单枪匹马闯入敌营也是少年意气,用诗文陷害苏轼更是少年意气,最后,他的仕途也倒在了少年意气上。

元丰年间,新党虽仍占上风,但神宗已对改革和改革派产生怀疑,进而对新党由支持转向利用。也正在这一时期,舒亶担任御史中丞,从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此时,新党与温和派之间,新党内部,已多分裂。元丰四年,舒亶被人利用,卷入了攻击王珪的政治阴谋。他终于把朝臣得罪了个遍,在百官一致的弹劾下,神宗以微罪将其罢官,闲置十年之久。这才有了那个“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的迁客骚人。

那个闲倚阑干的孤家寡人,也一定不止一次地梦到国家富强、民风物阜,梦想着有朝一日在王荆公的带领下,他全身披挂,为国出征,谈笑间连下辽城,夺回燕云十六州,抚平大宋王朝永远的创痛。

我虽然很喜欢东坡,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舒亶。如果可以的话,我愿做词中那个“早晚上高台”的故人,在遥远的朔方,折下一枝白玉般的梅花,不远千里将这明媚春色赠送给他。

我想,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先生虽可能对此碎碎念过,但心中也一定对他恨不起来吧。毕竟,他们同为当歌则歌、当笑则笑、当哭则哭的赤子,同怀着一颗胸怀天下、广济四海的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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