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美人·寄公度 舒亶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这首小词的作者，正是那位罗织了“乌台诗案”而害得苏东坡凄苦半生的大名鼎鼎的“奸臣”舒亶舒信道。今天且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奸臣”的词是否也如同其名声一般腐臭不堪，令人疾首蹙额。
元丰六年（1083年），舒亶因与尚书省意见相左被逐出京城，在家赋闲十年之久后才得以复起。这首词是舒亶重新出仕后，感慨物是人非所作，并寄于友人。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开头两句写日暮登台所见，境界宏大，隐有吞吐天地之豪气，寥寥几字便勾勒出一幅烟波浩渺的画卷。“芙蓉落尽”点明时节，暗示草木摇落、衰败孤寂之意。“天涵水”则是登高眺望所见之景，暮色将至，水面上腾起浓浓的雾气，远远望去，水天一色，苍茫一片。“沧波起”点出寒意，冬季傍晚时分，波涛涌动，带来阵阵寒气。此两句重在写天地之广，暗含人世沧桑的慨叹。
接着，词人将视角由平远而移向高远。“背飞双燕贴云寒”，正当独立苍茫、黯然凝望之际，却又见一对燕子，相背向云边飞去。 “背飞双燕”尤言“劳燕分飞”。《玉台新咏》卷九《东飞伯劳歌》云：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牵牛）织女时相见。”后即用来称朋友离别。“贴云寒”状飞行之高；高处生寒，由联想而得。一个“寒”字，又从视觉升华为一种心理，暗示着离别的悲凉况味。“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是补叙之笔，“独”字轻轻点出，既写倚栏眺景者为独自一人，又透露出触景而生的孤独惆怅之感。
下片“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两句是说光阴荏苒，转眼又是岁暮，雪满京城，寂寥寡欢，唯有借酒遣日而已。渲染出了一派冷寂的气氛：雪夜把盏，却少对酌之人，岁暮怀人的孤凄心境可想而知。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故人即指词人好友公度，“早晚”为随时、每日之意。这两句从对方着笔，心有同感，友情的思念彼此相似，我之思彼，亦如彼海内存知己之思我，想象老朋友也天天登高望远，思念着我；即使道远雪阻，他也一定会给我寄赠一枝江南报春的早梅。南朝时的陆凯曾折梅题诗，不远千里寄于挚友范晔以表相思，传为千古佳话。这里运用此典，这一枝明艳清香的“江南春色”，定会给“雪满长安”的友人带来亲切的问候和友情的温暖。虽是用典，却又切合词人当年与友人置酒相别的一段往事。
若非知晓此词为舒亶所作，恐怕有不少人会把它当作是稼轩手笔。此“张冠李戴”倒也无可厚非，小词全篇都洋溢着豪迈的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虽身处逆境、物是人非，可是心中所珍视者，却从未改变。就像刘梦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像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更像辛稼轩“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还真别说，舒亶的十年赋闲倒与辛稼轩在带湖的十年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出人意料，一个在史书中身败名裂的“千古罪人”竟能作出此等壮阔雄浑，而又流淌着纯净清气的文章诗词。可揭开了这历史这位绝世美人的面纱后，一切，却又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舒亶，慈溪人。慈溪，即今日浙江余姚，鱼米之乡，人杰地灵，一方水土孕育了无数的英雄豪杰、才子佳人。及冠后，舒亶前往附近的明州，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
彼时代官家牧守明州的，正是后来的变法领袖王安石。王安石在明州鼓励教育，兴建州学，明州由是文运大振，学风渐浓，产生了并称为“庆历五先生”的五位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青年时代的舒亶，沐浴着王安石的恩泽，仰望着王安石的容颜，心中渐渐将王安石视为偶像，这也为他今后参与变法埋下了伏笔。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舒亶考中进士，仅24岁的他在礼部考试中获第一名。寇莱公，尚未及冠即中进士；苏东坡，年仅二十便中榜眼，在那个中举比例千里无一的文人的时代，舒亶也可以称得上“少年得意”这四字了。
此后，朝廷授临海尉，他却因少年意气，一怒之下擅杀不孝部下而辞官回乡。复起后，调任审官院主簿。不久，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即出使西夏，划分宋夏疆界。西夏问题一直是大宋的一个沉疴宿疾，数百年来游牧民族不断侵扰进犯疆界，搞得西北民不聊生。那时的大宋刚刚与西夏结束了一场战争，双方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但舒亶却谢绝了护卫，单骑匹马进入龙潭虎穴，向对方宣示朝廷旨意。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他颈上予以威胁，但他却神色自若，慷慨陈词。这些壮举感动了尚勇崇武的西夏君臣，使之接受宋朝划定疆界的意见，舒亶倚仗着他一腔为国的赤胆忠心，圆满完成了任务。
此时，昔日偶像王安石进入中枢，出任参知政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大名鼎鼎的“熙丰变法”。舒亶当然也参与了这一历史性改革，并成为王荆公的左膀右臂。
王安石很是喜欢这个忠直耿介的晚辈后生，觉得他很像自己，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一往无前。商君变法成功，却惨遭旧贵族五马分尸；谭公嗣同，变法失败，亦殒命于菜市口。变法就意味着否定过去，意味要与朝中大多数的勋贵公卿为敌，无论新政结果如何，他们这些新党都注定不会有好下场。王安石知道，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而能陪他一起走这段路的人，必须是和他一样的“倔驴”，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
变法开始后，舒亶进入御史台工作。他天生就一块做御史的好料。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皆置“史”，负责记录言行、纠察百官，国君之史即为“御史”。这些御史们，整天窝在满是柏树乌鸦的御史台里，眼高于顶，满脸菜叶子般的青黄之气，心中总是想着明天弹劾谁，同行之间也无话可说。他们被文武百官视为瘟神灾星，碰到之后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里，生怕有什么刺儿被他们挑出来大做文章，百口莫辩。
毫无疑问，偏执而又忠勇的舒亶在御史台里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做到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而此时，舒亶做出了最为后人所诟病的一件事：乌台诗案。
当时的苏轼已经接过了恩师欧阳修文坛盟主的位置，隐隐成为天下文宗，在广大士子心中的地位也举轻若重。而苏轼又偏偏不与王安石合作，反而到处阻挠贬低新法。苏轼嘛，典型的大嘴巴，口舌又毒，不给人留情面，便是宽厚如王荆公也被他弄得心烦气躁。
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党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他“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最终，苏轼被逮捕下狱，险些丧命。这便是由舒亶参与策划的“乌台诗案”。
虽然舒亶的初衷只是为变法扫除障碍，可是却害惨了苏东坡。自此之后，苏东坡，兜兜转转，流浪于南北各地。
苏轼，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名传千古的散文家，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仙人。喜爱苏轼成为了中国历代文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而舒亶，这个用文字狱将苏轼置于万劫不复的宵小之徒，自然背上了千古的骂名。
可一件事真的能代表人的一生吗？
舒亶正应了那句话：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一怒之下擅杀部下是少年意气；单枪匹马闯入敌营也是少年意气，用诗文陷害苏轼更是少年意气，最后，他的仕途也倒在了少年意气上。
元丰年间，新党虽仍占上风，但神宗已对改革和改革派产生怀疑，进而对新党由支持转向利用。也正在这一时期，舒亶担任御史中丞，从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此时，新党与温和派之间，新党内部，已多分裂。元丰四年，舒亶被人利用，卷入了攻击王珪的政治阴谋。他终于把朝臣得罪了个遍，在百官一致的弹劾下，神宗以微罪将其罢官，闲置十年之久。这才有了那个“独向小楼东畔、倚阑看”的迁客骚人。
那个闲倚阑干的孤家寡人，也一定不止一次地梦到国家富强、民风物阜，梦想着有朝一日在王荆公的带领下，他全身披挂，为国出征，谈笑间连下辽城，夺回燕云十六州，抚平大宋王朝永远的创痛。
我虽然很喜欢东坡，可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舒亶。如果可以的话，我愿做词中那个“早晚上高台”的故人，在遥远的朔方，折下一枝白玉般的梅花，不远千里将这明媚春色赠送给他。
我想，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东坡先生虽可能对此碎碎念过，但心中也一定对他恨不起来吧。毕竟，他们同为当歌则歌、当笑则笑、当哭则哭的赤子，同怀着一颗胸怀天下、广济四海的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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